試析《“麗京門”是“麗景門”之誤》之誤

    ——與劍良先生商榷
        
    老城區(qū)仿古城門修建竣工之后，關(guān)于城門門額中“京”“景”之辨漸熱。近讀為該門額署書的劍良先生《“麗京門”是“麗景門”之誤》一文，由衷為先生襟懷折服，并愿援其改“京”為“景”的吁請以附驥。或是百密一疏，先生文中還略存微瑕。以不為賢者諱為念，從原文中先后為先后，筆者愿與劍良先生聊一商榷。
       
    一是“洛陽都城建設(shè)最早是從隋煬帝楊廣建都洛陽開始的”。實際上，東周、東漢、曹魏、西晉、北魏都洛在先，洛陽都城建設(shè)的歷史自當(dāng)先于隋，這在洛陽考古中歷代都城城墻遺址的夯土基址以及宮殿礎(chǔ)柱等發(fā)現(xiàn)中已被證明，因此，“最早”的界定似為不妥。
       
    二是“（外郭）城四面共十座城門……西兩座，南為麗景門，北為宣曜門……北面兩座：東為喜迎門”的說明存在疑點。從清人徐松《唐兩京城坊考》中有關(guān)隋唐東都外郭城文字表述及書中《東都外郭城圖》中皆無西有二門的證明。實際為外郭城門僅八座，其西面并無城門。隋唐東都外郭城西面即皇家園林之西苑（隋稱會通苑，又稱上林苑；唐稱東都苑，其間唐武德初年改稱芳華苑、武后時期又稱神都苑），而外郭城為縉紳士民生活活動處所，皇家園林絕不會設(shè)門向其開放，故西面從未設(shè)門。關(guān)于這一點，《河洛勝跡記》中《隋唐東都城·外郭城》中也有“史載外郭城西垣無門”的說明。另外，北面東門“喜迎門”之“迎”應(yīng)為“寧”之筆誤。此門隋稱喜寧門，唐改稱安喜門。
       
    三是在皇城的介紹中再次出現(xiàn)了“西面二門，南曰麗景門，北曰太陽門（后改為宣曜門）”的表述，而外郭城“西面”與皇城西面均有名號雷同的城門是斷不可能的。然而，皇城與外郭城的這一幾乎相同的重復(fù)才是確實存在的，并足可顛覆外城郭西垣有此二門的論述。首先，在徐松著作中東都皇城“西面二門，南曰麗景門，北曰宣輝門”可資為佐，且《東都宮城皇城圖》圖示中皇城西垣南北確有此二門標(biāo)識。其次，不能想像注重寓意、詞藻豐富的隋唐政要、文人會用兩組相同的名稱同時嵌在大都會巍巍高垣上來羞慚自己（《紅樓夢》中大觀園里各處命名時的推敲經(jīng)營也足證古人之苦心孤詣），這又從命名的推論上進一步旁證了外郭城西面無門的史實。另外，從西面南門所處位置及字面意義上，如以“京”權(quán)之，其意有七，為高岡、大、國都、圓形的大谷倉、數(shù)目名、古地名、姓，均不相契；但如將此門與其西面毗鄰的西苑放入登高西眺的視角中聯(lián)系起來，再用“麗景”二字以容美好景象并名以城門，當(dāng)是恰如其分的。還需說明的是，西面北門隋稱西太陽門（與東面的東太陽門相應(yīng)），至唐改稱宣輝門；皇城北面與宮城有墻相隔，并無先生文中“北面僅有一應(yīng)福門”的記載及考古發(fā)現(xiàn)，而且宮城系皇帝閱政禁地及皇室起居之處，具有“非詔禁入”的性質(zhì)，皇城則是京師文武衙署辦公之所，因此皇城北面不設(shè)門也是為皇室各方面考慮時的“題中應(yīng)有之義”；至于“應(yīng)福門”，北宋時西京洛陽皇城北面確僅有一門，稱應(yīng)福門。
        
    四是明洪武時改建洛陽城墻后，其南門應(yīng)為長夏門，而非長安門。
      
    五是時間上存在明顯硬傷，如“洛陽‘麗景門’自隋唐至明朝1200年來……”。如依隋大業(yè)元年（605年）楊廣確定洛陽為東都、展開興建，并用“大業(yè)”為年號以志紀(jì)念為始的話，那么到明亡之崇禎十七年（1644年），共歷時1039年；倘以1200年計，則多出了161年。另外，將1981年稱作“近代”也與史界斷代概念相左。
     
    六是對上世紀(jì)30年代歐人航拍的民國時洛陽全城鳥瞰圖，所言“西面城門也明確說明是‘麗景門’”也似不妥。事實上，明萬歷初年，洛陽西門已改稱瑞光門（如從此說，麗景門稱謂的實際沿用時間只有960余年，而又非1039年了）；至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重修后的西門又改稱萬安門，則去“麗景”更遠。今老城西關(guān)有萬安街，當(dāng)是清萬安門的孑遺。因此，自清以降，洛陽西門當(dāng)約定俗成的被稱之為萬安門而非麗景門了。
    
    七是新西關(guān)橋于1986年3月建成并更名為麗景橋，但文中又提到1981年地名普查時已有“中州東路麗景橋”的記載，這或許僅是表述時的失察。
 
    鑒于學(xué)淺識陋，以上所述必有乖舛，不當(dāng)之處，敢請劍良先生雅正并祈就正于方家。（原標(biāo)題：試析《“麗京門”是“麗景門”之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