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征伐  統一北方

    曹操取得鄴城后，便以鄴城為根據地，進行一系列軍事行動，統一了中國北方。他首先平定了河北地區，逐步消滅了袁譚、袁熙、袁尚及高干的殘余軍隊，徹底掃除了袁氏勢力。又北征三郡烏桓，穩定了北方邊界。在東方，他軍至淳于（今山東東部），擊垮管承，使其退隱海島，東方得以安寧。他在晚年，主要是向西征服馬超、韓遂、張魯等勢力，并西征羌人，平定了關中、隴右、涼州等地。與此同時，又向南數次攻打孫權、劉備，逼孫劉勢力于江南、巴蜀之地。曹操四處用兵，使中國北方的廣大領土統一于曹魏政權之下，使東漢后期的混亂局面得以平復。

    改革政治  發展經濟

    曹操在他控制的地區，改革了袁紹乃至東漢的許多行政制度。他注重抑強扶弱，關注民生。在進駐鄴城不久，免除了當地當年的租賦。又下達了一道《收田租令》，令中說：“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針對袁紹放縱豪強，兼并土地嚴重，租賦不均的情況，制定了較輕的租賦承擔標準。還要求各地長官進行督察，禁止豪強轉嫁租賦。在選舉人才上，注重實才，不重虛名。他曾發布三道《求賢令》，廣攬天下有用之人。曹操任用毛玠主管人才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于時有盛名而行不本者經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一次，曹操之子曹丕叫毛玠推舉自己的一個親眷，毛玠不畏權勢，以此人不合適斷然拒絕。曹操曾感嘆毛玠：“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哉！”曹操真是選用了一個好“組織部長”、好“人事部長”！而他本人，亦如他未成名時，許子將預料他的那句話“治世之能臣”！

    由于用人得當，這段時期社會平穩，生產發展，物阜民豐。西晉左思的《魏都賦》描寫了鄴城的繁榮景象：“廓三市而開廛，籍平逵而九達。班列肆以兼羅，設阛阓以襟帶……”總之，鄴城是店鋪林立，貨物充足，商賈云集，交易繁忙，車水馬龍，人聲鼎沸。而郊區是水渠縱橫，田園整齊，農舍稠密，環境優美，百姓喜悅。

    都城雄偉  對稱布局

    曹操在封魏公前，便看中了鄴城這個地方，準備長期居住在此。他在做丞相的前期，就已著手改建鄴城。《魏都賦》說：“修其郛郭，繕其城隍。經始之制，牢籠百田……”書載曹魏鄴城“東西七里，南北五里”，宮殿在城內北半部的正中間，主殿名文昌殿。文昌殿東為東宮，有聽政殿。之西為西園，建銅雀臺后又名銅雀園。西城墻的北邊有金鳳臺、銅雀臺和冰井臺這組著名的建筑。城中的南半部為居民區和商業區。整座城市以穿過宮殿區的南北中軸線呈對稱性分布，開創我國都城對稱性布局的先河，對日本、韓國的古代都城布局有重要影響。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韓國的學者不斷到古鄴城進行考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聯合組織了鄴城考古隊，自1983年以來對古鄴城進行考古發掘，筆者曾參與了這一重大考古活動，現在仍未停止。

    建安文學與西園之會

    東漢后期，社會動蕩不安，使文人的思想得到了解放，文學創作走上了改革創新之路，在建安初期便產生了建安文學。曹操頗愛文學，對文人較為器重，在他的幕府內便形成了一個文人集團。這些文人除參與曹魏政權的事務外，還經常吟詩作賦，創作了大量詩賦。這些文學作品多具有慷慨、悲涼、蒼勁風格，這種風格被后人稱為建安風骨，其作品被稱為建安文學。建安文學在鄴下發展到了頂峰，開創了我國文學史中現實主義文學的新時代。

    鄴下文人以史稱“三曹”的曹操、曹丕、曹植為中心，以“七子”王粲、徐干、阮瑀、應玚、劉楨、陳琳、孔融為主，加上邯鄲淳、楊修、女詩人蔡琰、曹丕夫人甄氏等百余人。這個集團中的許多人經常在西園聚會，飲酒賦詩，觀賞歌舞，評論作品。這種聚會被稱為西園之會。西園之會不僅發展了建安文學，而且亦成了后世文人聚會的先聲。西晉時有“二十四友”的金谷之會，東晉建康文壇有蘭亭之會，南朝謝氏家庭的烏衣之會等，都是仿效鄴下文人的西園之會而產生的。

    銅雀歌舞和書法藝術

    在我國藝術發展史上，曹操魏都的歌舞占據了重要地位。像建安文學一樣，由于打破了兩漢以來儒家禮教的束縛，曹魏時的歌舞藝術也出現了欣欣向榮的局面。在給詩歌配樂時，在傳統的雅樂中滲入了一種另類的音樂，從而產生了一種叫做“相和三調”的新曲。曹操、曹丕、曹植都創作了許多可配相和三調樂曲的曲辭，《樂府詩集》中就收集有“三曹”的曲辭37首。曹操時的相和三調曲主要在銅雀臺上演唱，故又稱為銅雀三調。這種銅雀三調對后世影響很大，盛極南朝的清商樂就是由銅雀三調演變而成的。有曲就有舞，銅雀藝人在演奏相和三調音樂時，還要配以舞蹈，這種音樂和舞蹈就稱銅雀歌舞，唱的曲辭主要是“三曹”作的曲辭。

    書法方面，西漢通行的是隸書，到東漢時又出現了兩種書體，一種是楷書，一種是草書。這兩種書法都是隸書的變體。楷書亦稱楷隸，也稱八分書。曹魏時著名的書法家有韋誕和鐘繇，曹操宮殿的門匾匾文多為鐘繇所寫。鐘繇善楷書，師法曹喜、蔡邕、劉德升，博采眾長，兼善各體，尤精楷隸，點畫之間多有異趣，結體樸實，出乎自然，形成了由隸入楷的新貌，與王羲之并稱“鐘王”，對我國書法藝術的發展起過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