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發(fā)掘時期

　　 這個時期主要是由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對殷墟進行科學發(fā)掘。

　　 15次科學發(fā)掘

　　 1928年10月13日至1937年6月19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對殷墟進行了15次科學發(fā)掘，其中殷代王都即小屯村發(fā)掘12次，殷代王陵即西北岡發(fā)掘3次。除上述兩地外，還在小屯村附近的12個地方的遺址上進行了發(fā)掘。15次發(fā)掘得甲骨24918片。這些科學發(fā)掘的甲骨，有明確的坑位和同出的器物，絕對排除了偽片。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殷墟的科學發(fā)掘被迫停止。

　　 科學發(fā)掘所得甲骨文的著錄書

　　 《殷墟文字甲編》董作賓編著，1948年4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董作賓作序，李濟作跋。該書收錄甲骨，除少數(shù)朱書影印外，全部為拓片。拓片計：甲2513片，骨1425片，還有3件獸頭刻辭及1件鹿角器，共3942片，每片都附有發(fā)掘次數(shù)及原編號。所收錄的甲骨，是第1～9次發(fā)掘所獲。

　　 《殷墟文字乙編》上、中、下3輯　上輯1948年10月出版；中輯1949年3月出版；下輯1953年12月出版。董作賓編著，上輯有董作賓序。3輯全部為拓本，是殷墟第13～15次發(fā)掘所得甲骨中的9105片。極少數(shù)朱書者為影印。每片編號下皆附有坑位登記號。

　　 另外，河南省博物館發(fā)掘殷墟獲甲骨計3656片，選其中800片編為《殷墟文字存真》1～8集（1931年），930片由孫海波編為《甲骨文錄》（1938年1月）。

　　 傳世甲骨的著錄書　主要有董作賓的《新獲卜辭寫本》（1928年12月），收錄甲骨381片；容庚的《殷契卜辭》（1933年5月），收錄甲骨874片；羅振玉的《殷墟書契續(xù)編》（1933年9月），收錄甲骨2016片；商承祚的《殷契佚存》（1933年10月），收錄甲骨1000片；方法斂的《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1935年），收甲骨1687片。

　　 甲骨文分期斷代的研究　董作賓1931年在《大龜四版考釋》中提出坑層、同出器物、貞卜事類、所祀帝王、貞人、文體、用字、書法8項標準，對甲骨文進行斷代。特別是首創(chuàng)“貞人說”，作為甲骨文斷代的一個重要標準。1933年在《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中，將殷墟出土的殷代甲骨文分為5個不同時期，即第一期：武丁及其以前的盤庚、小辛、小乙；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廩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分期的標準有10項，即世系、稱謂、貞人、坑位、方國、人物、事類、文法、字形、書體。將殷墟出土的10多萬片甲骨文，分為前后5個不同時期，不僅對研究商代后期各階段的歷史，而且對探討文字體、文例的變化發(fā)展都有重要意義。《甲骨文斷代研究例》的發(fā)表，是甲骨文研究中一件劃時代的大事。

　　 郭沫若對甲骨文的研究　郭沫若從1928年開始，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研究甲骨文，并用甲骨文材料探討商代歷史。在甲骨文研究方面，不僅結出豐碩之果，而且開創(chuàng)了新局面。

　　 1927年以后，郭沫若旅居日本，潛心研究中國古代歷史，同時注意搜集研究殷墟甲骨文，并用甲骨卡辭的資料研究商代歷史。1930年3月出版《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其中《卜辭的古代社會》即以甲骨卜辭為資料闡述商代的社會面貌。

　　《甲骨文字研究》，1931年出版，共收考釋文章17篇。1952年重印時，刪去9篇，加1篇共9篇，又加重印弁言。在弁言中講，通過考釋文字“來了解殷代的生產(chǎn)方式、生產(chǎn)關系和意識形態(tài)”。另外，在文字考釋上也有創(chuàng)見。

　　 《卜辭通纂》，1933年5月日本東京文求堂影印出版。郭沫若編撰該書的目的是“選擇傳世甲骨之精粹者，重新加以排比之，并一一加以考釋，以便觀覽。”正文著錄甲骨792片（書中編號為800片，但缺340～347號），按干支、數(shù)字、世系、天象、食貨、征伐、田游、雜纂編排。別錄之一著錄甲骨42片，別錄之二著錄甲骨87片，均為照片，是日本11家藏品。考釋中有不少新見解，且簡明通俗，是初學甲骨文的一部較好的入門書。

　　 《殷契粹編》，1937年5月日本東京文求堂石印。1965年5月科學出版社出版。1965年新版拓片印刷清晰，又按甲骨原形拓出，因而有的拓片字數(shù)增加，胡厚宣考釋新增的字列表附書后。全書由于省吾校閱，于氏的一些看法，錄于眉批。該書收錄的甲骨從劉體智所藏選1595片，加以排比和考釋。該書與《卜辭通纂》著錄的甲骨都是1928年前傳世的精品，其中不少是羅振玉諸家所未知或遺誤者，又考釋多有創(chuàng)見。所以，兩書出版后，受到國內(nèi)外學術界的高度重視。

　　 胡厚宣甲骨文著錄　抗日戰(zhàn)爭期間出土甲骨的搜集和著錄，胡厚宣作出了重大貢獻。抗戰(zhàn)勝利后，胡厚宣從四川到京、津、滬、寧一帶，努力搜集流散的甲骨并予以整理，50年代先后出版：《戰(zhàn)后寧滬新獲甲骨集》（1951年4月），收錄甲骨1141片；《戰(zhàn)后南北所見甲骨錄》（1951年9月），收錄甲骨3276片，大部分為第一次著錄的新材料；《戰(zhàn)后京津新獲甲骨集》（1954年），收錄甲骨5642片；《甲骨續(xù)存》（1955年），上編2冊為拓本，著錄甲骨2755片，下編1冊為摹本，收甲骨998片，全書共著錄甲骨3753片。

　　 胡厚宣在搜集著錄甲骨的同時，還結合甲骨文資料，對商史和甲骨學中許多重要課題進行全面研究。據(jù)統(tǒng)計，到1949年10月，他的論著達54種，其中不少名篇收入《甲骨學商史論叢》，這部被譽為甲骨學史上“空前的金字塔式的論文集”，在中外學術界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1944年3月），收論文20篇，如《殷代封建制度考》、《殷代婚姻家庭宗法生育制度考》、《甲骨文四方風名考證》、《武丁時五類記事刻辭考》。《甲骨學商史論叢》二集（1945年4月），收入《卜辭中所見之殷代農(nóng)業(yè)》、《氣候變遷與殷代氣候之檢討》等論文。

　　 胡厚宣對殷墟甲骨文搜集、著錄和研究付出了辛勤勞動，作出了很大貢獻。陳子展在《題戰(zhàn)后南北所見甲骨錄》一文中談到殷墟甲骨文研究作出巨大貢獻的人物時說：“堂堂堂堂，郭董羅王，君不見，胡君崛起四君后，丹甲青文彌復光。”“四堂”即：郭鼎堂（沫若）、董彥堂（作賓）、羅雪堂（振玉）、王觀堂（國維）。胡君即胡厚宣。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至1949年10月，殷墟甲骨文著錄書主要的還有：黃浚《鄴中片羽》初集(1935年)，收甲骨245片；二集(1937年8月)，收甲骨93片；三集(1940年1月),收甲骨215片。唐蘭《天壤閣甲骨文存》（1939年4月）收甲骨108片。金祖同《殷墟遺珠》（1939年5月），收甲骨1459片。孫海波《誠齋殷墟文字》（1940年2月），收甲骨500片。胡厚宣《卜辭同文例》（1940年） ，收甲骨273片。李旦丘《殷契摭佚》（1941年1月），收甲骨118片。胡厚宣《甲骨六錄》（1945年7月），收甲骨659片。金祖同《龜卜》（1948年1月），收甲骨125片。外國有方法斂《甲骨卜辭》七集（1938年），收甲骨527片，《金璋所藏甲骨卜辭》（1939年），收甲骨484片。梅原末治《河南安陽遺寶》（1940年），收甲骨149片。同時，不少學者還對甲骨文例、碎片拼合、著錄書中重片的校對和商史中的一些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撰寫了專著和論文，考釋的字數(shù)也增加了,如朱芳圃《甲骨學文字編》（1933年）,收單字956個，孫海波《甲骨文編》（1934年），收單字1006個。

　　繼續(xù)深入發(fā)展時期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視對殷墟的考古發(fā)掘和保護。從1950年開始，國家陸續(xù)頒布一系列關于文物保護的政策法令。1959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殷墟建立了工作站，對殷墟進行考古調(diào)查與發(fā)掘。1961年，國務院公布殷墟為全國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950年4月12日至6月10日，由郭寶鈞主持在洹河南北發(fā)掘。于四盤磨西地SP11內(nèi)出土字骨1片，計3行16字，其文例與卜辭通例不同。這一發(fā)現(xiàn)，使殷墟甲骨文的出土地點，除小屯、侯家莊南地、后岡外，又加四盤磨。

　　 1955年秋，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于小屯村東發(fā)現(xiàn)字骨1片，上刻“丁卯、癸亥卜，王其入商，乙丑王弗每。弘吉。”

　　 1957年8月，高樓莊西薛家莊南地發(fā)現(xiàn)字甲1片，這是殷墟又一出土甲骨的地點。

　　 1958～1959年在大司空村H114內(nèi)出卜骨2片。1片正面刻“辛貞在衣”4字；另一片上刻“文貞”2字。字體纖細，似為習刻。這是殷墟又一出土甲骨之地。

　　 1971年在后岡發(fā)現(xiàn)字骨1片，小屯西地發(fā)現(xiàn)字骨10片。1972年在小屯西地出土刻辭卜骨3片、卜甲1片。

　　 1973年在小屯南地發(fā)現(xiàn)刻辭甲骨4511片，其中龜甲69片，牛胛骨4442片。

　　 1975～1977年間，在小屯村一帶先后采集刻辭卜甲3片、卜骨10片。

　　 此外，苗圃北地出土卜甲1片、卜骨1片，皆為習刻。

　　 這個時期，甲骨出土的范圍擴大了，尤其是1973年小屯南地所出的4511片甲骨，不僅數(shù)量多，而且內(nèi)容豐富，地層明確，為甲骨文及商史研究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小屯南地甲骨》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1980年10月中華書局出版。上冊包括凡例、前言、圖版號及拓片順序號目錄表、龜甲與背文統(tǒng)計表；下冊為釋文。

　　 該書收甲骨4612片，是1973年在小屯南地發(fā)掘的全部刻辭甲骨。因綴合530片，加上有背文等，共收4589片，其中甲71片，骨4518片。另外，附錄中收入自1971年以來在小屯一帶發(fā)掘及零星采集的甲骨拓本23片。

　　 該書收錄的甲骨，內(nèi)容豐富，其中有不少新材料，如軍旅編制方面的左、右旅及右、中、左戌，以及“大學”、“百工”等。尤其是編者在整理過程中，注意到考古發(fā)掘的地層、坑位關系及甲骨與陶器共存等情況，為甲骨文的分期斷代、殷墟文化分期和古文字研究，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材料。另外，圖版拓本不但注明其單位與順序號，而且還標明出土時的層位關系等，為恢復田野發(fā)掘原貌提供了根據(jù)。

　　 甲骨文集大成的著錄書《甲骨文合集》

　　 郭沫若主編，胡厚宣任總編輯，中華書局印行，13冊。

　　 殷墟甲骨文自出土以來，尚有不少分散于國內(nèi)外，未見于各種著錄書中。已出版的著錄書，有的因時間早，印數(shù)少，甚難見到；有的因當時印刷欠佳，拓本不清；有的收錄了偽片，待于更換。甲骨學的深入發(fā)展，迫切需要一部資料完備、科學性強的甲骨文資料匯編書，遂決定編輯《甲骨文合集》，并交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承擔。胡厚宣親自帶領或指導編輯組成員分赴25個省、市、自治區(qū)的98個單位，走訪了47位收藏家，對10萬片甲骨進行了墨拓。同時，收集了國內(nèi)外的甲骨著錄書（許進雄1979年出版的《懷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松丸道雄1983年出版的《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小屯南地甲骨》未收入集中），從1960年開始至1982年12月，歷時20余載，13冊出齊。

　　 全書收錄甲骨41956片，第1～12冊除少部分為照片外，其余為拓本；第13冊為摹本。所收甲骨，在廣泛搜集的基礎上，經(jīng)過了對重、去訛、換片、拼合等，科學性極強。

　　 該書將所收甲骨按時間先后分為5期，即：

　　 第一期　包括武丁及其以前盤庚、小辛、小乙時期。并將諸家意見分歧的“組”、“子組”、“午組”卡辭附于后，稱“附一期”；

　　 第二期　祖庚、祖甲時期；

　　 第三期　廩辛、康丁時期；

　　 第四期　武乙、文丁時期；

　　 第五期　帝乙、帝辛時期；

　　 每期又按其內(nèi)容分4項22類；

　　 階級和國家：1.奴隸和平民；2.奴隸主貴族；3.官吏；4.軍隊、刑罰、監(jiān)獄；5.戰(zhàn)爭；6.方域；7.貢納。

　　 社會生產(chǎn)：8.農(nóng)業(yè)；9.漁獵、畜牧；10.手工業(yè)；11.商業(yè)、交通。

　　 思想文化：12.天文、歷法；13.氣象；14.建筑；15.疾病；16.生育；17.鬼神崇拜；18.祭祀；19.吉兇夢幻；20.卜法；21.文字。

　　 其他：22.其他。

　　 對于一版上有一條以上的卜辭，包括多項內(nèi)容的，僅選其中一條進行分類，其他內(nèi)容另編索引，以備查考。

　　 《甲骨文合集》是80多年來甲骨文集大成的著錄書，為今后甲骨學和殷商史的研究提供了比較全面、系統(tǒng)的資料。

　　 分期斷代與文字考釋的研究進一步深入

　　 分期斷代的研究更加深入，如所謂“文武丁時代卜辭之謎”的時代問題，經(jīng)過近年的討論，特別是1973年小屯南地出土甲骨的地層資料，使其屬武丁時代的看法趨于一致，但也有學者持不同的看法，目前還正在討論中。

　　 甲骨的綴合、去重、辯偽工作也有進展。不少學者潛心研究，綴合了一些碎片，如郭若愚的《殷墟文字綴合》（1955年）、臺灣學者嚴一萍的《甲骨綴合新編》（1975年）等。綴合與辯偽，為甲骨學及殷商史的研究提供了更完整和更準確的資料。

　　 文字考釋取得了顯著成績，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文字考釋的新著問世。如于省吾的《甲骨文字釋林》，1979年6月中華書局出版，分上、中、下3卷及附錄，共收文章190篇。作者在序中說，甲骨文迄今發(fā)現(xiàn)約4500字左右，確認的約三分之一。而作者從事古文字研究40余年，所識者不到300。該書考釋認真、嚴謹，有些說法有獨特見解。另外，1954年科學出版社出版了楊樹達的《積微居甲文說·卜辭瑣記》和《耐林庼甲文說·卜辭求義》。

　　 其次，不少學者發(fā)表了甲骨文考釋的論文，如胡厚宣的《釋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風的祭祀》（《復旦學報》1956年1期）、《釋余一人》（《歷史研究》1957年1期）、《殷代的刖刑》（《考古》1973年2期），張政烺的《釋甲骨文中俄、隸、蘊三字》（《中國語文》1965年4期）、《卜辭裒田及其相關諸問題》（《考古學報》1973年1期），楊向奎的《釋“不玄冥” 》（《歷史研究》1955年1期） ，齊文心的《殷代的奴隸監(jiān)獄和奴隸暴動——兼甲骨文“圉”、“戎”二字用法的分析》（《中國史研究》1979年1期），汪寧生的《釋臣》（《考古》1979年3期）等 等。

　　 第三，再版了一批甲骨文字考釋的專著。如1952年人民出版社再版了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1956年再版了聞一多有關甲骨文字考證文章的《古典新義》，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唐蘭的《中國文字學》，1981年齊魯社重印唐蘭的《古文字學導論》，中華書局重印唐蘭的《殷墟文字記》等。

　　 一些工具書的再版與出版

　　 孫海波的《甲骨文編》經(jīng)修訂增補，于1956年由中華書局出版，該書取材40本著錄書，比1934年初版時增加了32本，基本上將50年代以前出版的甲骨著錄書均收集在內(nèi)。所收字也比過去增加。高明的《古文字類編》，1980年由中華書局出版。介紹甲骨學和甲骨學論著書目的著作也先后出版，如胡厚宣的《五十年甲骨文發(fā)現(xiàn)的總結》、《五十年甲骨學論著目》于1951年出版。

　　 《殷墟卜辭綜述》

　　 陳夢家著，1956年7月科學出版社出版。該書是一部較系統(tǒng)地總結1899～1956年間所出土的甲骨資料及研究成果的巨著。作者在利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研究甲骨文的體會，對殷墟甲骨文的發(fā)現(xiàn)、甲骨刻辭的內(nèi)容及研究的經(jīng)過和結果，進行了全面的總結，提出了不少新的見解。它在甲骨學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迄今仍有重大影響。

　　 《建國以來甲骨文研究》

　　 王宇信著，1981年3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該書系統(tǒng)而扼要地介紹了新中國成立30年來，我國學者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對甲骨文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就。

　　 臺灣和香港學者的重要貢獻

　　 臺灣和香港的學者為殷墟甲骨文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董作賓有關甲骨文研究的著作不少收于《董作賓先生全集》（1977年11月臺灣藝文印書館印行）。嚴一萍著有《續(xù)殷歷譜》（1955年10月）、《中國書譜殷商編》（1958年9月）、《集契匯編》（1969年6月）、《美國納爾森美術館藏甲骨刻辭考釋》（1973年1月）、《甲骨集成》第一集（1975年）、《甲骨綴合新編》（1975年6月）、《鐵云藏龜新編》（1975年7月）、《甲骨學》（1978年2月）、《北京大學國學門藏殷墟文字考釋》（1980年9月）、《甲骨斷代問題》（1982年8月）。金祥恒著有《續(xù)甲骨文編》（1959年10月）。

　　 《殷墟文字丙編》，總編輯李濟，編輯董作賓、石璋如、高去尋，著作者張秉權。3輯6冊，1957年8月至1972年出版。該書是由《乙編》及其編余的甲骨拼對復原，重新傳拓、編輯，并加以考釋而成。

　　 《甲骨文字集釋》，李考定著，1965年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輯出版。1970年10月再版。該書所收甲骨文字皆據(jù)孫海波的《甲骨文編》及金祥恒的《續(xù)甲骨文編》所輯。

　　 香港學者饒宗頤著有：《日本所見甲骨錄》（1956年6月）、《巴黎所見甲骨錄》（1956年12月）、《海外甲骨錄遺》（1958年）、《殷代貞卜人物通考》（1959年11月）、《歐美亞所見甲骨錄存》（1970年）。

　　 外國學者對甲骨文的研究

　　 外國一些學者致力于甲骨文研究，發(fā)表了不少論文和專著，使甲骨學成為一門世界性的學科。如日本1951年建立甲骨學會，創(chuàng)辦了會刊《甲骨學》；貝冢茂樹著有《古代殷帝國》（1957年12月）、《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甲骨文字》（1959年）、《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甲骨文字釋文篇》（1960年3月）、《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甲骨文字索引》（1968年3月）、《中國古代再發(fā)現(xiàn)》（1979  年4月）；白川靜著有《甲骨文的世界——古代殷王朝的構造》（1972年2月）；伊藤道治著有《故小川睦之輔氏藏甲骨文字》（1966年）、《大原美術館所藏甲骨文字》（1968年）、《藤井有鄰館所藏甲骨文字》（1971年）、《日本所見甲骨錄》（1977年）；島邦男著有《殷墟卜辭研究》（1958年7月）、《殷墟卜辭綜類》（1967年11月，1971年增訂再版）；松丸道雄著有《日本散見甲骨文字搜匯》（《甲骨學》7～12號連載）、《關于殷墟卜辭中的田獵地——從另方面研究殷代國家構造》（1963年）、《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圖版篇》（1983年3月）。美國的吉德煒著有《商代史料——中國青銅時代的甲骨文》（1978年），周鴻翔著有《商代帝王本紀》（1958年）、《美國所藏甲骨錄》（1976年）。加拿大學者許進雄著有《殷卜辭中五種祭祀的研究》（1968年6月）、《明義士收藏甲骨文字》（1972年）、《殷墟卜辭后編》（1972年3月）、《卜骨上的鑿鉆形態(tài)》（1973年8月）、《明義士收藏甲骨釋文篇》（1977年）、《甲骨上鉆鑿形態(tài)的研究》（1979年3月）、《懷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1979年6月）等。

　　 現(xiàn)代科學技術手段應用于甲骨文研究

　　 從1973年開始，國內(nèi)外有人在甲骨斷片綴合中使用電子計算機，盡管這是一種嘗試，但它隨著現(xiàn)代科學技術的發(fā)展，為其應用于甲骨學研究中開辟了新途徑。

　　甲骨文檔案庫

　　 在殷王宮殿區(qū)出土甲骨文15萬多片，其中發(fā)掘有三個比較大的甲骨文堆，一個在小屯村北 ，一個在小屯村南，一個在小屯村東南，即花園莊村東。這可能是我國最早的王室甲骨文檔案庫。

　　 商朝人迷信神鬼天帝，遇事都要向神鬼天帝卜問。甲骨文就是占卜后的刻字記錄。我國古有三旬，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在商朝后期進行這種占卜活動，當為《歸藏易》。占卜用具是用龜甲和牛肩骨等，占卜主要過程是在占卜之前，先把龜甲或牛肩胛骨鋸削刮磨整齊，然后在甲骨的背面鉆出圓形的深窩或鑿出梭形的淺凹槽。通過一定的宗教儀式，把要卜問的事情向神鬼交代清楚之后，用燃燒著的木枝在圓形深窩的中央或梭形凹槽處進行燒灼，于是在甲骨正面的相應部位，就會顯出裂紋來，這稱卜兆。占卜的人根據(jù)這種裂紋來判斷事情的吉兇。占卜完畢，有時用刀子把占卜的兇吉情況及應驗與否的結果刻在卜兆的近處 ，有時也用朱或墨書寫在甲骨上面。所以，甲骨文也稱卜辭。刻有卜辭的甲骨 ，被收藏在檔案庫里，妥善地保存起來。

　　 甲骨文是從一個偶然機會中發(fā)現(xiàn)的。1899年，在北京做官的金石學家王懿榮，從一味中藥“龍骨”上面發(fā)現(xiàn)刻有一種不認識的文字。經(jīng)過他和專家們的研究，才弄清這種“龍骨”，有的是龜甲，有的是牛肩胛骨。后來，人們就把刻有文字的甲骨叫甲骨文。通過了解，才知道這些甲骨文是從河南安陽小屯村挖掘出來的，從而引起了考古學界的重視。

　　 1936年春季，在小屯村北發(fā)掘一個甲骨坑，即YH127號窖穴。坑內(nèi)甲骨全部從小屯運往南京，在室內(nèi)進行整理，共有甲骨17096片，經(jīng)過粘對后，合成整版的共有320多版，半完整和接近半完整的有520版，記錄著武丁時期的許多活動，可能是武丁王室的甲骨文檔案庫。在這個坑中，還埋有一個身體蜷曲側(cè)臥的死者，很可能是這個檔案庫的管理人員。1973年在小屯村南地又出土甲骨7150片，其中刻字甲骨5041片,提供了不少新資料，從地層上證實“組卜辭”屬于武丁時期。1991年9月，在小屯村東南 ，即花園莊村東，又發(fā)掘一個甲骨堆。共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卜甲1558片，上有刻辭的574片；卜骨25片，上有刻辭的5片，共計刻辭甲骨579片。其甲骨以大版卜甲居多，完整卜甲有300多版。每版上的卜辭，少者一兩字，一般數(shù)十字，多的達200多字。有的卜甲字中還填以朱紅色。刻辭內(nèi)容較集中，主要涉及祭祀、田獵等方面。字體較細小、工整、秀麗，與武丁時代的“午組”、“子組”卜辭有相似之處，又具有自己的獨特風格。它的發(fā)現(xiàn)，為殷王宮殿區(qū)提供了一個甲骨文出土的新地點，對研究甲骨文分期及商代歷史都有重要意義。經(jīng)過100多年來的發(fā)掘和收集，在殷墟出土15萬多片甲骨中，所使用的單字有4500多個，能認識和能厘定為漢字的有1700多個。這種甲骨文不僅具有指事、象形、形聲的造字方法，還有會意、轉(zhuǎn)注、假借等比較進步的造字方法，已經(jīng)具備了后來漢字“六書”結構的基本形式，所以稱甲骨文為我國最早的比較成熟的文字。這種甲骨文的大批發(fā)掘為何在商王武丁時期最多，這和武丁起用奴隸傅說為相有直接關系。傅說是一個有超凡才能知識淵博的大圣人，他精通《歸藏易》，又自知出身卑賤，與國王貴族在地位上是絕對不平等的。但他為了效忠國王，輔佐武丁，使殷道復興，于是利用商朝人迷信神鬼天帝的心理，運用《歸藏易》進行占卜和對占卜得到的結果作出解釋，成為傅說參與王室決策最好的一種形式。采取這種形式提出的預見、設想和決策意見，就不是以其本人意見的形式，而是運用“靈龜”“神骨”代表天帝神意，這樣就可以強調(diào)他所提出意見的地位和作用。國王既便于采納傅說的主張，也便于推行他的主張。傅說還是一位發(fā)展甲骨文的大圣人，他培訓出大批的占卜貞人和篆刻寫字的知識分子。占卜內(nèi)容范圍十分廣泛，諸如王事、農(nóng)業(yè)、獵游、戰(zhàn)爭、交通、文化、祭祀、疾病、生育、天象、年月、風雨、陰晴等等，有的還記載著起居、幻夢等生活瑣事。由于這樣的占卜活動經(jīng)常做，關于占卜的方法和對占卜出來的結果加以解釋的文字記錄，日積月累，越來越多。為使占卜的便利，使卜時有根有據(jù)，他們不斷把以往的經(jīng)驗概括起來，經(jīng)過多次編輯提煉，使《歸藏易》不斷發(fā)展和完善，并為后來的《周易》成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甲骨文的發(fā)明，是我國進入文明時代的重要標志之一。甲骨卜辭是我國已發(fā)現(xiàn)的最早的文獻記錄，明確記載著殷王的各種活動和當時經(jīng)濟社會生活發(fā)展到鼎盛時期的情況。因此，甲骨文的大量發(fā)現(xiàn)，不僅標志著我國有了三千多年有文字可考的歷史，而且為我們研究商代的社會歷史提供了極其寶貴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