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先生1952年在《北京的曲劇》一文中說：“在三四十年前，曲藝在北京極盛行的時候，‘曲劇’已經(jīng)有了萌芽。那時候，就已經(jīng)有了拆唱快書、拆唱單弦牌子曲和彩唱蓮花落。”由此可見，曲劇正是從這樣一些曲藝的演出形式中演化出來的。也就是說，曲劇的曲，首先應該是曲藝的曲，其次才是戲曲的曲。恰如老舍先生所說，曲劇既不是“半話劇半京戲摻合起來的文明戲”，也不是“話劇、歌劇、京戲、評戲和曲藝摻合起來的東西”，而只能是“戲劇化了的曲藝”。所以，他要求曲劇要“把曲藝的長處盡量地發(fā)揮出來”，盡可能地采取“曲藝的唱法和腔調(diào)”。老舍的這些主張，我以為是曲劇之為曲劇的根本。
說唱藝術(shù) 依字行腔
那么，曲劇的藝術(shù)特征與核心價值表現(xiàn)在哪些方面呢？其一是說唱的藝術(shù)，邊說邊唱，且說且唱，唱中有說，說中有唱，唱和說完全融為一體，密不可分。它有韻律，有節(jié)奏，又有些夸張的北京話的味道。它的聲口和語調(diào)則是清脆的，流暢的，輕松的，潑辣的，有一些亦莊亦諧、親切自然的氣氛，也顯出它的活潑來�！恫桊^》第一場眾茶客唱“大茶館”一段，就帶有鮮明的曲劇藝術(shù)表現(xiàn)特征，放在京劇或話劇中，是不可想象的。這一點很重要，它決定了曲劇的舞臺表現(xiàn)不能完全走京劇程式化、寫意性和虛擬性的路子，它應該更加生活化，演員的表演也應該更加靈活、生動和自然。
其二，京劇講究字正腔圓，但又強調(diào)字不傷腔，以腔為主。曲劇卻是將“依字行腔，腔圓字正”作為自己的藝術(shù)特征。所謂“依字行腔”，其實就是強調(diào)字的重要性，不能因腔害字。曲藝的演唱在行腔之中是絕不能倒字的，曲劇的唱腔同樣要求不能倒字。字字要求落實，就有些寫實的意味，而腔的圓潤悠長，則有些寫意的意味。從這些細微之處，我們也可以體會到曲劇的某種藝術(shù)特征，同樣是京腔京韻，但在戲曲這個大家庭中，它是區(qū)別于京、評、梆，有自己獨特個性的。
通俗易懂 輕松幽默
其三，北京曲劇應該比京劇、梆子更加通俗易懂。這一點我們不妨從幾個方面來看，一是曲牌為觀眾(特別是舊時的曲藝愛好者)所熟悉，是他們所喜聞樂見的，“用它們來演唱一個故事，很容易被群眾接受”。(老舍語)二是如上所說，演唱方式更加平易近人，咬字則更加清楚、干脆，它的聲腔曲調(diào)雖然說不上很豐富，但卻容易被人理解，也容易聽懂。舊時曾有“諧里耳”一說，歷代曲論家都把它看作是戲曲的本色，意思就是要滿足市井百姓的欣賞需要，這里所謂“入里耳”，也就是入俚耳，入俗耳，入眾耳的意思。三是道白和唱詞都用明白易懂的“京味兒普通話”，而且多為市井中常用的生活化語言，較少文人的修飾，這在曲劇發(fā)展初期的作品中表現(xiàn)尤為突出。四是題材的選擇，以近現(xiàn)代北京城市生活為主，其中又以表現(xiàn)市井生活最為擅長，在參加展演的10臺戲中，《煙壺》、《茶館》、《啼笑因緣》、《北京人》、《正紅旗下》、《龍須溝》，都屬于這一類，占了多一半兒；《珍妃淚》、《少年天子》雖非市井生活，但清宮故事自然發(fā)生在北京；其中只有《楊乃武與小白菜》和《王老虎搶親》所演是發(fā)生在北京城以外的故事，它們或以傳奇取勝，或以喜劇取勝。而所有這些都說明了北京曲劇是最容易被觀眾所親近、所接受的。
其四，曲劇還應該是輕松幽默的，有一定的喜劇性，比如輕喜劇的色彩。我們所看的10臺戲中，只有《王老虎搶親》是一出喜劇，其他都是悲劇或正劇，顯得少了一點，感到有一點遺憾，卻也看出人們在審美選擇上的傾向。在這里，北京曲劇有一種明顯的脫俗入雅的沖動。其表現(xiàn)在于，一個是題材的選擇，一個是舞臺的表現(xiàn)，都要追求莊重、典雅、嚴肅、深沉，也就是向著話劇、歌劇那一路不斷地提升自己。其中《茶館》、《龍須溝》、《北京人》、《正紅旗下》不僅直接改編自話劇，而且請了話劇導演來執(zhí)導；而《煙壺》、《少年天子》、《啼笑因緣》也都改編自文學中的名著名篇，傳統(tǒng)曲藝題材的開掘和發(fā)現(xiàn)倒幾乎是個空白。這里是否隱含著一種對于自己出身的自卑感，我不敢說，但至少是缺了一點“敝帚自珍”的自信和勇氣。在舞臺表現(xiàn)方面也是這樣，顯得持重有余，而活潑不足。比如《王老虎搶親》中祝枝山被八抬大轎抬進尚書府的那一段舞蹈，本來是可以更夸張，動作幅度更大一點的；包括祝枝山錯認周文賓的那一場戲，其中的調(diào)笑和插科打諢也可以更加放縱一些，戲會因此更加好看。
曲劇根基是俗不是雅
總而言之，我以為，北京曲劇發(fā)展到今天，面臨著一個脫俗入雅還是反雅還俗的關(guān)口，能俗中見雅，雅中見俗，大雅大俗，雅俗共賞更好，但其根基是俗不是雅。從根本上說，北京曲劇是扎根于市民階層的俗文化，絕非文人階層的雅文化，因此，它的審美意味，也應該是俗文化的審美意味。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市民階層并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群體，他們因時代的不同而不斷改變其構(gòu)成。事實上，這里經(jīng)常發(fā)生著舊的退出和新的加入的變化，新市民和老市民的審美趣味和審美時尚也許會表現(xiàn)出巨大的差異，但有一點卻是不變的，即它的大眾性、通俗性以及普世性，也就是說，它是“諧里耳”的。鄭振鐸先生在《中國俗文學史》中講到“俗文學”的特質(zhì)，首先指出它是“大眾的”，他說：“她是出生于民間，為民眾所寫作，且為民眾而生存的。她是民眾所嗜好，所喜悅的；她是投合了最大多數(shù)的民眾之口味的。故亦謂之平民文學。其內(nèi)容不歌頌皇室，不抒寫文人學士們的談窮訴苦的心緒，不講論國制朝章，她所講的是民間的英雄，是民間少年少女的戀情，是民眾所喜聽的故事，是民間的大多數(shù)人的心情所寄托的。”“其想象力往往是很奔放的，非一般正統(tǒng)文學所能夢見，其作者的氣魄往往是很偉大的，也非一般正統(tǒng)文學的作者所能比肩”；同時，它并不拒絕引進新的東西，“凡一切外來的歌調(diào)，外來的事物，外來的文體，文人學士們不敢正眼兒窺視之的，民間的作者們卻往往是最早的便采用了，便容納了它來”。這里所說都是俗文化的活力、魄力和創(chuàng)造性，北京曲劇固然要脫俗入雅，要提升它的文化品質(zhì)，但我還是希望，它對其與生俱來的“俗”，不是舍棄，也并非拋棄，而是揚棄；既保存其核心的精神價值，又改變了俗文化的粗鄙和庸俗之氣，改變了它的保守性。這里則孕育著北京曲劇的巨大生機。《原標題：北京曲�。好撍兹胙胚�是反雅還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