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榴實圖》

    那日見到一枚從臺北文物市場流出的印章，質地精良的和田玉，印紐是生機勃勃、舍得大刀闊斧下料才出得來姿與勢的神獸，紐首握爪蹲踞欲躍，印文為陽文“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十字，這樣局量的印文又是材料逼仄之時無能下手的。印人落款說，此印制于“戊申秋九月”——就印人行刀的紆徐宛轉與印文行制的一唱三嘆，以及那物質膩手的觸感，這“戊申”應當是距離最近的一個干支——1968年？根據彼時政局與情調推論，這應當是一方成就于臺島而流傳至內地的印章吧。

    上述印文，原典出自《古詩十九首》之《西北有高樓》。講述的是高閣重樓，弦歌獨嘯，清音慷慨而知音難覓的一段心曲：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云齊。交疏結綺窗，阿閣三重階。上有弦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為此曲，無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嘆，慷慨有余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愿為雙鴻鵠，奮翅起高飛。

    遙想四十八年前，這無名的印者奏刀之際，（那款文也是行刀蕭散），冥冥當中也自天意久難全，石料的生命較人長久，文物傳遞跨越時空的生機不絕。即使知音這樣一種奢侈的愿景也可以余音裊裊于來世。例如天才而偏激的徐渭偏偏要在救命恩人張元忭逝后方才撫棺一哭，號啕曰“公知我”。例如袁宏道偏偏要在徐青藤逝后二十年才有緣得見其文字，一嘆驚一撫掌。

    但知音原本可有更寬廣的天地。

    《莊子·德充符》中，有言“才全”一段：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兌，使日夜無郄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于心者也。是之謂才全。”

    這“才全”于是近乎自我圓融到滴水不漏后接物的無有違逆。生死窮通，遇與不遇，時事運命，無足為礙。“與物為春”則成為體現“才全”的顯相標準，常常被今人釋讀為因和諧融洽的物我關系所引發的一種審美體驗，例如那關于莊子更為著名的另一典故，他在濠上的自得游魚之樂。這春意盎然被認為表現為“萬物與主體為一”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兩端的具足。前者意味著主體消解了自我與他物之間、他物與他物之間的人為的界限劃分，主體與他物在道的層面泯然相親、睹面相照。后者意味著主體與他物之間無心的順應與融攝，主體既不以一己意志去主宰他物，亦不因功利關系而迎合他物，物我相宜無逆。據說這一“與物為春”的審美體驗此后啟發了中國藝術精神綿綿不絕的創造源泉。在此物我關系之中，“知音”這一期待將不僅意味著無言的默契，會心的莫逆，更含有主體轉化的特殊要求。

    然僅僅是“審美體驗”嗎？

    既然“與物為春”首先要求的是主體自身的精微質地，而此轉化主體的過程則關乎“工夫論”的古老命題。一種可以叫做“氣化”的媒介形式或媒介過程，在傳統中國曾經即構成主體也構成世界，主體與世界因此媒介，方能無分別地建立聯系。我們無妨說，“氣韻生動”（謝赫六法之首）開篇即成為中國藝術的核心精神，即因此主體與世界的關系重建。春意春心春氣，游走于物、人之間。

    因此工夫，美學與理學，審美與學圣，在傳統中國，其實相去不遠。審美毋寧更是“成善”。在化境層面，美善一如。

    明季的大儒劉宗周（1578-1645，字起東，號念臺，浙江山陰人，因講學嶯山，后世尊為嶯山夫子）于陸王心學傳承中最稱用功綿密，體證至深，開出“性宗”。天啟八年前后（即1628年左右。這段時間正是劉氏年屆五十當知天命之年，似乎也符合一個追求內證工夫至極者的生命時序），他寫有《靜坐》詩兩首，描摹自己的體證所感，竟而一片春意盎然：

    學圣工夫靜里真，只教打坐苦難親。知他心放如豚子，合與家還做主人。隱隱得來方有事，輕輕遞入轉無身。若于此際窺消息，宇宙全收一體春。

    萬法論心總未真，精神一點個中親。不求離坎還丹訣，且問乾坤成化人。亙古生生惟此息，只今惺惺亦非身。請觀聲臭俱無處，畢竟誰尸造化春。

    與宇宙一體，與造化諧春，這種親切透亮，非體證而不得。過來人均讀得出詩中摹寫諸境與北宋丹道宗師張伯端《悟真篇》中流露的內丹法門頗有相知相感。萬川歸宗，人間的學問原不必以吵架為志業與能事。倘能如此萬物一體而春，則知音于無聲，知味于無臭，這不止于審美境界，竟是圣學心法，“同體大悲”只是實際，物我或他我，并非二截子事。“與物為春”于是不僅要求主體的重建，亦要求基于此的對客體（物）的重新認識：物性與人性之間有著從容不迫的交流，源于它們有著同出異名的生命結構。

    因為著實艷羨這種境界，嘗數次求以“與物為春”為文治印。到頭來，風致楚楚、娟秀穎麗者或偶然有之，距離莊生之“故國故家”草木怒生，到底還是許遠，嗟嘆之余，自然只好感嘆自己修為尚淺，無能以春色滿園示人溫煦與大方，印家必然依舊以“小女子”身待。

    也一直想治一枚閑章，送給辛辛苦苦做外科醫生的朋友，印文便是“般若鋒，金剛焰”，以為這六字正是送外科醫生的絕對，典故則出自《永嘉證道歌》：“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焰，不但傾摧外道心，早曾落卻天魔膽。”醫生與教師是日本文化中自然而然就能成“先生”的職業，因其關乎人類性命的自家尊貴，原是一片生機春意，萬不該將這兩種職業“服務業化”。只是印料依然難求，愿望至今懸置。如今看到四十八年前那樣奢華的選料用料，已有望洋之嘆：不到五十年間，人類竟浪費了地球多少資源儲備，物類有知當憎我，未將春氣染桃花。

    秦燕春（作者為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