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被當作地方土特產、歸入“其他”類的汴繡，在北宋時期則是“國寶級”的玩意兒。當時，繡品不僅是帝王妃嬪王公貴族官服禮服上的偏愛，也是尋常百姓婚喪嫁娶之衣的首選點綴。圖為開封一汴繡工廠制作的繡品《韓熙載夜宴圖》局部。

　　我們走得太快，把靈魂落在后邊了

　　想起開封，首先想到的是大宋。想起大宋，首先想到的是開封。著名作家、民俗學家孟憲明先生說：“歷朝歷代中，和河南人關系最密切的是大宋，它曾創造了開封以至河南歷史上最為生動的市民文化。河南人應該抓住這一塊資源，大做文章，做大文章。”

　　想起大宋開封，首先想到的是當時使用頻率極高的市井俗語“快活”，其流行程度不亞于當下的“忽悠”。所謂“快活”，無拘無束是也。大詩人蘇軾說：“豐年無象何處尋，聽取林間快活吟。”“快活”二字，成為市民狂歡情緒的一個最為通俗的反映。

　　想起大宋開封的市井生活，首先想起的是它比白日還要喧囂的夜市，曾令宋仁宗艷羨不已。

　　時光流轉，“黃河絕戀”的開封城，繁華只余斷章殘篇，但宋風宋韻宋文化的味道仍在。孟憲明打了個比方：“凌晨3點，一個人要是從飛機上掉到開封老城的任一個角落里，躺著別動，不出二十分鐘，準有人端著一碗熱騰騰的炒涼粉或者黃燜魚送過來。”

　　通宵不息、遍布全城的東京夜市，今開封仍存，街頭巷尾的活色生香仍存，曾經的“410余行”的手工業部分仍存，世代傳承的藝人仍存，他們是誰？居于何處？

　　2006年9月中旬，記者從河南省民間文藝家協會拿到了一份名單--《河南省首批民間文化杰出傳承人名錄》，在這份76人的大名單上，開封占了9位，從事民間工藝美術(簡稱民藝)者7人，其中包括汴繡傳承人王素花、花燈傳承人張金漢、風箏傳承人宋天亨、滕派蝶畫傳承人佟起來及朱仙鎮木版年畫、宋官瓷的傳承者。

　　朱仙鎮木版年畫、宋官瓷“厚重河南”都曾有專章講述，不再涉及。此次記者踏訪開封，把“汴繡、花燈、風箏、滕派蝶畫”四種民藝及其傳承人的傳承故事以集束形態出現，使深藏于長街短巷的精彩民藝繪成了“汴梁市井風情畫”。

　　民藝生存傳續，與時代息息相關，也與地域特征息息相關。擁有深厚宋文化的開封，它的民藝才會如此這般地發生發展。同時，民藝的發生發展，也豐滿了開封宋文化的概念。孟憲明說：“宋文化是汴梁民藝的空氣、水分和土壤，舍此，無法存活。”

　　文化又是什么呢？“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宋文化便是開封的靈魂、中原的靈魂。安東尼奧尼在名作《云上的日子》中有一句經典臺詞：“我們走得太快，把靈魂落在后邊了。”他解讀的是人生情感。2006年9月15日，南方周末報系在北京舉辦的“中國傳統文化和軟力量”研討會上，專家們講了異曲同工的話：“奔馬想跑得快，可能停不下來，容易掉在山溝里。”這是經濟飛速發展與傳統文化的矛盾，這種情況下，是不是一定要邊走邊扔，甚至把靈魂落在后邊不再撿拾呢？

　　一個新概念“軟力量”的引入是會給我們啟迪的，語言、文化、意識形態構成一個國家的“軟力量”，它的能量足以與“硬力量”(軍事與經濟)分庭抗禮，“硬力量使人怕你，軟力量使人服你”。一個善用“軟力量”的民族是理性和聰明的，在為鍛造“軟力量”尋求資源時，中國學者的眼光對準了千年傳統文化，“軟力量”就蘊含于民間社會和民族風尚中，民藝民俗便是“軟力量”堅實的構成。

　　十指春風繡出另一條“絲綢之路”

　　2006年9月19日，在鄭州奧斯卡影都，我看了馮小剛花巨資打造的電影《夜宴》。該片的官方網站聲稱，電影背景是“千年一覺夜宴夢”的《韓熙載夜宴圖》。

　　9月20日，在開封新曹路王墳村一家汴繡工廠里，我看到絲線打造的另一場“夜宴”。一幅尚未完工的《韓熙載夜宴圖》繃在繡架上，繡女王燕正繡韓熙載家中床帳上的細致褶皺。包括王燕在內的五個繡女要在兩個月的時間內，用纖細的絲線在仿古的緞面上，往返無數次，用36種我不懂的針法，繡出所有中國人都懂的色彩和形象來。

　　馮小剛打造的《夜宴》，所有的色彩都是壓抑的，暗黑暗紅暗綠暗灰暗白。王燕等打造的《夜宴》，是忠實于原作的，滿眼奢靡艷麗與浮華，他們用不同的方式解讀著前人的文化。

　　這家工廠有180多名女工，是開封上百家汴繡工廠中規模較大的一家。從業五年的王燕，是開封數千名繡女中的一個。那幅《韓熙載夜宴圖》，是開封汴繡諸多歷史名畫繡品中的一幅。開封的這種刺繡場景，源自北宋；整個中國的刺繡場景，源頭更為久遠。

　　刺繡，古代叫“女紅”。在中國3000多年的農耕社會中，男耕女織的基本社會形態使所有的女人都必須學習紡織、刺繡。

　　被稱為“母親的藝術”的“女紅”，千百年來，傳遞著溫暖醇厚的慈母之愛，是中國女性美麗、智慧、賢勞、真摯美德的完整體現。

　　早在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過渡時期，華夏民族的部落首領就已經穿上刺繡有日、月、星辰等圖紋的上衣和下裳。春秋戰國時期，刺繡漸趨成熟，目前傳世最早的刺繡，是湖南長沙戰國楚墓出土的兩件刺繡，以辮子股針法(即鎖繡)繡在帛與羅上，龍游鳳舞，猛虎瑞獸，自然生動。

　　唐代開始，刺繡以平繡為主，采用多種針法與色線。唐宋時期，刺繡參與人員擴大，產生了畫師供稿、藝人繡制、畫繡結合的繡畫。從唐宋到明清，文人畫師的加入推進了刺繡針法的發展與創新。

　　明清時期，刺繡技術和生產空前繁榮，進入巔峰，出現“蘇繡、湘繡、粵繡、蜀繡”四大名繡。其他還有汴繡、京繡、甌繡、顧繡、苗繡、漢繡等，都自成一派，中國古老的刺繡業繁榮似錦。

　　傳說在舊石器時代，伏羲氏就開始利用野蠶繭，浙江余姚河姆渡村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已發現了絲帶、絲線、絲絹殘片。聞名于世的“絲綢之路”是由蠶絲鋪就，絢麗的中國刺繡，更是蠶絲的杰作，它的發生發展，可以說是另一條“絲綢之路”，針和線共舞，連綴了五千年文明史。

　　別樣風流尼姑“為他人作嫁衣裳”

　　在當下，汴繡被當作地方土特產歸入“其他”類。但在北宋，它可是“國寶級”的玩意兒，原因無他，“在一個正確的時間，出生在一個正確的地方”。

　　汴繡誕生在北宋時的東京——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據史學家估計，北宋東京大約有136萬人，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3.8萬人左右。它的商業發達到什么程度？孟憲明舉了個例子：當時甚至有專門哭喪的隊伍，專業哭喪人怕因哭成讖，每當有人圍觀，就會聲明一句“不關我事”，意思是“我這是在工作，可不是我們家人死了”。

　　感謝張擇端給我們留下了一幅《清明上河圖》，它透露出史書不收的生活細節。在《清明上河圖》上，擁擠的人群中，兵士的影像不斷閃現。據記載，當時東京駐禁軍十萬余，再加上家眷，占了東京總戶籍的近一半。達官貴人也是東京的重要成員，他們城內外宅舍之多，《東京夢華錄》的作者孟元老“不欲遍記”。大量不事生產的消費人口的存在，使得城市充滿極強的消費能力，“410多行”生意，都好活了。

　　唐代長安，居民所居的“坊”和商品交易的“市”嚴格分開，街區是封閉的，晚上早早閉鎖。而北宋東京，隨街設坊，面市建屋，細看《清明上河圖》，城內外店鋪林立，酒旗招展，商店都朝街巷敞開門戶。道路已打通，街區不封閉，四更天便有早市，通宵夜市燈光照天，市民可以像魚游春水一樣“快活”，逐“神怪”于露臺下，迎“社火”于街道上……“410多行”生意，都好做了。

　　在商品經濟大發展的宋代，刺繡業是“410多行”中一個重要的行業。當時已出現了專業刺繡人員——“百姓繡戶”。尼姑成為刺繡重要力量，所謂“龍飛鳳亦舞，繡巷皆師姑”。當時的大相國寺是個巨大的商場，每月五次開放，萬姓交易，第二三門兩廊“皆諸寺師姑賣繡作、花朵、珠翠頭面、生色銷金花樣袱頭、帽子、特髻、冠子、絳線之類”。相國寺東門外有一繡巷，“皆師姑繡作居住”，是個專業刺繡區。

　　為什么尼姑會成為繡女？遍訪開封當地人，沒有明確答案。遙想當年東京城，人們的商業意識都很強，寺院的行者、頭陀都成為取酬的“專業打更人”，尼姑敲木魚誦佛經之余，支個繡花繃，掙點碎銀子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另外，當時東京城民間大量應用繡品，城內72家大酒樓和千家小酒店的招牌和幌子很多也是繡制的，市場需求巨大，商場就在大相國寺，如此優勢，尼姑們大可將這份事業做大做強。

　　當時有名的女道士曹希蘊為東京乾明寺尼姑做詩，說她們：“睡起楊花滿繡床，為他人作嫁衣裳。因過竹院逢僧話，始覺空門氣味長。”詩中那份慵懶的閨閣閑情，是一張繡床幾縷絲線造就的。

　　除了民間應用外，皇室和官僚以及軍隊也要消費大量刺繡，官辦的“刺繡大學”——文繡院應運而生，這是宋代刺繡史上的一個重要拐點。

　　公元1104年，管絲織、刺繡的中少監張康白給朝廷匯報說，“今天朝廷用的所有繡品，是有規定范式的。政府沒有專門繡工，都把活兒委托給市井婦人和尼姑。現在官辦的有織錦院和針線院，沒有刺繡院，希望朝廷同意設置一所刺繡院，招300個繡工，到各地選擇名師，教導她們”。第二年，這所官辦的“刺繡大學”文繡院誕生了。

　　各地名師云集授藝，無疑是宋代繡品——宋繡的一次全國性大交流。300名繡女十指翻動，千絲萬縷皆成趣，何等的五彩繽紛。此時，宋繡工藝達到鼎盛時期。

　　宋徽宗時，又特設了繡畫專科。繡畫分類為山水、樓閣、人物、花鳥，名繡工輩出，由實用進而為藝術欣賞，將書畫帶入刺繡，形成對后世影響極大的“宋繡畫”。明代屠隆曾對“宋繡畫”有過精辟的描述：“山水人物，樓臺花鳥，針線細密，不露邊縫。其用絨一二絲，用針如發細者為之，故眉目畢具，絨彩奪目，而豐神宛然，設色開染，較畫更嘉。女紅之巧，十指春風，迥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