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茶女

宋代斗茶圖

茶樓

開先河的北宋開封茶館

趙宋統治的300余年間是我國封建社會經濟和文化均取得極大發展的時期，與此同時，城市中的市井休閑娛樂氣氛也空前活躍起來，特別是在北宋都城開封，在茶館品茶娛樂休閑已經成為當時廣大市民一種新的生活方式。

北宋開封的茶館自發展之日起，就和普通的市民階層有著緊密的聯系，可謂是最為貼近市民的休閑生活。首先，北宋開封的茶館多是經營一些簡單的飲茶服務項目，其特點是開店成本較少，既不需要很多資金支持，也不用較多的服務人員，因此開設經營茶館是眾多市民維持生計的理想之選。另外，茶館的主要消費人群主要是開封城內大街小巷的街坊鄰居，這些茶客們喜歡在此品茶休閑、交友聚會。可以說，北宋開封的茶館就是當時市民階層城市生活舞臺的一個縮影。

中國人飲茶的習俗由來已久，傳說神農氏發現和利用了茶，早在漢代就有明確的史料記載各種茶飲活動，而在魏晉南北朝時已經開始有從事賣茶粥者。唐代玄宗時期，來往商旅的道路旁邊出現了固定的“茗鋪”開始“煎茶賣之”，這可以說是一種茶館經營服務的初級形式。

伴隨著宋代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各類人員的社會流動性顯著增強, 加之社會飲茶風俗熾盛，進一步促進了茶館行業的興起。唐代出現的個別茶鋪,到了宋代迅速發展起來，茶館已經普遍存在于京都以及眾多的州、縣之內，這其中尤以京師開封為最。

北宋開封的茶館較之前代有了極為明顯的發展變遷,宋之前的茶館經營者初衷僅是為過往的行旅商人提供解渴休息之用，沒有真正在市民生活中扎下根基。直至宋代，茶館才開始逐漸向功能多樣的休閑場所轉變，它不僅面向流動人口作單一式的飲茶服務，而且還成為城市內常住居民一項重要的日常休閑方式。市民光顧茶館的目的也開始因人而異、因需而異，并非只是為喝茶解渴，更多的則是娛樂休閑之意。

北宋開封茶館的輝煌景象

宋人陳師道的《后山談叢》記載了一則北宋初年宋太祖賜畫開封城內茶館的史實：“宋太祖閱蜀宮畫圖，問其所用，曰：‘以奉主人爾。’太祖曰：‘獨覽孰若使眾觀耶?’于是賜東華門外茶肆。”由此可見，開國皇帝趙匡胤的那種與民同樂的天子氣概，也從側面反映了茶館雖是市井社會之產物，但因其在宋代社會中已經普遍存在，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故也引起上層統治者的關注。

北宋時期的開封城內分布著星羅棋布的大小茶館，這其中又以著名的潘樓與御街附近最為密集興旺。先說潘樓周圍，趙宋時期這里是一個金銀彩帛交易集散地和飲食服務業集中地，類似于今日的北京王府井或上海豫園商城。宋人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記載了潘樓附近的茶館經營興盛的狀況：“潘樓東去十字街，謂之土市子，又謂之竹竿市。又東十字大街，曰從行裹角茶坊，每五更點燈，博易買賣衣服圖畫花環領抹之類，至曉即散，謂之‘鬼市子’。”此處的從行裹角茶坊不但經營飲茶生意極為興旺，在它的周圍甚至還形成了一個極其繁華的夜市，這倒有點類似于如今開封著名的“第一樓”和“鼓樓夜市”兩者相互映襯，共同促進發展的現象。

再來說說御街附近，北宋開封的御街據文獻記載很寬闊，《東京夢華錄》記載到御街“坊巷御街，自宣德樓一直南去，約闊二百余步。”寬約200余步也就是300米，這大約是如今首都北京80米寬長安街的4倍。位于御街上的州橋可謂是北宋開封最著名的景觀之一，“州橋明月”位列汴京八景之一，《水滸傳》中的梁山好漢之一楊志也曾在此賣刀，這里風景秀麗，游人如織，自然也分布著眾多的茶館供人娛樂休閑。《東京夢華錄》記載：“御街一直南去，過州橋兩邊皆居民。街東車家炭、張家酒店，次則王樓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鋪、曹婆婆肉餅、李四分茶，街北薛家分茶。”

另外，北宋開封汴河沿岸的商業區域也是茶館集中經營之處。北宋開封的城市興衰均和汴河密不可分，汴河成為維持北宋王朝繁榮的重要生命線。汴河漕運在北宋開封十分發達，沿河兩岸也成為商貨集散貿易的重要場所，《清明上河圖》中就詳細描繪了開封城內沿汴河的眾多店鋪集中經營的繁華場景。從全圖來看，沿河區的店鋪以飯鋪茶店為最多，店內及店門前都擺設有許多桌凳，不管客人多少，看上去都很干凈。桌子有正方形和長方形兩種，凳子則均為長方形，而且凳子面較寬，一般都擺放整齊。

既然說到了北宋開封的茶館，我們就不得不提到在當時東京城穿梭來往的無數個流動茶攤，他們遍布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之中，這種茶攤通常是以方便消費者的流動經營為主，滿足了京城內不同階層人士在各個時段內不同地點的飲茶需求。《水滸傳》更是栩栩如生地刻畫了一個依靠賣茶為生，搬弄是非的王婆形象。當然，從歷史文獻記載來看，大部分流動的茶攤和提壺上門點茶者還是起到了增進鄰里和睦關系的作用，同時，他們對于推廣飲茶風俗、促進飲茶經營服務行業的興盛發展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北宋開封茶館的經營模式

北宋時期開封的茶館行業經營規模空前龐大，相互之間的競爭異常激烈，經營者需要借助更高明的宣傳促銷方式來招徠更多的顧客，促進經營繁榮發展。

首先，北宋開封的茶館經營者非常注重宣傳方式，經常利用旗幟幌子等來標明自己茶館的名號，從而區別出與其他茶館的不同之處，《東京夢華錄》記載當時茶館酒肆旗幌之多，以至“彩樓相對，繡旆相招，掩翳天日”。 在重大的節日里，茶館經營者更是推陳出新、頻出妙招，他們不但張燈結彩，而且還利用各種新穎的煙火幻燈來吸引顧客。

其次，當時的茶館經營者也很注重在店鋪設計中營造濃厚的藝術氛圍，以達到提升品位檔次的目的。主要是從茶館的建筑本體設計、字畫裝飾、花草裝飾等處著手。他們還要有自己獨特的視覺形象，建筑和裝飾的風格必須更好地符合當時宋人的審美意識，才更容易喚起消費者的注意力和藝術共鳴。

氣勢恢宏的建筑往往更能引起眾人的關注，實力雄厚的商家都試圖將自己的茶館修建得規模宏大、富麗堂皇，以顯示其資本和經營實力，來吸引茶客們的目光。宋代對民間建筑的規模控制較為嚴格，《宋史》記載：“凡民庶家，不得施重拱、藻井及五色文采為飾，仍不得四鋪飛檐。”但為了鼓勵商業與飲食業的發展，朝廷放寬了對茶館、旅館、酒樓等建筑的限制，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宋仁宗下詔：“屋宇非邸店、樓閣臨街市之處，毋得為四鋪作及斗八；非品官毋得起門屋；非宮室、寺觀毋得彩繪棟宇及朱黑漆梁柱窗牖、雕鏤柱礎。”朝廷的明確法令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眾多行業的建筑構造發展，茶館行業的經營者也盡其所能，修造創新，從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中我們可以看出，位于虹橋繁華地段有一處建筑高大房屋，門前樹立有“茶”字的旗幌，店內茶客熙熙攘攘，可見是北宋開封城內一處規模較大的茶肆。

北宋開封的茶館大多通過懸掛字畫裝飾來增加店內的藝術氣息，這其中就包括張掛朝臣名士畫像、文人墨客的字畫、名人名士的賜畫等。《范太史集》記載了當時北宋名臣范祖禹上書皇室時，陳述自己在開封茶館內親眼目睹懸掛司馬光畫像的歷史情況：“陛下豈不見司馬光以公忠正直，為天下所信服。陛下與太皇太后以為相。海內之人，無不欣悅；光沒之日，無不悲哀；乃至茶坊酒肆之中亦事其畫像。光所以得人心如此者，為其能輔佐陛下與太皇太后，功及天下也。”

至北宋中后期，此種風俗更加盛行，茶館經營者還常求文人墨客賜字畫以抬身價，但由于名人畫家對此多有不屑，故茶館中張掛的字畫大多只是世俗畫匠的作品，難怪北宋著名書畫家米芾的《畫史》中曾道：“今人畫亦不足深論，趙昌王友鐔黌輩得之，可遮壁無不為少；程坦、崔白、侯封、馬賁、張自芳之流，皆能汙壁茶坊酒店，可與周越仲翼草書同掛。”

花草裝飾也成為北宋開封茶館裝點店鋪的另一種重要手段。由于鮮花品種多、數量大、成本較低，當時的茶館往往使用鮮花來裝飾門面和店堂，迎合市民的欣賞格調。北宋開封茶館中眾多的鮮花綠草等植物使茶客們仿佛置身于大自然之中，進一步體現了品茗休閑的精神真諦。

北宋開封茶館的流傳繼承

在金國彪悍騎兵的南侵鐵蹄下，宋徽宗粉飾的太平盛世頃刻間灰飛煙滅，靖康之恥成為永恒的歷史瞬間。北宋王朝雖然滅亡了，京師開封逐漸沒落了，但已經興盛起來的茶館生活卻伴隨著當時的逃亡宋人在全國各地發展起來，江浙地區的飲茶之風后來居上，南宋臨安（今杭州市）又成為新的飲茶勝地。可以說，宋代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城市飲茶生活。

南宋臨安茶館的經營風格明顯受到北宋的影響，大多承襲了開封茶館的衣缽，《夢粱錄》記載了南宋臨安在飲食服務業的人員著裝、服務態度、裝飾環境等方面效仿北宋的狀況，“杭城風俗，凡百貨賣飲食之人，多是裝飾車蓋擔兒，盤盒器皿新潔精巧，以耀人耳目，蓋效學汴京氣象，及因高宗南渡后，常宣喚買市，所以不敢茍簡，食味亦不敢草率也”。

北宋開封茶館的字畫裝飾藝術同樣也傳承至南宋臨安，《夢粱錄》對此有詳細的描述，“汴京熟食店，張掛名畫，所以勾引觀者，流連食客。今杭州茶肆亦如之，插四時花，掛名人畫，裝點店面”。《都城紀勝》也有類似的記載，“大茶坊張掛名人書畫。在京師只熟食店掛畫，所以消遣久待也。今茶坊皆然”。普通市民在品茶休閑的同時，又飽了可以觀賞當時社會名流的字畫或墨寶的眼福，因而懸掛名人字畫的茶館自然門庭若市。

宋代茶館對后世的影響極為深遠，從元明清等封建王朝的茶館發展軌跡中均能看到宋代茶館留下的烙印，從日本茶館等亞洲飲茶場所的發展中也能領略到宋代茶館尚存的神韻。

如今，當你結束了繁忙緊張的工作，可以坐在開封的茶館內，看著窗外如畫的風景，聽著悠揚悅耳的音樂，約上三五位親朋好友，天南地北地聊上一番，或許還能依稀品味到那大宋皇城的輝煌景象，這又何嘗不是一種精神的放松和享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