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書法史上，魏晉南北朝是一個重要的時期，以東晉(及宋、齊、梁、陳)文人信札為主要形式的南帖和以北魏碑刻為主要形式的“北碑”形成了“帖學”和“碑學”兩大藝術(shù)流派，一直延續(xù)影響到當代書法藝術(shù)。南帖的代表人物是東晉時的“書圣”王羲之，而北碑的代表人物就是北魏時開封籍的書法家鄭道昭。

    鄭道昭是北魏時開封縣人

    鄭道昭(455年~516年)，字僖伯，自稱“中岳先生”，他是北魏大臣鄭羲的幼子，他本人也是北魏的大臣、著名書法家。

    關(guān)于鄭羲和鄭道昭的籍貫，《魏書·鄭羲傳》中說：“鄭羲，滎陽開封人。”由鄭道昭書寫的《鄭文公碑》說鄭羲是“司州滎陽開封人也”。而《鄭文公碑》的碑額云：“滎陽鄭文公之碑。”現(xiàn)在對鄭道昭的籍貫在哪里，就有開封和滎陽二說。要弄清楚這個問題，首先就要明白古人表示籍貫的習慣方法。

    古代士族講究“郡望”，就是在一個郡里的望族大姓。古人表述一個人的籍貫都是先說郡名再說縣名，“滎陽開封人”，即滎陽郡開封縣人。從秦漢到南北朝時期，中國的行政區(qū)劃分為三級，全國劃分若干個州，每州轄若干個郡，每郡轄若干個縣。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處于政權(quán)更換變動較快的時期，行政區(qū)劃也經(jīng)常變動，郡一級政權(quán)的設立、取消及調(diào)整經(jīng)常進行。滎陽作為一個郡治的時間并不長，所轄縣城也常有變動。

    據(jù)《晉書·地理志》和《魏書·地形志》記載，滎陽郡是在晉秦始二年(266年)才開始設置的，它隸屬于司州，下屬8個縣，其中就有開封縣。從那時到北魏孝文帝和宣武帝時期的200多年間，開封縣都屬滎陽郡管轄。到了北魏孝明帝孝昌年間(525年~527年)，把開封縣從滎陽郡中分出來，劃歸陳留郡管轄。公元534年，北魏王朝分裂，東魏孝靜帝對州郡進行了較大的變動，開封縣又劃歸新設置的梁州開封郡管轄。其中梁州的治所在大梁城，故址即今開封市城區(qū)，開封郡的治所在開封縣城，故址在今開封城南朱仙鎮(zhèn)古城村附近。

    從上述可知，鄭羲、鄭道昭父子生活的時期，即公元516年以前的幾十年間，開封縣正是滎陽郡下屬的一個縣，他們的籍貫寫成“滎陽開封人”是那時行政區(qū)劃實際情況的真實反映。鄭道昭的籍貫在開封縣，這是毫無疑義的。

    鄭道昭的官宦生涯

    鄭道昭的父親鄭羲是北魏大臣，曾任太常卿、西兗州刺史、秘書監(jiān)等職，曾被封為滎陽侯。鄭道昭“少好學，綜覽群言”，23歲時就在北魏朝中當了秘書郎。鄭道昭的妹妹是魏孝文帝的妃子，他的妻子是皇帝親信大臣李沖的女兒，所以他得到了皇帝的寵信。

    魏孝文帝是一個很有作為的皇帝。北魏是由北方游牧民族鮮卑族拓跋氏建立的王朝，他們依靠重用漢族知識分子治理國家和鮮卑騎兵的英勇善戰(zhàn)逐步強大起來，消滅了其他割據(jù)勢力，基本上統(tǒng)一了北方。魏孝文帝在位期間，擴大疆域、發(fā)展經(jīng)濟，使北魏政權(quán)不斷強大。他崇尚先進的漢族文化，推行鮮卑族漢化活動，并把首都從平城(今山西大同)遷到洛陽，創(chuàng)造了歷史上光輝燦爛的北魏文化。

    魏孝文帝太和十五年(491年)，鄭道昭升任員外散騎侍郎、秘書丞兼中書侍郎，已能參與朝中的一些重要政務。太和十六年(492年)，鄭道昭的父親鄭羲在平城去世。鄭道昭和其兄鄭懿護送父親靈柩回家安葬，還要服喪3年。就在他們兄弟服喪期間，魏孝文帝發(fā)布了遷都命令，太和十八年(494年)，東駕南遷，定都洛陽。次年，魏孝文帝又下令改鮮卑人姓氏為漢姓，把自己的拓跋姓改為元姓，并革除胡人風俗廢胡語，大力推行漢族文化，開創(chuàng)了北魏王朝的鼎盛時代。就在這一年，鄭道昭兄弟服喪期滿還朝，他們到新京城洛陽，以皇帝近侍大臣的身份隨從魏孝文帝巡視各地。

    太和二十二年(498年)春，魏孝文帝率軍南征南齊，一路節(jié)節(jié)勝利，三月至懸瓠(今河南省汝南縣)，在這里大宴群臣。君臣酒酣作歌，魏孝文帝首先歌曰：“白日光天兮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照。”鄭道昭兄弟和眾大臣紛紛唱和。鄭道昭的和歌是：“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和。”君臣和歌，躊躇滿志，抒發(fā)了他們統(tǒng)一全國的雄心。魏孝文帝非常高興，下詔給從征的文武官員加官進爵。鄭道昭升任中書侍郎，轉(zhuǎn)通散騎常侍。

    太和二十三年(499年)春，魏孝文帝再次率軍南征，戰(zhàn)事一切順利，魏孝文帝卻染病不起，在軍中去世，享年33歲。魏孝文帝元宏英年早逝，對北魏政權(quán)是重大的損失。從此，北魏王朝開始走下坡路了。

    魏宣武帝正始元年(504年)，49歲的鄭道昭被任命為國子祭酒，這相當于現(xiàn)在的國立中央大學校長。次年，鄭道昭三次給魏宣武帝上表，希望重視國子學，崇尚文治，重刊石經(jīng)，加強對國子學生的教育，“使播教有章，儒風不墜”。魏宣武帝表面敷衍褒美幾句，實際上并未聽從他的建議。

    正始四年（507年)，鄭道昭升任秘書監(jiān)。永平三年(510年），鄭道昭出任光州刺史、平東將軍，攜家眷到光州的治所掖縣(今山東省萊州市)上任，后又任青州刺史，治所在今山東省青州市。

    鄭道昭在山東期間政聲還不錯，《魏書》說他“其在二州，政務寬厚，不任威刑，為吏人所愛”。到了魏孝明帝熙平元年(516年)，鄭道昭在山東任滿返回洛陽，再任秘書監(jiān)，加平南將軍。不久鄭道昭病逝于洛陽，享年62歲，追贈鎮(zhèn)北將軍、相州刺史，謚曰“文恭”。

    《鄭文公碑》刻碑前后

    鄭道昭在山東為官6年，也沒傳下來什么特別的政績，但他在山東制作的一些摩崖石刻卻在山中石壁上保存下來，并且越來越煥發(fā)出書法藝術(shù)的光輝。《魏書》中說鄭道昭“好為詩賦，凡數(shù)十篇”，但人們沒記住他寫的詩，也不認為他是一位杰出的詩人。史書上并沒有說鄭道昭擅書法，但他卻以《鄭文公碑》上的魏碑書法在我國書法史上占據(jù)一席之地，以杰出書法家的身份彪炳中國書法史冊。

    鄭道昭書刻于光州、青州的眾多摩崖石刻，總稱“云峰刻石”。鐫刻摩崖地點有萊州市的云峰山、大基山，平度市的天柱山，青州市的玲瓏山等處，共有摩崖石刻40多處，是北魏書法藝術(shù)的三大寶庫之一。云峰刻石中比較著名的有天柱山的《鄭文公上碑》，云峰山的《鄭文公下碑》、《論經(jīng)書詩》和《觀海童詩》等，其中《鄭文公碑》(包括上碑和下碑)影響最大。

    《鄭文公碑》又名《鄭羲碑》，刻于魏宣武帝永平四年(511年)，是鄭道昭為其父鄭羲所書刻之碑，全稱《魏故中書令、秘書監(jiān)、使持節(jié)督兗州諸軍事、安東將軍、兗州刺史、南陽文公鄭君之碑》。其先在平度縣的天柱山刻了上碑，后來見掖縣云峰山石質(zhì)較好，在此處再刻下碑，其內(nèi)容和上碑基本相同。《鄭文公碑》名為碑，但和一般碑的形式不同，其實它是摩崖石刻，就是在山崖上找一塊平整的石面，或削平一塊石面，在上面書丹鐫刻文字。摩崖石刻的書寫和鐫刻難度比石碑大，且長年風吹雨淋日曬，不易保存。

    鄭羲原籍在開封、安葬在滎陽，為什么《鄭文公碑》卻刻在山東的山崖上呢？這里面有什么蹊蹺？原來這是鄭道昭的一件不太光彩的事。

    鄭羲是一個有文才和本事的人，但人品不怎么樣。《魏書》中說他“多所受納，政以賄成”，就是為官大肆受賄，還說他非常吝嗇，轉(zhuǎn)手倒賣受賄物品。鄭羲死時，按規(guī)定要由朝廷給他定個謚號，來總結(jié)他的一生功過。尚書給他擬定了一個相當不錯的“宣”字，上報給魏孝文帝。魏孝文帝不愧是一位明君，一點兒也不給他老丈人面子，說鄭羲雖有才干，但為官不清廉，所以駁回了“宣”字，親自給鄭羲定了個“文靈”的謚號，按謚法，“靈”字是一個相當差的貶號。這雖說是鄭羲自作自受，但對他的子孫來說，這個謚號無異于一個奇恥大辱。

    鄭道昭心中一直想為父親去掉這個惡謚，又不敢在父親墳墓前的碑上改動皇帝親定的謚號。一直等到他父親去世19年后，他到光州當刺史的第二年，便迫不及待地在山中石崖上為其父親刻了兩個摩崖碑，碑中不但公然把皇帝定的謚號“文靈”改成“文”，還寫了好多溢美不實之詞，一來這時魏孝文帝已去世多年，二來碑刻在遠離京城洛陽的山東的山中，所以這件事沒有受到朝廷的追究。

    我們今天看重《鄭文公碑》，并不是因為它的文字內(nèi)容，僅僅是因為它的書法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精彩的魏碑書法藝術(shù)的典范。

    《鄭文公碑》刻成后，人們也曾注意過它，在下碑邊上，就刻著宋代政和三年（1113年）有人觀看此碑的記錄。宋代女詞人李清照的丈夫趙明誠在其《金石錄》中，也有對《鄭文公碑》研究的記載。但因那時對魏碑書法缺乏認識，所以對《鄭文公碑》的書法一直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甚至無人提及。

    清朝乾嘉年間，金石學大興，學者桂馥、黃易等人在山東深山尋碑，重新發(fā)現(xiàn)了《鄭文公碑》等云峰山刻石，并有拓片傳世。學者阮元的《北碑南帖論》大力推崇魏碑書法藝術(shù)，后有包世臣等人繼續(xù)高舉碑學大旗，“尊碑抑帖”形成風氣，《鄭文公碑》的書法藝術(shù)才得到了人們的公認和推崇。

    包世臣評價說“北碑體多旁出，《鄭文公碑》字獨真正，而篆勢、分韻、草情畢具”。又說其有“云鶴海鷗之態(tài)”，指出了《鄭文公碑》在眾多魏碑中突出的地位。康有為在其《廣藝舟雙楫》中對《鄭文公碑》和鄭道昭的書法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他說“神韻莫如鄭道昭”，又說“云峰山刻石體高氣逸，密致而通理，如仙人嘯樹，海客泛槎，令人想象無盡。若能以作大字，其姿逸韻，當如食防風粥，口香三日也”。

    隨著書法碑學之風漸盛，對《鄭文公碑》的評價也越來越高。晚清學者葉昌熾對《鄭文公碑》的推崇到了極致。他說“鄭道昭云峰山上下碑及論經(jīng)詩諸刻上承分篆，化北方之喬野，如篳路藍縷進入文明”，“不獨北朝書家第一，自有真書以來，一人而已”。近代書法理論家祝嘉評價鄭道昭：“其成就決不在王羲之之下，應奉為北方書圣，與王羲之并尊。”

    這些評價也許有過譽之處，但鄭道昭《鄭文公碑》的書法藝術(shù)水平，還是應當?shù)玫轿覀兛隙ǖ摹！多嵨墓�碑》作為魏碑書法的代表作，與其他魏碑書法如龍門造像題記和北魏墓志相比，既有相同點，又有獨特的風格，正如康有為所說它是以神韻取勝的。它的運筆參以篆法，中鋒為主，偶用側(cè)鋒取勢，字勢端正，渾厚雄強，結(jié)體寬博，內(nèi)含筋骨。欣賞《鄭文公碑》的書法，能給人以藝術(shù)享受，同時它也是學習魏碑極好的范本。作者：宋開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