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兵學的一度沉寂

    我國兵學歷史悠久，經夏、商和西周時期的萌生，到了春秋戰國迎來了歷史上的第一次興盛。先秦諸子均有兵學之論，并產生了專門研究兵學的學派——兵家，涌現出以孫武、吳起、孫臏等為代表的軍事家以及《孫子兵法》《吳子兵法》《孫臏兵法》《司馬法》《尉繚子》《六韜》等兵學著作。西漢時期，官方對兵書大規模整理，《漢書》中有張良、韓信編次兵法，武帝時楊仆上奏兵錄，成帝時任宏編次兵書的記載，并誕生了《黃石公三略》《淮南子·兵略訓》等兵書。三國、兩晉、南北朝是我國國家分裂、民族融合的時期，涌現出曹操、諸葛亮、孫權、周瑜等軍事家，曹操《孫子注》、司馬彪《戰略》等兵書代表了這一時期兵學的最高水平。隋唐時期，一大批軍事家和將領，如楊堅、李淵、李靖、尉遲恭、郭子儀等，總結作戰經驗，著書立說，我國古代兵學再度繁榮，出現了《唐太宗李衛公問對》《衛公兵法》《太白陰經》等兵書。

    公元960年北宋立國，在鞏固后周轄境范圍內的統治后，自乾德元年（963年）開始，根據先易后難、先南后北的策略，北宋先后滅掉了荊南、湖南、后蜀、南漢、南唐、吳越、北漢等政權，至此，五代十國時期分立割據的局面宣告結束。

    為加強中央集權，宋太祖將政權、軍權、財權全部收歸中央，在軍事體制上，取消殿前都點檢一職，實行殿前司、侍衛馬軍司、侍衛步軍司“三衙鼎立”；設立樞密院與三衙相互牽制，統兵權與調兵權分離；推行“更戍法”，軍隊輪番調換駐防，而統兵將領則常駐防地，造成“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兵不知將，將不知兵”，兵將長期分離的狀態。這種體制加強了皇帝對軍隊的控制，預防了兵將結合以對抗中央事件的發生，但也導致了北宋將帥地位下降，王朝軍隊也因得不到嚴格系統的訓練而素質下降。至于作戰，正如仁宗時大臣蔡襄上奏所說：“主帥等威既不尊異，向下官屬更無節級相轄之理。及至出軍，首尾不能相救，號令不能相通，所以多敗也。”加上兵書成為禁書，朝廷重文抑武，這不僅削弱了北宋軍隊的戰斗力，而且也遏制了將帥們和全社會關注軍事、研究兵學的風氣，人們樂于從文而懼于習武，士大夫諱言兵事，北宋兵學因而一度呈現出沉寂的局面。

    北宋兵學復興的背景

    事實上，北宋從來沒有完全實現全國的統一。在北方，有916年契丹族建立的遼、1038年黨項族建立的西夏和1115年女真族建立的金。太平興國四年（979年）、雍熙三年（986年），太宗先后兩次對遼發兵，打算收復燕云十六州，但因“元戎不知將校之能否，將校不識三軍之勇怯，各不相管轄，以謙謹自任，未聞賞一用，戮一叛命者”（《續資治通鑒長編》），均以失敗告終，此后北宋采取消極防御的政策，“屈己修好，餌兵息民”，對北方政權的擴張“來則備御，去則即止”。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宋遼澶淵之盟，北宋以每年輸遼銀10萬兩、絹20萬匹的代價換來了雙方休戰。一時間，宋廷君臣奢談太平，朝堂上下羞言武備。

    澶淵之盟對北宋國防和軍事的消極影響，正如富弼《條上河北守御十二策》所陳：“論和之后，武備皆廢。以邊臣用心者，謂之引惹生事；以縉紳慮患者，謂之迂闊背時。大率忌人談兵，幸時無事，謂敵不敢背約，謂邊不必預防，謂世常安，謂兵永息，恬然自處，都不為憂。”

    西夏立國后，自康定元年（1040年）開始就不斷發動對北宋的戰爭，延州之戰、好水川之戰和定川寨之戰，北宋均以失敗告終。夏帝元昊要挾北宋：“歲賜、割地、不稱臣、弛鹽禁、至京市易、自立年號、更兀卒為吾祖，巨細凡十一事。”（《宋史》）經過討價還價，慶歷四年（1044年），宋與西夏達成和議，元昊取消帝號，北宋以每年給西夏銀7.2萬兩、絹15.3萬匹、茶3萬斤的代價，換來了此后雙方20多年的和平。

    面對軍事上的一系列失敗和積貧積弱的北宋時局，忠心報國的韓琦上仁宗《論備御七事奏》，提出“清政本、念邊計、擢材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七項當務之急。接著又陳述救弊八事，即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幸、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憂國憂民的范仲淹，呈仁宗《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推恩信、重命令”十項改革主張。在“修武備”一事中，范仲淹提出：“今西北強梗，邊備未足，京師衛兵多遠戍，或有倉卒，輦轂無備，此大可憂也。”兩人的主張切中時弊，在仁宗的同意下，由范仲淹主持，韓琦、富弼等人積極參與的政治改革“慶歷新政”自此開始，北宋兵學也迎來了復興。

    宋仁宗與《武經總要》

    鑒于將帥“鮮古今之學”，更出于“更天下弊事”之慮，仁宗決心“尚武以宣其威，設營以整其旅”，他一方面詔令建武學、設武舉，培養選拔軍事人才，另一方面，命曾公亮（字明仲，福建晉江人）、丁度（字公雅，河南祥符人）負責組織一批學者，“采春秋以來列國行師制敵之謀，出奇決勝之冊”，歷時5年，繪圖著文，編纂成《武經總要》一書，經仁宗核定后刊行。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規模宏大的官修兵學巨著，也是我國古代軍事科學的一部百科全書。宋仁宗親自作序。

    《武經總要》共40卷，分前、后兩集，“前集備一朝之制度，后集具歷代之得失”。（《四庫總目提要》）圖文并茂，體例精審。其內容正如《仁宗皇帝御制序》中所說：“凡軍旅之政，討伐之事，經籍所載，史冊所記，祖尚仁義，次以鈐略，至若本朝戡亂邊防御侮計謀方略，咸用概舉。”

    前集《制度》15卷，摭采宋代與前朝兵法、軍令等內容，著重論述了選將用兵、教育訓練、部隊編成、行軍宿營、古今陣法、通信偵察、軍事地形、步騎應用、城邑攻防、水戰火攻、武器裝備等用兵作戰的理論、制度和常識，是全書精華。該書首次較為全面具體地記載了我國古代各種武器裝備的制造技術以及北宋時期的各種冷兵器、火器、戰船等器械，在陣列、兵器部分配有詳細插圖，是研究我國古代兵器史的寶貴資料。《邊防》5卷介紹了北宋邊防各路州的地理沿革、山川河流、道路關隘、軍事要點以及遼、西夏等國的民族、地理概況。后集《故事》15卷，輯錄前代用兵戰例，品評用兵得失，總結經驗教訓。《占候》5卷介紹了天文、氣象等對戰事的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該書總結前人研制火藥、火器經驗，記錄了我國歷史上第一批軍用火器的制造和使用以及毒藥煙球、火炮和蒺藜火球的火藥配方。對此，英國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評價：“《武經總要》提及的火藥配方，較所有其他文明國家的記錄為早。歐洲第一次提及火藥時間是在1327年或是1285年之間，總之是在1044年很久以后的一段時間內。”

    總之，《武經總要》的編纂使得大量古代軍事文獻和北宋軍事史料被保留下來，這些文獻史料在總結歷史和北宋戰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改變了朝廷上下諱言兵事的現實，使一度沉寂的兵學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對后世兵學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宋神宗與《武經七書》

    在保守派的反對下，歷時一年多的慶歷新政夭折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沒有得到改變，階級矛盾、民族矛盾不見緩和，國勢危機四伏，因而要求改革的呼聲再度高漲。熙寧元年（1068年）神宗即位，次年起用王安石進行變法。軍事上，針對宋軍冗將冗兵的現狀，王安石推行“保甲法”“保馬法”“置將法”“軍器監法”等一系列整軍措施。“置將法”的推行使得“兵知其將，將練其卒”，軍事訓練全面恢復，初步改變了“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的局面，這在客觀上需要大量軍事人才和軍事理論。熙寧五年（1072年），培養軍隊高級將領的軍官學校——武學在東京開辦。為適應軍事斗爭和教學、科考武舉選拔的需要，神宗下詔頒布《武經七書》。

《武經七書》是我國古代由政府頒行的第一部軍事教科書，由神宗命國子監司業朱服等人組織力量編校，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武學博士何去非參與了校訂，元豐六年（1083年）完成，共25卷。全書由《孫子兵法》《吳子兵法》《六韜》《司馬法》《三略》《尉繚子》《李衛公問對》七部兵書匯編而成，可謂我國古代兵學的精華，也是我國最早的兵學叢書，因而自宋以來一直作為武學必讀，影響甚廣。

    《武經七書》中的《孫子兵法》眾人皆知，《吳子兵法》相傳為戰國吳起所著，主張“內修文德，外治武備”，必須“簡募良材，以備不虞”。《六韜》又稱《太公兵法》，相傳為西周太公望（即姜子牙）所著，是一部先秦軍事思想的集大成。《司馬法》約成書于戰國初期，相傳為春秋時期齊國司馬穰苴撰，司馬遷譽為“閎廓深遠”。《三略》原為《黃石公三略》，是一部專論戰略的兵書，傳為秦漢之際隱士黃石公所作，《史記》記載張良在圯橋上所得的兵書即為此書。《尉繚子》約成書于戰國中期，相傳為尉繚所作。《李衛公問對》即《唐太宗李衛公問對》，是唐太宗與將領李靖討論軍事的言論輯錄。

    北宋兵學的代表性著作，還有許洞的《虎鈐經》、何去非的《何博士備論》等。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孫子兵法》）北宋兵學的復興，使兵書走出了深宮，雖未能讓王朝挺直腰身、強壯國防，但卻為民族文化留下了一筆寶貴的兵學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