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自然災(zāi)害，糊口困難，哥仨遂結(jié)伴到南陽行藝。在南陽，一位名叫李狗唱單大鼓的藝人成了他們的朋友，四人聯(lián)袂登臺，段、胡、呂三人唱琴書，李狗唱單大鼓，你上我下，琴落鼓起。有時李狗唱單大鼓時，段、胡、呂三人閑著手癢癢，就用揚琴、墜胡、四弦伴奏；三人唱琴書時，李狗便用單大鼓和鋼板來助興。這一相交相融不要緊，四人都發(fā)現(xiàn)，由于其他樂器的加入，自己的表演比以前更加得心應(yīng)手，更好聽好看了，單調(diào)的單大鼓變得婉轉(zhuǎn)，富有音樂性了，拖沓低回的琴書變得高亢激越了。
　　
    段、胡、呂三人從南陽回來，一種新穎的曲藝形式在偃師出現(xiàn)了，河洛大鼓呱呱墜地。但起初它并不叫河洛大鼓，而是叫“鼓碰弦兒”或者“鋼板書”。
　　
    就在段、胡、呂三人改造傳統(tǒng)琴書時，在偃師邙嶺的東蔡莊，一個名叫李富路的藝人也在進行著“鼓碰弦兒”的摸索。李富路，1891年出生在一個富裕的農(nóng)民家庭，家人盼其做官，富路獨鐘琴書，小小年紀便名聞一方，傳說其演出時正襟危坐，目不斜視，生怕儀容形態(tài)壞禮損教。
　　
    1910年，李富路在陜西經(jīng)商時，結(jié)識了豫東一個唱單大鼓的白先兒。愛其技藝高超，更愛單大鼓的粗獷奔放，李將白請到家里，熱情款待，相互切磋。切磋交流中，李富路放棄琴書，轉(zhuǎn)攻大鼓，一舉成名。他稱這種新曲種叫“大鼓京腔”，并在開書前經(jīng)常這樣說：“大鼓京腔不叫大鼓京腔，叫大鼓松腔。中不中頭先松，先松后緊，越說越穩(wěn)；先緊后松，越說越不中。”
　　
    創(chuàng)新的隊伍中還有府店鄉(xiāng)高村的高廷章，他先學會單大鼓，再學會河南墜子，而后將單大鼓與河南墜子融為一體，唱起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大鼓書。
　　
    至此，八方風雨會偃師，在眾多曲藝高手的關(guān)注和呵護下，河洛大鼓萌芽、成長、成形，在河洛這塊肥沃的藝術(shù)土地上，漸成燎原之勢。       
一枝紅艷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斷腸。鮮艷的河洛大鼓之花綻放后，便以其獨特的魅力贏得了大眾的喜愛，并很快以偃師為中心向四周蔓延，進鞏縣，入孟津，上登封，下新安……仿佛一夜間河洛大鼓遍地開花，城鄉(xiāng)盡是唱書聲。

    三、河洛鼓花遍地書聲朗
　　
    在偃師采訪的過程中，我們接觸到這樣一個名詞：“三皇社”。它是舊時偃師一帶鼓書藝人協(xié)會的名稱。
　　
    “三皇社”有擺社亮書的傳統(tǒng)，就像一直持續(xù)到現(xiàn)在的寶豐縣馬街書會，在每年某一個固定時間，說大鼓書的藝人們在指定的地點聚會，說書亮藝，暗比高低。每年的農(nóng)歷九月初九開始，“三皇社”擺社亮書三天，其召集人即社頭，由大家公推的德高望重、水平高、資歷深的藝人擔任。
　　
    1920年至1926年，“三皇社”共在偃師擺社6次，第一任社頭高廷章，第二任社頭段炎，第三任社頭胡南方，第四任社頭李富德，第五任社頭呂祿，第六任社頭張?zhí)毂丁?br /> 　　
   《偃師曲藝志》載，“三皇社”剛成立時，高廷章首任社頭，在自己的家鄉(xiāng)府店鄉(xiāng)高村擺社。當年九月初九，四方藝人云集高村。銃聲一響，書聲即起，鼓聲鏗鏘，琴聲曼妙，說書聲讓人如癡如醉。三天時間里，整個高村一片歡騰，聽說書的鄉(xiāng)親從四鄰八鄉(xiāng)成群結(jié)隊而至。書場人頭攢動，摩肩接踵，據(jù)傳，曾有一棵大樹被擠折。窺一斑而知全豹，你可想象河洛大鼓在當時是多么風靡和興盛。
　　
    從1920年至1940年，河絡(luò)大鼓處在一個從綻放到盛開的花季。當時，許多以前從事別種曲藝表演的改唱河洛大鼓，新手拜師學藝首選河洛大鼓。一棵棵河洛大鼓的新芽破土而出，茁壯成長。偃師本地的不說，外地有鞏縣的葉刺猬、陳有功，孟津的張五、朱金良，宜陽的馮光照，嵩縣的朱新芳，伊川的李逢春，新安的李改銘，洛陽的肖金德……這些人回到各自的家鄉(xiāng)，一邊表演，一邊教授新的弟子，使河洛大鼓得到完善和發(fā)展。
　　
    1940年至1949年，由于社會動亂，河洛大鼓活動處于低潮。
　　
    平地一聲雷，洛陽得解放。鼓書藝人帶著新生的喜悅，以飽滿的熱情投入到火熱的新生活中。漸次枯萎的河洛大鼓重新恢復(fù)了生命力，鼓聲書韻再次彌漫河洛大地，一大批群眾喜聞樂見的舊書目被去粗存精，一大批緊跟時代潮流的新書目脫穎而出，許多唱大鼓書的藝人都成了所在團隊的骨干演員，他們中的佼佼者代表洛陽參加全省乃至全國的曲藝匯演并載譽而歸。
　　
    據(jù)統(tǒng)計，上世紀50年代初，僅偃師一個縣的鼓書藝人就有80多人，邙嶺鄉(xiāng)東蔡莊一個村就占了1/4。
　　
    也就在這個時期，原來叫法混亂的大鼓書有了統(tǒng)一正規(guī)的名字“河洛大鼓”。
　　
    據(jù)原洛陽市文聯(lián)秘書李冷文回憶，1952年參加中南區(qū)文藝匯演前，河洛大鼓第二代杰出藝人張?zhí)毂侗徽{(diào)到洛陽市文聯(lián)做演出準備。有一段時間，他吃住在文聯(lián)，白天到書場說書，晚上就和李冷文，還有市文聯(lián)的戲劇部長李振山坐在一起閑聊，聊的一個主要話題就是大鼓書的命名，因為以前的名字混亂且俗。
　　
    三人討論到最后，李冷文問張?zhí)毂叮?ldquo;你說叫河洛大鼓咋樣？“張?zhí)毂兑慌淖雷樱?ldquo;中呀！中呀！”再去書場說書，張?zhí)毂兜呐d致更高，開場白就是：“我這玩意兒過去叫‘說書’，不好聽，現(xiàn)在洛陽市文聯(lián)給它取了個名字叫‘河洛大鼓’，我高興，今天不收錢，宣傳來了。”
　　
    “文革”時，河洛大鼓的演出也從未中斷，城市鄉(xiāng)村不時有鼓聲和琴音響起，只不過表演的藝人比以前少了，表演的曲目沒以前多了，表演的環(huán)境比以前差了。
　　
    改革開放后，河洛大鼓再出江湖，本想雄風重振，怎料事與愿違。社會的進步和發(fā)展在促進人們物質(zhì)生活提高的同時，也帶動了人們精神追求的豐富多彩和永不滿足，從最初的電視、電影到后來的DVD、電腦、MP3，種種更方便更快捷的現(xiàn)代化娛樂方式讓人們有了更大的滿足和陶醉。既然有車，何必騎驢？河洛大鼓逐漸淡出人們的選擇，遠離人們的視野。無論人們怎樣努力，艷麗之花開始枯萎、凋謝。

    河洛大鼓的書目分傳統(tǒng)和新編兩種，解放后至今創(chuàng)作的反映近代與現(xiàn)代生活的為新編書目，以古代生活為題材的為傳統(tǒng)書目。與傳統(tǒng)書目相比，新編書目因為夾雜了太多為政治服務(wù)的成分，生命力比較弱，某些書目只是在某個特定時期紅火一陣，時過境遷，也就隨之消亡。倒是傳統(tǒng)書目，因其深入人心的教化作用而長盛不衰。
　　
    五、書說人生百味
　　
    細說傳統(tǒng)書目又可分為三類：一是公案、劍俠、演義、神話一類，如《包公案》、《劉公案》、《小八義》、《濟公傳》等；二為歌頌賢、孝、貞節(jié)，鞭撻嫌貧愛富等行為的勸世書，如《鞭打蘆花》、《郭舉埋兒》、《劉方舍子》、《三女婿拜壽》等；三是反映大眾生活，富有濃郁生活氣息的書，這類書以小段、書帽為最多，如《偷石榴》、《尿床王》、《小黑驢》等。
　　
    公案、演義一類的鼓書，大都是從別的藝術(shù)形式中移植過來的，比如戲劇。有些內(nèi)容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