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會專家對儒家經典的重要論題作出了新的詮釋，尤以《四書》為中心，《論語》又是其中的重點。有學者就《論語》“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章提出新解，指出舊注的“王教”論域更接近于問題的本真，體現了推崇“德教”、反對暴政的思想，主張將人先天固有之道“還”給人自身，導民由乎自己以實現其自身價值的政治理念，顯示出一種高遠的政治理想和切實的人道精神�！墩撜Z》“親親互隱”章為近來學界反復論辯之話題，學者對此提出了新解，指出必須“回到”孔子與葉公對話的情景與狀態之中去理解該話題，不能把儒家倫理歸結為所謂“血緣親情倫理”，不能簡單地將之西方道德理性主義化，孔子的倫理原則，乃是一種追求與講究道德情感與道德理性適中調和的道德“中庸”主義�！墩撜Z》首章“學而時習之”的注解，歷來解釋不一，近來更是多有新解，有學者從朱熹的注解出發，提出朱子認為，學的內容“本無定指”，以明善復性為其宗旨，朋自遠來之樂非切磋取益之樂而是教化同道之樂，朱子本章之解奠定了其四書詮釋的整體基調。學者同樣就宋明理學重點詮釋的《大學》《孟子》作出闡釋，認為《大學》體現了儒家“修、齊、治、平”的層次性模式，是倫理思想與政治思想結合。學者一方面重新審察了孟子對“生之謂性”的批評，認為孟子反對的是告子對“生之謂性”的抽象理解，而非從原則上反對“生之謂性”，“生之謂性”原則與“仁義內在”的人性內容實相一致。一方面考察了近人梁啟超的《孟子》詮釋，體現了他的人生哲學思想。

    有學者提出，儒家天命觀是儒家哲學思想的核心內容，它決定了儒家哲學思想內在的邏輯結構和理論特質。儒家同樣有著豐富的“困境智慧”，它和憂患意識一道成為我們精神傳統的寶貴資源。儒家思想歷來受到尊崇，在少數民族入主時代亦不例外，通過重訂曲阜孔廟元代加封孔子碑即可考察元代尊孔的情況。理學思想是儒學發展的又一高峰，本次會議對此亦多有討論。學者提出明道“敬”論多是圍繞《易傳》《孟子》《中庸》《論語》與《西銘》等相關命題的綜合解讀展開，作為程顥學術同道的張載理學雖不以“心”標宗，但卻包含豐富的心學思想，其內容主要由心論與知論兩部分構成。作為周程思想的間接傳人，張栻對周敦頤《太極圖說》進行了詳盡闡發，體現了張栻自身的太極體性論思想。王陽明作為心學的代表，《傳習錄》提出的“知行合一”說備受關注，學者對此提出新解，倡導從本體與功夫一致視角來談論知行合一，強調知行合一說再現了本體與功夫的一致性，與心即理、良知、致良知相互貫通。清代理學承明代而來，理學大家陸隴其的政治倫理思想即顯示了清代理學的特色。

    本次會議具有寬廣的國際比較視野。學者們討論了朱子杰出后學真德秀《心經》與韓國心法學的關系，認為《心經》和《心經附注》已成為韓國心性之學的闡釋與建構的重要思想載體，對韓國心性之學影響至深。

    歷代學人在經典注釋實踐中形成了不同的注經特色和理論，值得今人予以審視和反思，學者就經典詮釋的相關理論作出了探索。他們提出，從儒學的詮釋形態出發，存在經學化的儒學和哲學化的儒學兩種詮釋形態，二者存在會通的可能性，經學的復興只能是現代化的而非傳統的。從中國哲學方法論的角度出發，則應注意經、經學和經典之間的關系，經是思想系統內自然的選擇和眾人的公認，經典為具體知識系統中具有典范性、奠基性、原創性和權威性的文本著述。經學則是對經典的研讀、詮釋。若從觀念史研究的角度出發，又應注意在經典世界與現實生活世界之間尋得其根據，應從現實生活世界及其變遷中獲得動力。反思已往的經典詮釋成就是很有意義的。學者探究了宋儒經典詮釋對價值與事實關系的處理及其存在的問題，進而對現代新儒家的經典闡釋作出了總結，揭示了方東美和唐君毅的經典詮釋思想，指出方東美對朱熹的詮釋在方法論上存在問題，以唐君毅為代表的學者對儒學存在宗教化詮釋的傾向。此外，學者還提出了自身對經典詮釋的理解，指出中國傳統哲學關于“存在”問題的思考方式具有中道、圓融、不二、雙運的特色。

    教化思想的探討是本次會議的另一主題，主要圍繞著先秦經典文本的討論展開。學者對教化理論有著概括性的分析，指出教化是主義、思想、學說一類的東西在社會上傳播、推廣之后所得到的信從或信仰，儒家教化存在上貫與下貫路線，具有與宗教教化不同的旨趣。具體而言，儒家教化具有榜樣的形式，有著特定的組成部分及特點，儒家教化核心是禮樂，故學者探究了先秦儒家樂教傳統的形成及其成人、成德的教化意義。教化的目的是成就君子人格，需要分析儒家的君子人格的特色及其在教化中的作用。儒家的教化必須依賴于經典展開，有學者討論了《周易·象傳》的教化思想，認為象傳是對《周易》卦象和爻辭所作的解釋，是一部圣人教化之書。古代思想家有著豐富而獨特的教化思想。荀子即體現了道德理性主義進路的教化特色。明代理學家胡居仁的教化思想則以義利、舉賢良思想為中心，江右王門后學劉邦采則以性命良知之學為其教化特色。（許家星）（原標題：學界研討“經典與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