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中山陵”

 八路軍重慶辦事處舊址

 重慶“解放碑”

　　“中國最早的城市”是在何時何地呢?對于這個問題，似乎已有答案說是在距今六千五百年前的城頭山(今湖南灃縣)，且舉出“城頭山古城遺址”為證。據查“城頭山”是當地老鄉的口頭稱呼;“城頭山古文化遺址”是其正式名稱;而“城頭山古城”，多半是基于其考古發掘得名而旨在重建中國人的歷史記憶。該遺址已被評為“中國二十世紀一百項考古大發現”之一，還被寫進了教科書。縱然如此，對于“中國最早的城市”這一冠名，仍在被別的古文化遺址搶認。二○一○年五月七日《開封日報》所載劉靜沙《誰是中國最早的城市》一文，就將“中國最早城市”授名于“鄴城遺址”(今河北臨漳縣)。不僅如此，競相自稱為“中國最早的城市”遺址者，還有河南洛陽偃師二里頭遺址、安徽含山縣凌家灘遺址、陜西省高陵縣姬家鄉楊官寨遺址等好幾處。

　　看來是由于缺乏文字記載，何處是“中國最早的城市”之爭，只好憑靠考古發掘所顯露的歷史建筑遺存，并且依據何謂“城市”而解釋之判定之�？梢姵鞘兄械臍v史建筑遺存是相關歷史記憶的最重要的標識，也是一座城市的歷史身份的有力論據。本期文摘以南京、重慶兩座著名的歷史文化名城為例，通過它們的歷史建筑遺存，來重溫一下這兩座城市的文化歷史記憶。

　　南京是國務院一九八二年二月八日批準的第一批歷史文化名城之一;其相關文件中的簡介稱南京“為東吳、東晉、南朝、明朝等建都的歷史名城”，“文物古跡很多，有石頭城、南朝陵墓、石刻和明孝陵、明故宮遺址、太平天國天王府、孫中山臨時大總統辦公處、中山陵等”。其后四年多，重慶被國務院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八日批準列入第二批歷史文化名城名單;其相關文件中的簡介稱“戰國時候，重慶為巴國國都，稱江州。其后兩千多年一直為重要的城市，留下的文物古跡有巴蔓子墓、船棺、巖墓、漢闕等。在近代史上，重慶也占有重要的地位”，“現存有曾家巖、紅巖村八路軍辦事處舊址，新華日報社舊址及白公館烈士犧牲紀念地等”。在這兩個簡介所列舉的歷史建筑中，古代的和近代的皆有，可見其對于南京、重慶被定位于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

　　南京號稱“六朝古都”，重慶現有“巴渝古城”之說。但回看兩城市獲選進入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以來二十多年間“舊貌變新顏”的歷程，南京還有多少能保留古都型名城(以都城時代的歷史遺存物、古都的風貌為特點)的本錢呢?“六朝金粉地”的秦淮河畔老城南一帶金陵古城僅剩不到一百萬平方米(不及50平方公里老城總面積的2%)。重慶主城區的巴渝古跡屈指還有多少可數呢?其母城渝中區更是僅存湖廣會館及東水門、通遠門舊城垣等幾處古建筑(上面簡介中所說重慶的巴蔓子墓實為一九二二年重建，船棺、巖墓、漢闕在重慶主城區內已極難尋覓)�？梢哉f兩市主城區的古城整體歷史面貌今已不在。不唯如此，二○○九年六月十日首批“中國歷史文化名街”揭曉，南京重慶均名落孫山。所謂古都南京、古城重慶的歷史記憶，已經很難找到足夠的古建筑來對應支撐(重慶市沙坪壩區磁器口在2010年6月12日被授牌成為第二批“中國歷史文化名街”之一，但仍如“萬綠叢中一點紅”似的“萬洋樓中一點‘古’”)。

　　好在南京、重慶兩城市，尚有多少不等的近代建筑遺存，特別是有民國時期的建筑遺存。南京曾是中華民國的首都，重慶曾是對抗日本侵略的中華民國戰時首都。傳統古建筑既變得稀少，那么兩城市的近代建筑遺存對其賴以維系歷史文化名城的地位，則可謂“具有重大歷史價值和革命(紀念)意義”，何況重慶可以說是近現代史跡型(反映歷史上某一事件或某個階段的建筑物或建筑群為其顯著特色)的歷史文化名城(據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劉豫川主編《重慶文物總目》一書，所列342處重慶主城區歷史建筑中有210處屬于“近現代重要史跡和代表性建筑”)。

　　對于南京的近代建筑遺存，上述簡介中指名列舉者有三：“太平天國天王府、孫中山臨時大總統辦公處、中山陵”。所謂太平天國天王府，其遺址與后來的孫中山臨時大總統辦公處屬于同一所在地，即現今所謂總統府舊址——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誕生后九十來天里孫中山的臨時大總統府和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前近一年間蔣介石、李宗仁的總統府舊址。這個中國現存最大最完整的近代建筑群，位于六朝宮城遺址的最核心部分;現在因總統府之名而牽引出的歷史記憶雖然以民國為先，但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國務院公布第二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時，對其命名卻并非“總統府”，而是“太平天國天王府遺址”，其意則在喚起對太平天國農民運動定都南京的歷史記憶。實際上太平天國天王府這座“天朝宮殿”(此系太平天國的自稱;清廷則將之貶稱為“天王府”)，早在一八六四年就因清軍炮火而“化作荒莊野鴿飛”(清何紹基詩)，一八七○年至一八七二年其廢墟上所重建的是清朝兩江總督署。而總統府舊址的現名，則是凸顯中華民國在中國大陸的起點和終點，喚起對民國南京較為清晰的歷史記憶，但卻難以盡涵晚清南京的歷史記憶，因該建筑群實體的基本格局形成于晚清(2003年截止，總統府建筑群尚存民國以前的近代建筑面積26156平方米)，民國時期的新建或改建只是局部(國民政府門樓、國民政府大禮堂、行政院北樓和南樓、子超樓等);并且從建筑風格來看該建筑群，在民國以前既有古色古香的園林建筑，有大堂、二堂、廂房、馬廄及熙園等，也出現了仿法國文藝復興樣式的建筑——建成后一年多而成為孫中山臨時大總統辦公處的西花廳。

　　“太平天國天王府遺址”、“總統府舊址”兩者從某種意義上系出于時局亟須而命名，倒是“南京中國近代史遺址博物館”的現名能兼顧兩者，且能涵括那些與天朝宮殿建成前及其被毀后的“清兩江總督署”相關的記憶(特別是從洋務運動到晚清新政諸位名總督)，從而具顯百年近代史的連續性和多樣性。

　　至于一九三一年底方告完工的中山陵這個被建筑學界譽為“中國近代建筑史上創造的不朽杰作”(劉先覺、張復合、村松伸、寺原讓治主編《中國近代建筑總覽·南京篇》，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92年版，第8頁)，其建筑群實體與所喚起的歷史記憶之間，則能較好地對位。從南京城市建設史看，中山陵的影響也非常大。為迎接孫中山靈櫬奉安中山陵而開辟的似Z形中山大道(12公里長)及其多年的修建，引發了明太祖朱元璋以后南京城又一次大擴建，使其城市格局改觀和城市新主軸線形成，以至該大道至今所集聚的市級以上文物保護單位和總統府、民國政府各機關等重要近代建筑及名人故居等遺存尚有近兩百處，漫步其間，或多或少可感受民國時期的歲月。

　　對于重慶的近代建筑遺存，上述簡介中指名列舉者有四：“曾家巖、紅巖村八路軍辦事處舊址，新華日報社舊址及白公館烈士犧牲紀念地等”。八路軍重慶辦事處舊址，早在一九六一年三月四日國務院公布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中就有，包括紅巖村十三號和曾家巖五十號兩處;四十年后的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國務院公布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中新添中共政治協商會議代表團駐地舊址、《新華日報》營業部舊址兩處，也歸入其名下。這四者所喚起的首先都是與中共黨史相關的紅色記憶。其實它早先的身份是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蔣介石決定棄守武漢之后，中共遷渝人員在重慶市內機房街七十號所設立的“第十八集團軍重慶辦事處”(其前身則為“第十八集團軍武漢辦事處”，再前身則為南京淪陷前的“第十八集團軍南京辦事處”。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任命朱德、彭德懷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正、副總指揮是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但三個星期后的九月十二日就按戰時序列，將八路軍改稱為第十八集團軍)。該辦事處一九三九年秋遷往紅巖嘴(今謂紅巖村)時，這一名稱就被濃墨重筆橫書于該辦事處木質院門之上，至今猶然。中國共產黨在對日抗戰期間使用“第十八集團軍重慶辦事處”這一名稱，其意義正如該集團軍總司令朱德當時頭戴與其他集團軍總司令有相同帽徽的軍帽一樣，是信守第二次國共合作并顧全這個大局的表現。中共中央南方局秘密設立于該辦事處內而不對外公開，曾家巖五十號被稱為“周公館”，皖南事變時刊登周恩來題詞表示抗議的《新華日報》在日寇投降前的文字總量中仍然以宣傳抗戰為基調(包括登載并肯定蔣介石等的抗日言論和事跡)，其理亦然。

　　在重慶的近代建筑遺存中，最能牽動重大歷史記憶者還有解放碑�，F今的解放碑，是一九五○年十月一日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劉伯承所題“人民解放紀念碑”的口頭縮略語。查其前身是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舉行揭幕典禮的八面塔形建筑“抗戰勝利紀功碑”(此本初碑名由時任重慶市長張篤倫題寫)，而該紀功碑的前身則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日竣工的“精神堡壘”(重慶版《新華日報》1941年12月28日)這個木結構四方形炮樓式建筑。這兩個前身也都直接緊密地聯系著陪都重慶的重大歷史記憶。“精神堡壘”落成的當年，正是日機對重慶大轟炸的最密集年頭(且因之發生過數千平民窒息死亡的六五隧道大慘案)，該建筑可謂顯現了中華民族威武不能屈、“敵愾愈強，信心愈固”而抗戰到底的精神;紀功碑就旨在紀念和傳承這種民族精神。三年的紀功碑史和近六十年的解放碑史聯系起來，則可發現該碑具有雙重紀念意義的唯一性：它既是全中國對日抗戰勝利的唯一紀念碑，也是全中國人民解放的唯一紀念碑。如果考慮到抗日戰爭是一百余年間中國人民歷次反侵略戰爭中唯一贏得完全勝利之戰(雖有“慘勝”之說，但也證明了人類歷史上善與惡搏斗的過程與結果)，而且這一勝利包含著國共合作對日抗戰的巨大貢獻在內，那就可以說其重大歷史價值正好與北京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交相輝映。該碑既是重慶的，也是中國的，而且還是中國抗日戰爭所具世界性的象征，因重慶是當時中國大后方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又是與倫敦、莫斯科、華盛頓齊名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四大名城之一。

　　(摘編自《悅讀》第32卷，原題為《關于歷史記憶與城市歷史建筑遺存的命名》，作者為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原標題：城市建筑遺存上的歷史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