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雀之靈》流傳了20多年，傣族的孔雀舞也因著楊麗萍現代形式的表現而被更多人認識。中國民族民間舞就這樣通過舞臺表演被人們熟知。
原本在田間地頭的民族民間舞該如何走上舞臺？我們從源頭開始，尋求答案。
雅化——從原生態走向舞臺
中國的民族民間舞源遠流長，或為慶豐收，或為敬神祈福，或抒情自娛，民俗內涵豐富。
而其舞蹈元素被充分提煉并升華運用，進而搬上舞臺，始于新中國成立前。
上世紀40年代，“新秧歌運動”點燃了民族民間舞舞臺化的火花。戴愛蓮、吳曉邦、賈作光等老一輩舞蹈家在充分采風的基礎上創作出一大批優秀作品。
“青藍布為衣，對襟齊領，長可蔽膝身，以彩繡鑲邊，頭挽發髻，配以銀飾高冠。”淳樸自然，諸如《瑤人之鼓》的民族民間舞的舞臺化形式引來眾多喝彩。
民族民間舞的舞臺化即是“雅化”，是對民族和地區文化典型特征和情感的提取。上世紀80年代以前，民族民間舞的主要類型是反映一個群體或者一個族群的情感，北京舞蹈學院副院長明文軍介紹，“像《東方紅》大型歌舞，恢宏壯美的場面既傳達厚重而蒼涼的歷史追懷感，又抒發對新中國的歡欣與滿足，正是那個時代的主旋律”。
及至上世紀80年代末，民族民間舞的舞臺化開始更多關注個人的人文表達，從情感向人物形象過渡。例如獨舞《殘春》，男子為青春的永遠流失而痛苦遺憾，他撲倒在地，伸出手卻什么也抓不住，感情飽滿，形象鮮明，給人留下極深的印象。而今，民族民間舞的雅化更是越來越多追求“人”的形象——這些演變伴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生，帶有鮮明的時代特色。
兩難——民間性在舞臺上流失
舞臺化對民族民間舞發展有著毋庸置疑的促進作用。北京舞蹈學院中國民族民間舞系教授潘志濤舉例道：“近些年，山東三大秧歌的舞蹈創作及表演達到了史無前例的高度和深度，正是得益于舞蹈專業工作者數十年如一日堅持加工、整理。”而歷年春晚的舞臺上，藏族舞蹈《飛弦踏春》、蒙古族舞蹈《吉祥頌》等民族民間舞總能大放異彩，各個民族特有的經典舞蹈動作深入人心。
猶如硬幣的兩面，舞臺化在推動民族民間舞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令人憂心的情況。粗制濫造隨意嫁接的現象比比皆是，過度追求舞臺技巧、效果和服裝的情況俯仰可見，脂粉味兒掩蓋了鄉土氣息。2002年曾有舞蹈《碧波孔雀》，以艷麗的色彩塑造了一群動感十足的現代孔雀形象，從體態到動律再到形象本身完全改變了傳統孔雀舞的面目，讓人不禁要問：離舞臺越近，是不是就會離本真越遠？
一些民族民間舞的舞臺表演中混雜著芭蕾舞、現代舞等其他舞種的影子，使得民族民間舞變了味。尤其是大量以比賽為目的的創作，更傾向于直接借用現代舞的高超技術來奪人眼球。青年舞蹈家劉巖指出：“這種所謂的同化其實是舞蹈語言中的病句，讓人難以理解其中的文化含義。”
藝術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副所長江東認為，現在的民族民間舞的舞臺表演缺乏藝術震撼力，過于蒼白而與原本的民族民間特色脫節，原因在于編導們很少直接到民間進行采風和學習。明文軍則坦言，創作者對自我過于強烈的關注，使民族民間舞的“魂”或者“氣”，即其特有的文化性、民族性、民間性逐漸流失。
此外，在民族民間舞的教學中，缺乏對原生態舞蹈的強化，使得一些年輕學子誤將課堂上抽象化教學化的舞蹈當成了民族民間舞的原貌。“更可怕的是，這些學生再到民間去指導當地的舞蹈創作和表演，以訛傳訛，一定會對民族民間舞原汁原味的保存產生很大危害。”江東對此憂心忡忡。
尋魂——發掘民間最本真的精魂
對于解決民族民間舞舞臺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舞蹈界、學界不約而同地強調了深入民間、實地采風的重要性。
劉巖認為，專業的學子、教師及創作者們“必須實實在在去采風，去感受民族民間舞的本來面貌，去發現和發掘民族民間最本體的元素與精神”。
明文軍認為，舞臺化的關鍵在于把握民族民間舞的內在，“優秀的舞臺創作能夠抓住民族民間文化的魂與神，把握其特有的形態、神態、情態、動律及節奏，提純出適合上舞臺的動律和形象，如此不失本分又耳目一新，自然更容易讓更多人接受”。比如，把原有形式加工后搬上舞臺的《花鼓燈》；運用民間舞蹈素材創作的《一個扭秧歌的人》；或展示一個主題的《愛的足跡》《黃河兒女情》等，都是成功的“二度創作”。即所謂“源于民間、高于民間、既不失風味又科學規范”，這大概是舞臺上的民族民間舞追求的最高境界了。“離雅的舞臺更近并不會離民俗更遠。”明文軍說，急功近利才會遠離根本。
明文軍介紹，在發達國家，舞臺表演的市場及社會定位層次分明。各種表演形式各自迎合其定位的觀眾群，各自繁榮互不干擾，這就保證了純藝術健康成長。但中國民族民間舞并無明確分類，舞臺創作既要迎合市場維系生存，又要符合藝術規律，顯然是十分艱難的。治本之策在于正確認識和處理我們自己的文化傳統，建立對我們國家民族舞蹈的自信心。（本報記者 李 韻 本報通訊員 邱明瑜）（原標題：民族民間舞：莫讓脂粉味掩蓋鄉土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