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具茨山皇冠狀巖畫

　　編者按：對于廣大國學愛好者來說，關于中國早期文明起源與發展問題的探索，是一個具有恒久思想魅力的話題。由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中國先秦史學會、中國巖畫學會、中國殷商文化學會主辦，河南省黃帝故里文化研究會承辦的“具茨山與中華文明學術研討會”日前在京舉行。學者們的發言，讓我們把對黃帝時代的探尋與一個叫“具茨山”的地方聯系了起來。

　　具茨山與上古歷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

　　李學勤

　　二十四史是以《史記》為首的，《史記》是以《五帝本紀》為首的，《五帝本紀》是以黃帝為首的。以黃帝作為我們正史的開始，這一點不是偶然的，而是反映了我們祖先以來傳統的文化理念，肯定了中華文明的開端和作為人文初祖的黃帝的歷史地位。而黃帝的歷史傳說，從來都是和具茨山和新鄭結合在一起的。

　　“具茨”這個詞本身非常古老。而具茨山有關的歷史可見于先秦文獻。目前我們能找到的最早的是莊子的《徐無鬼》篇，戰國時期的著作。里邊記述：“黃帝見大隗于具茨之山。”對此，《水經注》里面有一個明確的解釋說，“大隗山即具茨山也”。大隗是一個神仙的傳說人物，可是它也是這個具茨山的名稱。所以說大隗山就是具茨山。《水經注》同時也提到了新鄭。該書引用皇甫謐的《帝王世紀》，說當時的新鄭縣是故有熊氏之墟，黃帝之所都。這也就是說，關于具茨山和新鄭的傳說，自古以來都是結合在一起的，不能分開的。所以說新鄭和具茨山和黃帝的歷史傳說是有密不可分的關系，這點對我們探討中國文明起源和早期的發展，有很重要的啟示意義，對我們理解具茨山巖畫以及有關的考古遺址，它的歷史背景和歷史地位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今天，尤其是一些國外的漢學家認為，黃帝和類似的中國古史傳說，可以說基本上，甚至可以說完全沒有什么歷史價值，根本不應該提。這個問題我覺得值得我們各位專家進一步探討和討論。像黃帝這樣的古史傳說，在今天探究上古歷史和文明的時候，究竟應該怎么看待?這些傳說居怎么樣的地位?起什么樣的作用?在我們研究里面應該有一個什么樣的位置?

　　《五帝本紀》后面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尚書》里面沒有黃帝的內容，百家諸子言黃帝，有很多矛盾、不雅馴的地方，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傳，是戰國時候的著作沒有疑問。《五帝本紀》內容根據這兩篇文章。《五帝本紀》講黃帝是根據歷史傳留下來的文獻做了大量的研究。他不但考慮到儒家的著作《五帝德》《帝系姓》，還考慮到諸子百家各方面的材料，做了充分的收集，同時很重要的就是他做了旅行和實地的調查研究。而民間關于黃帝的傳說和傳世的文獻基本上是符合的。大家明白《五帝本紀》不是隨便寫的。以《五帝本紀》為代表的古史架構是不能夠簡單否定的。

　　否定中國傳統古史架構的所謂疑古的說法，實際上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前半葉，是有關中國古代研究的一個普遍現象，學術史上的一個重要的潮流。對于里面涉及到的人物我們應該區別來看。疑古學風開始是從康有為，后來還有北大的崔適。顧頡剛說受康崔之學。康有為的疑古跟后面的像胡適先生，他們的疑古性質不同。康有為變法維新，所以要對古代一些正統的傳說加以改變，提出孔子改制。他的學術觀點和他的政治主張是密切結合起來的。

　　在這之后，還應注意到日本人白鳥庫吉。白鳥庫吉在日本影響很大，今天在這不多做評論，因為他后面的研究是很清楚。白鳥庫吉這一學派，講“堯舜禹抹殺論”，它的興起和日本歷史所謂的“脫亞”，就是要離開亞洲，擺脫中國學術文化的影響，應該說是相關的。這里我要特別強調，后來在新文化運動開展之后興起的以胡適先生早期的見解、以顧頡剛先生代表的“古史辨”的學派，我一直認為這是一個進步的思潮，是新文化運動一個組成部分，他們所做的工作有很重要的啟蒙和進步意義。從1923年開始，古史界的討論，疑古學風影響很大，到現在它的影響不只在國內，特別是在海外。在海外你講講黃帝試試，他們絕對不會肯定的，主要是受這樣學風的影響。

　　在新文化運動中疑古學風興起之后，對于疑古學派就有一些不同的批評。比如王國維先生。他對于疑古學風的批評不是在事后，是當時。當時大家就問王國維，王先生，你對這個問題怎么看?他說，懷疑的精神是對的，可是在建設方面不夠。

　　王國維先生1925年秋天在清華講《古史新證》的課。首先一點，古史傳說里面有神話因素是不可否認的，那么這個神話是不是就有沒有研究價值了?王國維說得很清楚，上古之事傳說與史實混而不分，這是世界各國之所同。我們是要把它區分開來，找出它的史實的背景。第二點，王國維先生指出，在上古沒有文字的時代主要就是依靠口傳，這話完全對。因為當時的歷史傳說都是口傳下來的，古代的傳說中間，神話的因素就是這么進去的，經過長時期口傳，才變成記載。這樣一些古史傳說，就沒有研究價值?那樣的話，古代文明早期就不能研究?再有一點，晚出的文獻，甚至于百家的雜說，都應該參考。大家知道，王國維和羅振玉一起發現了王亥。王亥不是商代的，已經是非常之古老的一個人物，在古書里面基本看不見，經過甲骨文的研究，然后從諸子百家甚至《山海經》等著作里面把這個故事鉤稽出來。大家要知道這樣的發現，使我們看到即使是很晚的一些諸子百家的書，甚至于像《山海經》這樣怪異的作品，它還都有歷史價值。我覺得王國維先生對于疑古學風的這點意見也是很重要的，這是王國維先生的批評。

　　就在前幾天，在上海大學舉行了一個“古史史料學研究的新視野國際學術討論會”。謝維揚教授寫了一篇文章——《古書成書的復雜情況與傳說時期史料的品質》。文章提出一個新的對于疑古學風的批評論點。他說，層累造成的古史說很大的問題是因為是單線發展。層累造成的意味著不斷地單線發展。古代傳說的變化實際上可能是很復雜的。層累造成的古史說，如果是單線的話，你就得把古史傳說排隊，越排越晚。童書業先生的論點就說黃帝成為中國歷史的頭一個，最早是戰國末。大家想想，這個論點就不合理了。如果最早是戰國末，離司馬遷太近了，他怎么會采用這樣一個說法呢?他是不可能采用的。

　　剛才我們講到了研究古史傳說的方法問題，我覺得是這樣，古史傳說的時代當然不同于后面的時代。我們不妨把古史分成幾個不同的段落，比方說頭一段，從春秋戰國以下，包括春秋戰國，我們有很詳細的文獻記載，我們有《左傳》《國語》《戰國策》，我們還有其他諸子百家很豐富的記載，完全可以用文獻為依據進行詳細的研究，去和考古的發現互相對比和印證。可是從這個以前，我們做“夏商周斷代工程”，常說公元前841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就不行了，因為西周就沒有這么多的材料，當然我們有《詩經》《尚書》，還有《周禮》，還有其他一些材料，然而畢竟不能和春秋、戰國相比。可是包括商代晚期一直到西周，我們還有甲骨文、金文，還有直接的文字材料。在已發現的甲骨文前面，比如說武丁以前，或者說盤庚遷殷之前，基本上就沒有直接的文字材料了，可是我們多少還是有一些材料是可以做的。至于再往前的古史時代，當然就是靠傳說，所以我們對于古史史料的看法，應該有一個階梯性的不同。越往前，正如考古學老前輩指出的，更依靠考古學的研究。現在的話，我想我們的任務，就是包括我們討論的具茨山的調查研究，用現代的考古學的科學的工作成果來解釋和對照古史傳說，把這些方面，就是馮友蘭先生說的，從疑古走到釋古，對傳說里的古史給予正確的科學的解釋。

　　黃帝時代：從原始社會向國家社會的轉型

　　李伯謙

　　李學勤先生講得非常精彩。他的主要觀點，我舉雙手贊成。

　　現在對中國遠古和上古歷史的研究，我認為主要有三個不同的話語系統。一個話語系統至少是在戰國時期已經形成的，到司馬遷做了總結的。這是傳說史學和文獻史學的一個系統：三皇五帝、夏商周。這是一個系統。這個系統出現得最早。第二個系統是考古學。上個世紀20年代前后傳入中國之后興起的。以生產工具的材質做標準的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青銅時代、鐵器時代。第三個系統是從摩爾根開始，講蒙昧、野蠻、文明時代，到馬克思主義講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也就是從社會結構的變化來講古代歷史演變。

　　對于這三種表述，不存在肯定一個否定一個。我們現在的研究，應該是綜合的研究，要從不同的角度來探討我們古代歷史的演變。

　　我特別要說一說，對傳說史學和文獻史學應該引起重視。上個世紀20年代以后興起的疑古思潮，講黃帝傳說很早的時候是沒有的，到戰國時期才出現黃帝。其實從史料上看，也不完全如此。我們看，《史記·周本紀》記載，武王滅商以后：“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農之后于焦，黃帝之后于祝，帝堯之后于薊，帝舜之后于陳，大禹之后于杞。”而且是說封“先圣王”之后，可見在商代末年、西周初年，這個時候黃帝的傳說、唐堯的傳說就存在，而且在武王心目當中都是先圣王。這絕對不是到戰國時期才有的。從這點來看，這個傳說就非常非常早。這個史料大家很少提。

　　我們學術發展到今天，對傳說史學、文獻史學構建的三皇五帝夏商周這樣一個系統，應該做出基本的肯定和尊重。人類社會發展的一些規律，從采集、漁獵到有了農業，我覺得這是正確的，無可厚非。

　　黃帝時代究竟怎么樣?根據文獻，很多朋友都很熟悉。黃帝時代已經發生了社會的分化，原始時代的基本平等的狀況有很大的改變，有了管理機構，戰爭很多，也有很多發明創造。現在我們可以想到，那些作為文明時代才有的東西都是那個時代開始發明的，什么舟車、指南車，制定嫁娶、禮儀制度都是從黃帝時期開始的。所以我們看到文獻當中對黃帝的記述，和對三皇時代、神農時代的記述很不一樣。這種對黃帝記述的狀況，與考古學興起以后對石器時代的表述能不能對應?我覺得是可以對應的。就是說，仰韶文化后期的廟底溝類型到龍山文化早期，4500～5300年前，中間大概800多年，這一段基本上是可以對應的。從考古學上看，它呈現的面貌和文獻記載黃帝時期的狀況，我覺得基本是一致的。

　　就在這個時期，社會的復雜化，有了非常明顯的跡象，大型的聚落出現了。這個在半坡時期是看不到的。過去大家對仰韶文化包括對廟底溝類型，認為盡管分布很廣，但是跟紅山文化相比還是落后一些。現在看來并不如此。在靈寶西坡發現了大型房子的面積大概至少是100多平方米，在甘肅我們也發現這個階段的有5米長，3米多寬的貴族墓葬。社會分化，貧富分化，高下之分已經出現。這個時期在很多遺址中發現，非正常埋葬的人的跡象都有了，在鄭州的西山遺址也有了。西山遺址是中原地區發現最早的有城的大型聚落，大概是距今約5300年，4500年以上。這樣一個社會狀況和文獻記述的黃帝時代是基本契合的。

　　黃帝時期處在一個什么階段呢?按照蘇秉琦先生中國文明演變三個階段的劃分，應該相當于古國階段。王震中先生把這個階段叫作邦國階段。這個階段，也可以稱之為酋邦階段。有了酋長，酋，豪酋，不能用以前的氏族部落的狀況來衡量了。就處在這樣一個階段。

　　再往下發展我認為就可能進入了王國階段。最早有這種跡象的是長江下游的崧澤文化，距今5800年。從崧澤文化再往下發展到了良渚文化。盡管它是從崧澤文化繼承發展來的，但有很大的不同。那些貴族墓葬，除了隨葬的鉞這些兵器之外，有大量的宗教祭祀的東西，玉器出來了。而且有著290萬平方米大的城址。現在學術界一般認為它已經進入了王國階段，我也同意這個觀點。和它相應的在中原地區是山西的陶寺遺址。中原地區從陶寺開始進入王國階段。現在一般都認為，陶寺可能就是唐堯的都城所在地，河南登封的王城崗是禹都陽城的所在地。這個情況說明，從傳說的史學到后來有了文獻記載的史學一脈相承下來，但它確實是有科學性的，這是不能否定的，是可以從考古學上加以證實的，能夠得到支持的。

　　這里我想說的是中原地區，仰韶文化到龍山文化為代表的這個文化系統，在過去的考古學界，都認為它比較后進。你看人家紅山文化、良渚文化，一個墓可以有上百件的玉器出來。而河南仰韶文化隨葬品特別少，而且很粗糙。后來我們考慮，覺得這可能不是落后的表現，而恰恰是他所走的道路不同的表現。中原走的這條道路比較簡約，不那么鋪張浪費。為什么呢?因為它信仰的是以祖先崇拜為主的，其他都以崇拜自然神為主。祖先崇拜首先要考慮自己的傳宗接代，永續發展。所以他不會把創造的所有社會財富都貢獻給神靈。正是因為他走的這樣一條道路，所以在中原地區，仰韶文化之后，龍山文化、二里頭夏文化，夏、商、周一代一代接著，延續下來了。盡管朝代有改變，但是這種文化，建立在血緣關系之上的以祖先崇拜信仰為主的文化延續下來了。它是中華文明的核心文化，是中華文明的代表性文化。在它的發展過程中，把周圍那些曾經的輝煌一時的文化的一些先進因素逐步地吸收進來，融合進來，越來越壯大。從這個角度看，這個文化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

　　我們回頭看五千年以來，發展過程當中，黃帝時代確實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時代。因此，司馬遷在他的《五帝本紀》當中把黃帝作為第一位來講，完全是有根據的，是有道理的，是順應民心的。后來歷朝歷代都要祭祀黃帝，這不是沒有原因的。把黃帝作為人文初祖、人文始祖是完全應該的。

　　具茨山與中華文明的研究要長期搞下去

　　許嘉璐

　　李學勤、李伯謙兩位先生都講得非常好。宮長為研究員的會議總結也非常好。會后要抓緊時間，整理出版本次研討會各位專家學者的論文和發言，結集出版。

　　世界的考古學理論來自于西方，百年來中國考古基本上是沿著西方的考古理論。但中國的考古有它的特點，單拿著西方的理論架構和方法來衡量具茨山，有很多的不合。到底是我們具茨山遷就西方的方法論呢?還是說我們應該有自己的特點?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要中西融合。

　　具茨山巖畫年代的斷代非常重要。按現在專家討論的，至少是八千年到一萬年的舊石器時代。對巖畫的研究，西方高于我們，當然我們應該借鑒。對具茨山巖畫要分門別類開一些專題研討會，甚至可以召開國際研討會，把國際上研究巖畫的頂級專家聚集起來，開一個規模大一些的國際研討會。在研究的同時要立項，研討、立項和申報國保單位是相輔相成的，也可以說是相互推動的。

　　口傳歷史和歷史文獻證明，新鄭是春秋時期鄭國的國都，是黃帝故里。口傳歷史不是無根據的。我們要尊重祖先、尊重祖先對老祖先、老老祖先的信仰。黃帝出生在新鄭。黃帝出生地當時的狀況，代表著華夏之族——中華民族那時生活的狀況和時代全貌。這和埋葬地是不一樣的，那是他曾經到過，死在那里，只能說明他的行跡。用后代的話來說，說明他巡狩的范圍以及他的流動性，談不到文化遺存。這就是黃帝故里的意義所在。黃帝故里在黃河流域，在這里形成了中華文化的主干。

　　專家提出對具茨山要進行綜合研究，這就突破了西方的考古研究。我覺得具茨山的意義在于找到中華文化的源頭了，至少是可考的源頭，最重要的源頭。我所寫的黃帝故里拜祖大典拜祖文中也談到，口傳歷史說那時候發明了車，嫘祖發明了繅絲養蠶等等。雖然沒有物證，可是為什么先民把這些偉大的發明都放到黃帝身上?那是把他當成文化源頭的!我們就要承認人民的這種附加。

　　具茨山的考證、保護和宣傳十分及時。習近平同志一再強調中華文化對當今中國、未來中國的重要性。我完全擁護近平同志的論述。實際上近平同志說了，要講好中國的故事，就是要全面地、客觀地去了解這個世界，就是準確地、全面地介紹中國，是要解決中國在世界上的處境問題，這也是對世界負責，是三個自信的一個根基。他所說的“中華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可以說，近平同志所說的“我們老祖宗給我們留下來的東西”，我們在黃帝文化里邊，具茨山文化里邊，都能找到它的萌芽。這個太重要了。將來如果具茨山研究好了，黃帝文化進入到中學課本，它就是對世界的。

　　具茨山巖畫本身有一種東西要表達，它追求的是美。許多巖畫每個洞都是圓的，而且排列整齊，那時候人的美感，我們今天難以體會，我們不理解，但是可以看出它是一種美的追求。具茨山文化意義太大了，這個意義不僅僅是對新鄭、對鄭州、對河南而言，甚至于不只是對中國而言，而是對全世界而言都是有著巨大意義的。

　　我們要下決心把這個事情提到中華文化史上，特別是提到國務院批復的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新區祖根文化這個高度上來。

　　鏈 接

　　具茨山位于河南省中部中岳嵩山東南麓，地跨新鄭、新密、禹州等市。發現于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具茨山巖畫就分布在400~600平方公里的具茨山上，記載著史前人類的歷史。

　　具茨山的巖畫內涵豐富，除巖畫外，還包括巨石、祭壇和石構建筑遺址，是目前可以確認的中原地區的比較完整的大規模的古代石構遺址群，是近年來考古文物界的重要發現之一。

　　地處中原腹心地域的具茨山，素與傳說時代的炎黃二帝有著時空兩方面的密切聯系，人們很容易將具茨山巖畫與中華民族的起源和早期歷史聯系在一起，從而對中國文明的探源有了更多的期待。 （原標題：中國早期文明路線圖——黃帝于具茨之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