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運河申遺成功后更應“合作性保護”

　　6月22日下午，在卡塔爾多哈召開的世界遺產大會上，中國申報的大運河項目通過第38屆世界遺產委員會審議，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我國第32項世界文化遺產，加上隨后入選的絲綢之路，中國的世界遺產總數已僅次于意大利，居世界第二。(《揚州日報》6月23日)

　　在2000多年的時空里，大運河默默滋潤著沿線城市，直至今天仍發揮著重要作用。如果說綿延萬里的長城是中華民族挺拔不屈的脊梁，那么貫穿南北的大運河則是民族川流不息的血脈。大運河申遺成功，是眾望所歸的大喜事。

　　但是，申遺不是目的。在所流經的2000多年歲月里，沿線城市雖然一直感恩著大運河，但不可否認的是，大運河沿線的文化遺存也遭到了一定破壞。特別是隨著運河時代向江海時代、空港時代變遷、大運河重要性的下降，大運河沿線文化遺存的破壞著實讓人痛心。大運河申遺已整整歷時八年。這八年來，得益于大運河申遺，大運河沿線文物的搶救以及大運河地位的上升，都達到了一個新高度。這正是大運河申遺的意義所在，也是大運河申遺能夠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

　　就保護而言，申遺成功是一個逗號，而不是句號，申遺成功應成為大運河保護的一個新起點。在大運河申遺成功之前，中國世界遺產的數量已經非常可觀，揆諸過去，這些已申報成功的世界遺產，是否都得到了足夠好的保護？早在200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我國14處1994年前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世界遺產項目進行了監測，發現它們多數都在保護與利用方面存在某些問題。比如，敦煌莫高窟壁畫的脫落、泰山周圍環境的不和諧、孔府及孔廟和孔林的被淹事件等，都曾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武陵源、九寨溝等自然遺產項目，也因游客過多而面臨被破壞的危險；秦兵馬俑及秦始皇陵，更是一度有摘牌之虞。這一切都在提醒我們，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延續絲毫不比申遺輕松。

　　大運河申遺更有其特殊性。過去的世界遺產，都只有一個點，如黃山只涉及安徽，而大運河涉及8省市35個城市。在申遺中，各地由于共同利益而走到了一起，現在申遺成功了，功勞和榮譽都是大家的，利用與保護也是大家共同面對的問題，如何更好地平衡保護與開發的關系呢？其中，任何一家在認識上出現偏差，在行動上出現問題，受損的都是整條大運河。在申遺中，國家層面明確了揚州為牽頭城市，相關城市成立了相關組織。申遺成功后很可能出現各自為陣的情形，這是不能不考慮的。

　　申遺成功意味著責任更大，大運河保護的更大挑戰還在申遺后。國家文物局副局長童明康曾表示，“申遺工作的完成，只是萬里長征走完的第一步，更重要的工作還在后面。申遺的成功意味著責任的加大，肩上的擔子更重了”。針對大運河的特點，如何更好地推進“合作性保護”，是否應該成立更高層次的保護機構，以便協調沿線城市更好地保護，這些都是迫切需要思考和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