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2009年獲頒瑞典皇家人文、歷史及考古學院外籍院士后，被譽為“中西方文化擺渡者”的張隆溪不久前又當選2013年度歐洲學院文學及戲劇研究外籍院士，其研究范圍包括英國文學、中國古典文學、中西比較文學、文學理論、闡釋學及跨文化研究等。

　　近日，張隆溪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他告訴記者，以美國大學的情形而言，往往用重要文學作品選本為教材，例如諾頓出版的英國文學選本或世界文學選本。“選本不是文學史，但其編排是按時代先后，而且作品介紹也大致會在文學史的框架里來講解，所以學生既可以讀到具體的文學作品，又可以有文學史概況的基本了解。我認為這是比較好的辦法，因為對大學生而言，應該有文學史常識，但也許更重要的是對文學有具體感受，熟悉有代表意義的重要作品。”

　　對于中國文學研究，張隆溪并不贊成邯鄲學步式地機械搬用西方理論，套用在中國文學作品上。“在上世紀80年代初，我大概最早把二十世紀西方文論介紹到國內來，但即便在當時，我也必定在介紹西方文論之時，對其闕失做出自己的批評。后來長期在美國任教，更明確感覺到西方文學和文化批評理論的極端化趨向和局限，覺得學術研究必須要經(jīng)過自己的頭腦獨立思考，不能靠玩弄空洞抽象的概念術語，寫一些文理不通、詞句晦澀、故弄玄虛、自欺欺人的文章。晦澀不等于深刻，真正有價值的學術研究應該是說理透徹、具有說服力的論述。”

　　從歷史脈絡來探討文學演變

　　《文化廣場》：相比國內，西方撰寫中國文學史時間較早，有學者梳理出，最早的中國文學史可以追溯到俄羅斯學者瓦西里耶夫的《中國文學史綱要》。總的來看，西方的文學史書寫理念有何特別之處？

　　張隆溪：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歷史觀念，西方的文學史寫作往往和當時主導的歷史觀念有關。例如十九世紀法國批評家和歷史學家丹納以實證主義為基礎，提出文學發(fā)展取決于民族、環(huán)境、時代三要素。他用此觀念撰寫的《英國文學史》在十九世紀歐洲很有影響。海外學者寫中國文學史，往往也有整個西方學術思潮為背景。夏志清的《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就有新批評的思想觀念為背景，注重文本細讀，強調審美價值和文學性，而反對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的文學批評只重主題思想和立場，忽略文學性。近年海外出版的中國文學史著作，也有海外新史學和文化研究為背景，不再注重審美和文學價值等被視為傳統(tǒng)的觀念，而特別關注物質文化層面，大量著墨于出版印刷、書籍流通和書商利潤考量等等方面，而不再聚焦于作家與作品。這種新的歷史觀念的確有其獨特視角，能夠啟發(fā)我們從一個新的角度去看文學史的發(fā)展。不過文學史還是要談文學，談作家和作品。不講詩詞歌賦、文章詞采，文學史就失去本來目的，不能講清楚文學傳統(tǒng)的承傳和嬗變，甚至變成社會經(jīng)濟史和政治思想史的附屬品。

　　《文化廣場》：您于2010年受邀成為美國《新文學史》顧問編輯，作為刊物唯一的華人學者，您大致介紹美國《新文學史》的編撰體例和內容？

　　張隆溪：《新文學史》是美國人文研究領域一份極具聲望的學術期刊，創(chuàng)立于1969年，一年出版四期為一卷，到2014年已經(jīng)出到第45卷。首位主編是拉爾夫·柯恩，現(xiàn)任主編是瑞塔·費爾斯基。《新文學史》在國際學界很有影響，在編輯部之外還邀請了一些資深學者擔任顧問編輯。現(xiàn)在的顧問編輯一共有16位，其中包括巴黎大學的伊琳·希蘇、康乃爾大學的喬納森·卡勒、杜克大學的詹明信、芝加哥大學的瑪莎·努斯鮑姆、斯坦福大學的海登·懷特等在學界頗有影響的學者。盡管我并不認同他們當中有些人的理論觀念，但我很尊重他們。能夠應邀擔任《新文學史》顧問編輯，我當然很高興。我以前并沒有在《新文學史》發(fā)表過文章，現(xiàn)在則不僅提供意見，審讀稿件，也為之撰稿。最新一期《新文學史》是題為“解釋及其競爭對手”的特刊，我就發(fā)表了一篇討論思想與行動相反相成之關系的文章。

　　這份刊物名叫《新文學史》，從一開始就區(qū)別于傳統(tǒng)文學史，注重理論、方法、闡釋的問題，但又不是鼓吹某一派或某幾派理論。《新文學史》的編輯方針則更多元，強調要審視闡釋的原則和過程，重新思考理論和方法，重新評估學界熱門的話語和流行一時、搶眼的名詞術語。所以《新文學史》提倡從歷史的脈絡來探討文學演變，審視理論方法，同時有一個開放多元的編輯方針。由于這份刊物在國際上很有聲望，為之撰稿的作者很多，研究范圍不僅在文學、文學理論和文學史方面，而且涉及人文甚至社會科學各方面內容，其理論觀點也很不相同。前不久浙江大學歷史系陳新教授選輯《新文學史》前20年一些重要文章，翻譯成中文出版，在國內也逐漸產(chǎn)生影響。

　　重新認識文學史的嬗變過程

　　《文化廣場》：1988年中國學界發(fā)起“重寫文學史”的號召，“重寫”一方面既可理解為對過往文學史的編寫不滿意，另一方面從某個角度看，也可理解為承認了文學史書寫的不穩(wěn)定形態(tài)。但在“重寫”之上，我們是否也要考慮基礎問題：比如文學準則如何建立起來？編寫方向的主導力量是什么？又該如何處理歷史傳統(tǒng)與文學審美之間的關系？

　　張隆溪：上世紀80年代“重寫文學史”是對過去意識形態(tài)對文學史敘述的控制和扭曲的反思，是重新認識文學史的發(fā)展脈絡，恢復歷史的本來。這不是簡單對過去編寫的文學史不滿意，也不是承認文學史書寫永遠處于不穩(wěn)定形態(tài)，而是對中國文學的實際歷史狀況及其闡釋，有一個根本改變。也就是首先要理清中國文學、尤其近現(xiàn)代中國文學的基本事實，作家和作品的實際情況。歷史敘述是一種建構，但并不是憑空虛構，而要有事實和文獻為依據(jù)。在大致弄清楚了重要的史實、事件和人物等因素之后，不同歷史家敘述歷史，可能有這樣那樣的不同，所以沒有唯一的歷史敘述。但這并不等于歷史敘述和講故事、寫小說沒有區(qū)別，因為歷史要有史實為基礎，文學則完全可以虛構。重寫文學史的目的是要確定文學、尤其近現(xiàn)代文學基本的史實，要打破僵硬的教條和思想禁區(qū)，重新認識文學史的嬗變過程。這才是80年代“重寫文學史”的意義所在。

　　《文化廣場》：海外漢學在中國也是一個熱點。從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這方面來講，海外漢學與國內學界的互動在某種程度上“改寫”了中國文學史。比如夏志清先生的《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不光是對兩位作家的發(fā)現(xiàn)，還有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系統(tǒng)研究方式，對很多作家的評價與當時中國研究者都有很大的不同”，此后的“錢鍾書熱”、“張愛玲熱”、“沈從文熱”便是由此開始的。您怎么看待這種“互動”？

　　張隆溪：這就和我上面有關“重寫文學史”說的話可以互相印證。《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之所以產(chǎn)生影響，就因為他的小說史呈現(xiàn)了現(xiàn)代中國文學、尤其是小說創(chuàng)作的另一種面貌，揭示了過去被邊緣化、被貶低或被抹殺了的重要作家和作品，如沈從文、錢鍾書、張愛玲等。在作品的描述、分析和評判方面，他注重文學性和審美價值，對“文革”之后中國文學批評界說來，幾乎具有振聾發(fā)聵的作用。其實《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在美國也是具有開拓意義的著作，因為原來的漢學研究主要研究傳統(tǒng)中國的語言文化，夏志清的這部書則開始了對現(xiàn)代中國文學的研究。毫無疑問，后來國內學者對錢鍾書、張愛玲、沈從文等的重視，和夏志清的倡導分不開。

　　打破漢學與本土學術的隔閡

　　《文化廣場》：就當下論，您覺得海外漢學家的文學研究迷失的誤區(qū)在哪里？哪些視域的開拓或著述才算得上登堂入室？

　　張隆溪：我很同意對海外漢學著作不能一味推崇，也反對貶低國內學者的研究，好像只要是外國人講的就一定對，拾人牙慧，人云亦云。近30年來，漢學著作大量翻譯介紹到中國，使我們能夠了解海外漢學研究的成果。這固然很有益，不過又有走向另一個極端的傾向，那就是在研究的問題和闡釋上，都以海外著作為模式，至少沒有從自己立場出發(fā)對之做出評判，與之平等對話。

　　近年來西方歷史研究注重物質文化層面，文學史也是如此，但文學史必須以作家和作品為主，否則就是喧賓奪主，失去文學史本來應該有的主線。另外，依靠西方文學和文化研究理論來顛覆原來的文學史觀念，注重發(fā)掘過去認為不值得注意而邊緣化的作家作品，也是一個新的趨向。這個趨向有助于擴展研究的視野，但也不宜以邊緣為中心，完全取代文學史主線。海外著作的學術環(huán)境是外國的，關注和討論的也往往是國外學術環(huán)境中認為重要的問題，而這些問題不一定是國內環(huán)境里重要的問題，所以中國學者應該有自己獨立的立場，既要了解國際學術環(huán)境中重要的問題，又必須有自己的立場觀點，而不是亦步亦趨，生搬硬套西方的理論方法。最好的學術研究應該是既熟悉國際學術研究的狀況，又有自己獨立思考產(chǎn)生的問題和闡釋。也就是說，打破漢學與中國本土學術的隔閡，打破中西內外之別，盡可能全面深入地討論學術問題，做出最有說服力的論證，那就是我們應該追求的學術成果。

　　《文化廣場》：當下都在講如何讓中國文學“走出去”，緊密地融入世界，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這些年已經(jīng)成為熱點趨勢。但是就中國文學史本來就包含在世界文學史之中的觀念來看，這種現(xiàn)象矛盾嗎？中國文學史的編寫是否也要適應全球化潮流呢？

　　張隆溪：一個國家隨著經(jīng)濟的發(fā)展，國際地位的提高，希望文學和文化也能得到其他國家人民的重視，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在中西之間，還存在文化的不平衡。一個普通中國大學生很可能知道荷馬、但丁、莎士比亞、巴爾扎克、狄更斯等許多西方作家詩人的名字，但一個歐美大學生卻不大可能聽說過屈原、陶潛、杜甫、李白或蘇東坡。可是“走出去”卻不是達到平衡最根本的辦法，因為文化的傳播不是靠一廂情愿地推出去，而要靠別人主動來吸取，主動來拿過去。無論“五四”時期還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新時期，中國大量翻譯西方各方面著作，都是中國人自己主動去做的工作，是魯迅所謂“拿來”，而不是西方人推過來。當然，在可能情況下，多介紹中國學術研究的成果，也是應該做而且很有意義的事。歐洲老牌的布里爾出版社設立專門把中文學術著作翻譯成英文出版的一套叢書，邀請我擔任主編，我就欣然接受，覺得這是為溝通中西學術真正做一點有意義的工作。

　　至于中國文學史的編寫，依據(jù)其目的、對象的不同，可以有不同的寫法。為中國文學專業(yè)學生寫的中國文學史，就會不同于給普通讀者看的文學史，當然更會不同于為國外讀者了解中國文學基本常識而寫的文學史。應該有不同的文學史，就像應該有對文學作品不同的闡釋。在人文學科領域，往往沒有唯一的解釋或唯一正確的解釋，但這并不等于漫無標準，不能做價值判斷。同樣，文學史也沒有唯一正確的版本，但并不等于可以隨意編造、篡改、歪曲歷史。

　　人文情懷和文學趣味都需培養(yǎng)

　　《文化廣場》：古代治史者，除了兼?zhèn)鋵W識和膽識，往往還懷有人文情懷，這到了錢穆、臺靜農(nóng)那一代尚可見到。然而愈往后似乎愈加鮮見，就像現(xiàn)在高校很多寫文學史的學者，多半是迫于科研壓力，結果導致文學史“硬邦邦”。這種人文情懷的式微，是否對今日文學史的編寫有影響？

　　張隆溪：人文情懷和文學趣味都需要培養(yǎng)。老一代學人生長的環(huán)境哪怕是戰(zhàn)亂年代，生活條件十分艱苦，但卻有對美和理想的追求，有豐厚的人文修養(yǎng)。我不認為我們現(xiàn)在就特別不利于人文情懷和文學趣味的培養(yǎng)，因為任何時代都總有人不顧外在環(huán)境的壓力，堅持理想的追求。不過為了完成什么“計劃”或“項目”，弄一班人趕任務寫出來的文學史或別的著作，當然沒有人文情懷，更談不上文筆詞采，只能是“硬邦邦”枯燥乏味的東西。現(xiàn)在大學的評估制度有許多弊病，基本上把大學當成一個公司企業(yè)來辦，講經(jīng)濟效益，以統(tǒng)計數(shù)字來管理，看數(shù)量不看質量，這些辦法都尤其不符合人文研究的性質。與此同時，當代理論完全忽略審美價值和文學性，也是造成文字枯澀的一個原因，而這又不僅止于文學史的寫作而已。

　　《文化廣場》：您心中是否有一套理想的文學史著作？

　　張隆溪：很多年以前，讀過鄭振鐸先生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覺得那本書文字優(yōu)美，敘述翔實，還在適當?shù)胤阶鲋形魑膶W之比較，例如把漢儒對《詩經(jīng)》的評注與古希臘哲學家對荷馬史詩以及基督教神學家對《圣經(jīng)》雅歌的諷寓解釋相比。后來還讀過其他幾種文學史，最近幾年因為編輯布里爾中國人文學術譯叢，也讀過新出版的幾部中國文學史，包括北大林庚先生的《中國文學簡史》和復旦大學駱玉明教授的《簡明中國文學史》。這些書寫法各有不同，都對我們了解中國文學史有很大幫助。

　　30多年前，我還在北大讀研究生的時候，歷史系的張芝聯(lián)教授曾推薦給我一部關于十七世紀英國文學及其歷史背景的名著，即巴塞爾·威利的《十七世紀背景》。這本書初版于上世紀30年代，后來多次再版，直到現(xiàn)在，我認為還是研究十七世紀英國文學，尤其是彌爾頓史詩《失樂園》最有幫助的參考書之一。此書主要探討十七世紀整個思想文化背景與當時宗教思想和文學創(chuàng)作之關系，內容豐富而又重點明確，讀來對十七世紀英國乃至整個歐洲的歷史有比較深入的了解，而因此對當時的文學創(chuàng)作也就有更深入的認識。在我看來，這是一部非常好的文學史著作。記者 魏沛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