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衡】

　　今年年初，一部名為《我在故宮修文物》的紀錄片火了。在視頻網站上，這部既沒有宏大場景也沒有明星造勢的紀錄片俘獲了許多年輕人的心。“這些修復文物的匠人身上有種‘致命的氣質’”，人們如此解釋自己被“圈粉”的原因。

　　這種“致命的氣質”是什么？為修復一座破損嚴重的乾隆時期銅鍍金鄉村音樂水法鐘，鐘表修復師王津花費八個月的時間；為修復一件幾乎一半都被腐蝕的青銅器，青銅器修復師王有亮和同事一起花費一整年的時間……歸根到底，這“致命的氣質”來源于坐得住的耐心和不湊合的初心。因為追求的并非工件和數量，而是價值和品格，在故宮修文物的匠人憑借精雕細琢的工匠精神成為“網紅”。而紀錄片的背后，是兩位導演五年的籌備時間和寫就的10萬字調查資料，這無疑也是對工匠精神的生動詮釋。

　　將視野擴大到文化產品供給上，當前，我國文化供給存在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一些綜藝節目照搬照抄、毫無新意；一些影視作品粗制濫造，甚至為博人眼球怎么“雷人”怎么來；一些文創產品既無文化韻味又無獨特創意，成為隨處可見的地攤貨……在這種背景下，文化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亟待去掉文化供給領域的浮躁之風、功利之氣。消費者期待更多高品質的作品和服務，這種高品質怎么來？自然需要精心打磨的工匠精神。

　　“凡作傳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傳世之心。”工匠精神，意味著精益求精，也要求從業者沉下心來，精耕細作。在這個追求速度的“快時代”，對利益和效益的追逐導致一些從業者忘記了初心，這或許本也無可厚非，但文化產品除了經濟屬性外還具備社會屬性的特殊性，又對從業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懷有工匠精神，在文化資源的挖掘上和文化產品的品質上下功夫，才能樹立起叫得響的文化品牌。

　　當然，工匠精神并非墨守成規，相反，因為追求極致甚至完美，工匠精神更離不開對工藝文化的傳承與科技的創新，更是一種永不滿足、不斷超越的創新精神。而這種創新精神，勢必將為文化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注入新的動力。

　　從政府的角度講，要培養工匠精神，就要辟出一片適宜工匠們生長的土壤。一件耗費心思創意設計、打磨制作出的文化產品如果剛一面世就被山寨，還有誰愿意以坐得住的耐心和不湊合的初心來完成一件作品？因此，政府要為工匠精神的留存營造良好的環境、完善相應的懲處和獎勵機制，不讓山寨貨肆意侵犯市場，而要讓工匠們人盡其才。

　　“磨礪當如百煉之金，急就者，非邃養。”文化從業者可以停下匆忙逐利的腳步，慢一點，以文化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契機，給工匠精神一個釋放的出口。少一些浮躁多一些純粹，少一些功利多一些專注，才能少一些粗制濫造，多一些精品優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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