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永進

    習近平同志指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幾千年來，我國流傳下來的各種歷史文化典籍浩如煙海，其豐富和完備的程度，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相比。這是中華文明特有的重要標志，是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保護好、傳承好這些文獻典籍，是廣大文化工作者肩負的重要歷史使命；研究好、利用好這些文化遺產，對于我們深刻總結歷史經驗、把握歷史規律、認清歷史趨勢，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把握當下、走向未來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典籍在保護和傳承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方面發揮著獨特作用

    我國是造紙術和印刷術的發明國，自古以來習用文字記載歷史，創造了卷帙浩繁的文獻典籍。雖經兵燹水蟲災害，流傳至今的百不存一，但現存文獻典籍依然蔚為大觀。據初步統計，目前僅我國2000余家公藏單位收藏的漢文古籍文獻就有20萬個品種、45萬個版本，超過5000萬冊件。如果再加上私家收藏和少數民族古籍就更多了，這些文獻典籍堪稱中華民族重要的文化財富和精神家園。

    典籍是中華文明傳承和發展的重要載體。

    回顧人類漫長的發展歷史，越是古老悠久的文明，其社會風俗、禮儀節慶、表演藝術、手工技藝等無形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越容易隨著歲月漸漸流失消亡，而古代建筑、歷史文物等有形的物質文化遺產則易因風蝕雨浸、地震洪水、戰禍離亂等自然災害或人為破壞而損毀消失。歷史最悠久的世界四大文明中，唯有中華文明5000年來一脈相承、從未中斷，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中華民族有“易代修史”和整理典籍的優良傳統，用文字記載歷史，通過不斷整理著述來傳承文化，維系著中華文明的薪火相傳。正如習近平同志指出的：“中華民族有著5000多年的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而且中華文明從遠古一直延續發展到今天。為什么中華民族能夠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頑強生存和不斷發展呢？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我們民族有一脈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質、精神脈絡。”這種精神追求、精神特質、精神脈絡以文字形式真實完整地鐫刻在文獻典籍當中，形成中華民族歷經磨難而綿延發展的精神密碼。文字與典籍，就是中國之精神，民族之靈魂。

    典籍是國家和民族生存發展的精神基石。

    中華典籍浩如煙海、博大精深，從古老的甲骨卜辭、青銅銘文、碑銘石經，到書寫在簡帛、紙張上的書籍，歷經3000多年，歷史悠久，數量浩繁，形式多樣，內容豐富。這些典籍是中華民族在歷史長河中創造的重要文明成果，記述了歷朝歷代人們在思想、文學、藝術、科學、技術等各方面的成就，正如習近平同志指出的：“中國古代大量鴻篇巨制中包含著豐富的哲學社會科學內容、治國理政智慧，為古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據，也為中華文明提供了重要內容，為人類文明作出了重大貢獻。”這些典籍蘊含著中華民族豐富而寶貴的歷史記憶、思想智慧和知識體系，始終并將永遠是國家和民族生存發展的精神基石。

    典籍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智慧源泉。

    “讀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鑒今。”人類總是在繼承前人成就的基礎上向前發展，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今天，中華民族要繼續前進，就必須學習歷史、了解歷史、銘記歷史、借鑒歷史。典籍作為連接歷史與現實的橋梁，不僅是前人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還是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建設文化強國、科技強國的智慧源泉。在中國的史籍書林之中，蘊涵著十分豐富的治國理政的歷史經驗。其中包含著許多涉及對國家、社會、民族及個人的成與敗、興與衰、安與危、正與邪、榮與辱、義與利、廉與貪等方面的經驗與教訓。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的治國方略，就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古人“儒法并用”“德刑相輔”的治理思想與經驗。“一帶一路”重大戰略構想的實施，也可從《漢書》、《大唐西域記》等典籍記載的我國古代絲綢之路推動與亞歐各國之間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發展的歷史中獲得時代啟示。科學家屠呦呦正是從東晉葛洪《肘后備急方》記載的“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獲得靈感，通過現代科技手段成功提取了有效治療瘧疾的青蒿素，最終獲得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可以說，典籍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作為珍貴而不可再生的文化資源，記載著中華民族的輝煌歷程，銘刻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創造，延續著中華民族的精神血脈。如何使蘊含在典籍中的文化基因和歷史智慧為今天所用，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是我們每一個文化工作者都應當深入思考的時代命題。

    通過典籍了解和認識中華民族綿延發展的歷史脈絡與精神特質

    習近平同志指出：“歷史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形成、發展及其盛衰興亡的真實記錄。”浩瀚的歷史典籍，完整再現了國家和民族的發展歷史，連黑格爾也稱揚“中國有最完整的國史”。今天，透過這些歷史典籍，回首中華民族數千年來不斷探尋求索的發展道路，不斷走向團結統一的艱辛歷程，我們感到由衷的自豪，這正是我們歷經歲月淬煉而形成的強大文化自信。

    中國今天的發展道路是中華民族在長期歷史進程中奮斗求索的必然選擇。

    習近平同志指出：“數千年來，中華民族走著一條不同于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文明發展道路。我們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國歷史傳承和文化傳統決定的。”典籍能夠幫助我們歷史地認識中國，認識中華民族5000年發展的歷史脈絡，深入思考今天所選擇的發展道路的歷史必然性。

    以“二十四史”為代表的正史、萬余種存世方志和公私收藏數以萬計的家譜，是華夏民族國史、地方史和家史的歷史記憶。正史記王朝興替，方志為郡縣資政，家譜載家族繁衍，這些官私并修的歷史典籍，從中央朝廷到地方郡縣，從天潢貴胄到閭閻百姓，把國家、社會、家族乃至個人的興衰榮辱緊緊串連在一起，構成華夏民族共有的家國記憶，形成了全國各族人民共同認同的價值觀念，為我們今天選擇和堅持適合本民族的發展道路和理想信念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基石。

    2000多年前，《禮記》就提出了“大同世界”的理想，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是謂‘大同’。”然后在“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的現實條件下，提出“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的政治主張。我們今天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治國理念與這一政治主張一脈相承。

    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追求“以仁”“以禮”，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等主張，追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等理想信念，在講求個人價值自覺的基礎上，強調社會秩序的安定和諧。這與我們今天選擇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價值理想，主張從全社會的進步、公正、和諧中追求和獲得個人利益，實現個人價值，異曲同工。

    維護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的優良傳統。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上古時期，黃河中游地區生活著眾多部族，這些部族不斷融合，形成中華民族的主體——華夏族，華夏族與周邊其他部族在后世演變為漢族與其他民族。一部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漢族與其他民族之間團結互依、共同發展的歷史。從西漢的和親政策、唐朝的蕃親政策、宋朝的互市政策，到魏孝文帝的漢化政策、松贊干布與唐公主的通婚、耶律阿保機仿制漢字偏旁創制契丹文字、元昊仿唐宋建立科舉制，典籍完整地記載了各民族融合發展、團結友好的歷史。

    少數民族文字典籍所記述的材料，與漢文史料相互印證，忠實記載了各民族數千年來交流交往、融合統一的發展進程，是中華民族崇尚民族團結優良傳統的歷史見證。例如，新疆和田、吐魯番等地區發現的唐人臨寫王羲之《蘭亭序》，童蒙寫本《千字文》、《論語》、《孝經解》等漢文古籍，反映了西域各少數民族對中原漢族基本人倫觀念的接收與傳播情況；西夏仁宗年間，曾專門編制西夏文與漢文雙語對照字典《番漢合時掌中珠》，極力倡導黨項民族與漢民族互相學習，體現了我國古代各民族之間在語言風俗方面彼此理解、互相尊重；中國少數民族圖書館藏滿文《資治通鑒綱目》，展示了清初統治者對漢族經國緯世制度的學習熱情。在政治思想和國家制度上，中國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統”的觀念，國家統一是中華民族發展的必然趨勢。《禮記·禮運》就有言：“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荀子》也明確提出了“四海一家”和“一統”的思想。秦統一六國以后，以法家思想為基礎，構建了“大一統”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并希望達成社會思想的統一。《山海經》較系統地反映出大一統的自然地理觀，《尚書·禹貢》則較清晰地體現出大一統的社會經濟觀和政治地理觀。西漢時期，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儒家學派進一步發展了“大一統”的思想。他在《春秋繁露》中指出：“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于天下。”經過董仲舒的解釋，“大一統”成為中國儒家思想的核心，秦漢時代所奠定的中華民族大一統觀念，隨著歷史的演進不斷得到強化與充實，形成了中華民族國家統一的觀念。

    從《三國志》到《晉書》，再到《南史》、《北史》，記錄了三國鼎立，五胡十六國，南北朝的對峙；《舊唐書》、《新唐書》，再現了唐代統一天下的歷史必然；新舊《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展現了五代十國的亂象和宋、遼、金的分立，但之后的《元史》、《明史》、《清史稿》，則有力地揭示了大分裂之后必然是更為長久的國家統一。更為重要的是，典籍的記載反映出即使在分裂時期，天下一統依然是歷朝歷代共同追求的社會理想，國家統一是2000多年來維系中華民族命脈的重要思想紐帶，是中國5000年歷史演進的主旋律，是中國政治文化的核心內容。

    從典籍中汲取中國人民世代傳承的政治理想與民族品格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哲學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為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啟迪，可以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也可以為道德建設提供有益啟發。”“今天，我們提倡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從中汲取豐富營養，否則就不會有生命力和影響力。”

    要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家國天下、修齊治平的社會理想。

    中國傳統文化中蘊含的天人合一思維模式，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以民為本的治國原則，和諧人際的倫理主張，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等，歷久彌新，幾千年來一直代表著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取向。《禮記·大學》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是個人層面的要求，齊家是社會層面的要求，治國平天下是國家層面的要求。今天我們提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將國家、社會和公民的價值要求融為一體，正是吸收了中國傳統文化把對個人、社會的教化同對國家的治理相結合的思想精髓。這也正是中華民族雖歷經內憂外患仍能自立自強、昂首前進的內在動力，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豐厚滋養，其深遠影響波及整個世界。

    要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天下為公、為政以德的政治主張。

    “天下為公”是中國古代美好的社會政治理想。《尚書·泰誓》中就有設君利群政治觀念的萌芽。《管子·任法》提出“任公不任私”。《呂氏春秋》提出“貴公”“利群”的政治主張。《貞觀政要·公平》中記載了唐太宗“古者稱至公者，蓋謂平恕無私”的政治理念。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倡導“一謀一慮，必以天下之利存于心”，主張“雖旁行于天下之間，亦無私邪淫過流蕩之事，所以然者，蓋至公至正而致然也”，描繪了“以正性制之耳，不私于己而于天下同也”的政治理想；張載則從方法上提出“心既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為不當為之事自知”。南宋朱熹也有“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的觀念。清初思想家賡續前代“天下為公”的思想，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主張：“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王夫之在《黃書》提出“勿任意見之私”，在《讀通鑒論》中標舉“必循天下之公”。近代孫中山，則終其一生踐行“天下為公”的理想。

    中國儒家思想強調為政以仁、以德，其中還包含著深刻的廉政思想內涵。《尚書·呂刑》記載了“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的“五過之疵”，其中就蘊含著廉政思想。《周禮》提出考察官吏的“六廉”標準：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將“廉”作為官員行為的基本要求。《墨子·修身》將“廉、義、愛、哀”視為人的四種基本道德規范。《孟子·離婁下》將不取身外之物和不義之財視為廉，提出“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管子·牧民》將為政之廉提升到關系國家命運的高度，提出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韓非子·六反》認為實現廉政的根本途徑在于法治，提出“明主之治國也，眾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宋代司馬光則認為廉政是關乎治國理政成敗的關鍵因素，提出：“吏不廉平，則治道衰。”從歷史典籍中考察歷朝歷代反腐倡廉的成敗得失，可以給人以深刻啟迪，有利于我們運用歷史智慧推進反腐倡廉建設。

    要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協和萬邦、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懷。

    中華文明是在中國大地上產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鑒而形成的文明。5000年中華文明之所以生生不息，綿延不絕，日益走向繁榮興盛，正是在于能夠不斷吸收融合其他國家民族的文化精髓，鑄就了“和而不同、有容乃大、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懷與寬厚品格。大量典籍文獻記載了這種文明間的開放包容與交流互鑒。

    從《史記》、《漢書》、《后漢書》的記載中可以看到，西域瓜果蔬菜的引進豐富了漢人的物質生活；絢麗動聽的歌舞啟發了漢人的藝術思維；來自印度的佛教，中亞的祆教、摩尼教，歐洲的景教漸次傳入中國，充實了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國文化。《法顯傳》和《大唐西域記》，生動描述了兩位中國僧人西行求法的經歷，展現了自漢末至唐中葉，中國僧人翻譯、釋講等傳播佛教思想的行為。《六祖壇經》、《五燈會元》等禪宗典籍，則反映了中國文化在老莊思想、魏晉玄學的基礎上，融合佛教思想并進而形成具有獨特智慧的中國禪宗思想。《二程集》、《張載集》等典籍則反映了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吸收佛教思想，發展出“性即理”“心即理”“內省”“明心見性”“事理圓融”等觀念的宋明理學。隨著近代西學東漸之風，《明史·四國傳》中不乏中華文化吸收西方近代科技知識的記載。到了清初，西方傳教士協助清廷繪制《皇輿全覽圖》，成為此后中國各種地圖之重要根據。

    要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自強不息、拼搏奮斗的堅定信念。

    《周易》乾卦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中華民族積極進取、剛健有為、勇往直前的內在動力。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體現出中華民族堅強剛毅、奮斗不息的優良傳統；女媧補天、精衛填海、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古代神話故事之所以能夠廣為流傳，通過《山海經》、《搜神記》等古代典籍完整地記載和保留下來，并且通過歷代詩詞歌賦、戲曲小品等文學作品不斷演繹、發展，也是因為其中蘊含著中華民族共同認可的自強不息、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

    今天，無論是國家、社會的發展，還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學習、成長，都面臨著許多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而中華民族血液中所流淌的自強不息、拼搏奮斗的勇氣智慧，必將為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取得新的輝煌成就提供強大的精神支柱。

    要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銳意變革、開拓創新的進取精神。

    習近平同志指出：“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源泉，也是中華民族最鮮明的民族稟賦。”中華民族是一個銳意變革的民族，中華文明是一種與時俱進的文明。古代賢君商湯王即追求“作新民”，提出：“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北宋理學奠基人之一程頤進一步認為：“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這與《增廣賢文》中的“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一樣，都闡述了進取的重要性。

    中華民族在5000多年的發展進程中，創造了高度發達的文明，發明了造紙術、火藥、印刷術、指南針，在天文、算學、醫學、農學等多個領域創造了累累碩果，并通過典籍的記載和流傳，為世界文明進步和科技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帶來了深遠影響。在日新月異的現代社會，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歷史時期，秉承這種銳意進取、開拓創新的精神力量，將為我們的事業帶來新的動力。

    保存好、繼承好、研究好、傳播好中華優秀典籍

    “中華古籍保護計劃”是“十一五”期間由國務院批準設立的國家級重要文化工程，也是新中國歷史上首次由國家主持開展的全國性古籍保護工程，由國家圖書館組織實施。近十年來，在中央和各級政府的支持下，在文化部的領導下，根據“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工作方針，不斷完善工作機制，在古籍普查、修復、整理、利用以及古籍書庫建設和古籍人才培養等方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取得一系列令人矚目的成果：一是建立了全國古籍保護工作機制。在國家和地方層面分別建立了古籍保護工作聯席會議制度和專家咨詢工作制度，成立了國家、省級古籍保護中心和中國古籍保護協會，為集全社會之力共同推進古籍保護工作提供了堅實的組織保障。二是基本摸清了全國古籍存藏情況。截至2015年底，完成全國2000余家古籍收藏單位171萬部古籍的詳細清點和編目整理，西藏、新疆等邊疆民族地區的古籍普查登記工作取得突破性進展，《中華古籍總目》部分分省卷編纂工作陸續啟動。三是建立了古籍分級保護制度。制定《古籍定級標準》，在國家和地區層面分別建立了珍貴古籍名錄制度，對古籍進行分級、重點保護。國務院先后公布了五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共收錄12274部古籍。四是推動建設了一批標準化古籍庫房。制定《圖書館古籍特藏書庫基本要求》，命名了五批共180家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帶動全國1000余家古籍收藏單位不同程度地改善了庫房條件，完善了管理制度。五是完成了一批珍貴、瀕危古籍的搶救性修復。命名國家級古籍修復中心12家，修復場所總面積超過6000平方米；建立修復室247個，總面積達16392平方米；開展“清宮《天祿琳瑯》修復項目”等多項大型珍貴古籍修復項目，累計修復古籍達5萬余冊（件）、200余萬葉。六是培養了一支古籍保護專業人才隊伍。在全國建立12家國家古籍保護人才培訓基地和1家國家級古籍修復技藝傳習中心（附設21家傳習所），舉辦古籍保護培訓班339期，培訓超過1.5萬人次，與多所高等院校合作培養古籍保護碩士，建立古籍保護研究院，探索出了一條培訓基地、高等院校、傳習所三位一體的古籍保護人才創新培養之路，培養了一批具有較高水平的古籍保護專業人員。七是推出了一批有重大影響的古籍整理研究成果。先后組織實施了“中華古籍數字資源庫”建設、《中華再造善本》及續編、《中華醫藏》編纂、“海外中華古籍調查暨數字化合作項目”等多個古籍整理研究項目，通過影印出版、縮微復制、數字化等多種途徑，有力地推動了古籍的揭示利用。八是有效提升了社會各界對古籍保護工作的認識。通過專題展覽、學術交流及講座、互動體驗、有獎征文等多種形式開展古籍保護宣傳工作，累計舉辦“西域遺珍——新疆歷史文獻暨古籍保護成果展”等大型專題展覽20余場，各種巡展500余場，講座600余場次，得到中央領導高度重視，引起社會各界熱烈反響，全社會古籍保護意識顯著提高。

    可以說，經過社會各界近十年來的共同努力，“中華古籍保護計劃”推動海內外大量中華珍貴古籍得到有效保護、科學整理和轉化利用，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更廣闊的范圍得以傳承和發揚奠定了堅實基礎。今年3月，國務院發布《國民經濟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提出要“構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實現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并將“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列入文化重大工程。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支持，把古籍保護工作推上了新的歷史高度，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接下來，如何在繼續保護好、搶救好珍貴古籍的同時，真正踐行習近平同志“讓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來”的要求，使古籍中蘊含的歷史智慧能夠更好地服務當代，服務社會，是我們下一步工作的重點。為此，國家圖書館將主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進一步提升古籍保護工作水平。“十三五”時期，我們將全面完成中華古籍的普查登記工作，特別是重點加強遺散海外的中華古籍調研與合作數字化工作，以國家級珍貴古籍為重點做好古籍保護和修復工作，加強古籍保護人才隊伍建設。

    二是依托傳統典籍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和闡發。“十三五”時期，我們將繼續推進優秀中華典籍的當代解讀，形成一批學術性、知識性和普及性相結合的精品叢書；利用“國圖公開課”這個新平臺，以弘揚和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主線，推出一系列能夠體現中華民族核心價值導向的精品課程。

    三是促進古籍的推廣利用。“十三五”時期，我們將繼續通過數字化、縮微、影印出版等工作，使更多珍貴古籍能夠為人們所方便利用；依托國家典籍博物館，通過展覽、講座、文化普及課程與活動、文創產品開發與推廣等更加生動活潑、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促進典籍文化的傳承與發展。

    （作者系國家圖書館館長、國家古籍保護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