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27日，海峽兩岸2016年地貌與第四紀環境演變教育研討會在南京舉行，來自中國科學院、北京大學、臺灣大學和南京大學等科研單位和高校的90余位學者參會，“全新世環境考古與中華文明探源研究進展”成為與會學者關注的焦點。學者表示，全新世以來持續多變的全球氣候環境、人類進入新石器時代以后日趨復雜的人地關系，使全新世環境考古成為環境考古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且成為考古學、地球科學的重點研究方向。

 

　　湖泊是區域環境的鏡子

 

　　“隨著冰河時代的結束，全球氣候和環境快速好轉，為人類的生存和演化提供了非常有利的環境條件，人類歷史也開始進入了加速發展時期。”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水濤表示，人類生存條件的改善，使得人類的種群數量開始快速增長，帶動了社會分工和社會組織的日趨復雜化，逐步出現了文明和國家，進而產生了現當代復雜的社會結構。歸根結底，這一系列變化都得益于全新世以來的環境和氣候變化。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全新世以來的環境考古研究，對于揭示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性和普遍規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綜合研究人類發展歷史與地球環境演變過程，是當前全球變化研究最重要的任務之一。”中國科學院地球化學研究所研究員李世杰表示，人類活動和自然變化相互影響、共同作用于地球表層系統，改變了地球表層系統的演變。他針對湖泊沉積巖芯的研究揭示出了人與自然相互作用對地表的影響。在李世杰看來，湖泊的演化往往是其所在流域自然和人類社會活動共同作用的結果，是區域環境變化的一面鏡子。

 

　　聯合考察更可信

 

　　以往，考古學家的研究多側重于人類文化遺存，而環境學家則更重視自然地貌和景觀，兩者的結合不夠緊密。而當前的考古學家在考古發掘過程中，會有意識地考察同時期的自然環境變化，主動邀請環境學家參與發掘工作，并從考古文化層中直接提取環境因子標本進行定量分析。這使得考古學家和環境學家有了合作研究的機制，研究成果也因此更準確可信。

 

　　中國科學院院士、蘭州大學西部環境與氣候變化研究院教授陳發虎在會上介紹了史前人類遷移到青藏高原的整個過程。他認為該過程分四個階段，即距今8000年，青藏高原上出現了最早的人類活動;距今8000—6000年，受黃土高原上粟作農業的擠壓，狩獵采集人群在青藏高原上的活動強度增加;距今6000—4000年，粟作農業擴散至青藏高原低海拔地區，河西走廊出現最早的麥作農業，高原腹地可能仍然存在狩獵采集經濟;距今4000—2300年，麥作農業擴散至青藏高原并廣泛傳播。

 

　　學者表示，該研究回答了早期人類進入高海拔地區的原因和過程，解決了一個考古學研究中的重大理論問題。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教授夏正楷介紹中亞古城歷史變遷的環境背景的報告也是如此，該研究將該湖泊與一個中亞干旱區的古城聯系起來，回答了一個中亞古城選址與廢棄的環境原因。

 

　　“在降水極度匱乏的地區，古城必然要靠近天然的水源地來選址，隨著水源的枯竭，古城也就被迫荒廢。”夏正楷表示，中亞的眾多古城都經歷了這樣的命運。水濤表示，考古學家研究古城往往著眼于社會發展變化過程，很少會想到和論證水源地的問題，該研究是典型的環境考古為人類歷史變化研究服務的例證，對探索中亞干旱區古城興廢規律具有借鑒意義。

 

　　對遺址開展分析工作

 

　　學者認為，未來全新世環境考古必須加強交叉綜合集成研究和長周期模型的開發應用，深入開展人類文明起源、農業起源與傳播、史前及歷史時期土地利用與資源開發等專題研究，注重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在人地關系動態研究中的結合。

 

　　“從事環境考古的學者來自地理學、地質學、生物學、考古學等不同領域，大家將不同學科的方法運用于環境考古研究中，著眼于考察人與環境的關系。”夏正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全新世環境考古內容非常豐富，在當下這一階段，需要加強對遺址的分析，尤其是對大遺址的分析。

 

　　水濤認為，環境考古由于所涉及的研究對象較為寬泛、多樣化，需要多學科的聯合攻關。環境考古學家應不斷拓寬和深化自己的研究領域，樹立良好的合作意識，才能對學科的整體發展有所貢獻。

 

　　此次會議由中國第四紀科學研究會教育與普及專業委員會、南京大學地理與海洋科學學院、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高雄師范大學地理學系聯合主辦，南京大學地理與海洋科學學院承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