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新清史”的學者并不全都認為清朝不是中國，但他們中間確有不少人持這種看法。他們認為，既然清朝不是漢族建立的國家，并且它的版圖又遠遠超出漢地范圍，所以它是一個把“中國”包括在內的多民族帝國。新清史不但把“中國”僅僅等同于漢文化地區，而且也受到被它強烈批判的近現代民族主義立場的影響，把一個前近代傳統國家的屬性跟該國家政權所體現的所謂“族裔主權”（ethnic sovereignty）混為一談。因此，他們才會認為，既然清朝不是漢人建立的，那么怎么還能算是“中國”呢？

　　其實，在這個問題上，看看滿族人自己怎么講，是很重要的。清朝入關前，滿語里早就有 tulinbai gurun一語，用來對譯“中國”之名。在《尼布楚條約》的滿文版里，用于表示中方的名稱就是這個詞。這是一個再直接不過的證據，表明清廷認為自己所代表的國家就是中國。人類學不是講，是人們群體自己在決定他們是誰，也就是決定他們的集體身份究竟為何嗎？他們自己都講自己代表的是中國，怎么還能說它不是中國呢？

　　元朝是中國嗎？

　　那么元朝的人們也以為自己的國家就是“中國”嗎？

　　元朝的漢人確實是這樣認為的。但是根據我們今天的知識，元代的蒙古語中并沒有產生出一個特定的專有名稱，可以用它把中國各大區域合在一起，當作一個政治單元來稱呼。那時候的蒙古人把元朝看成是好多不同地區的集合。蒙古高原是“達達田地”（monggul-un ghajar）;原來的華北就叫“契丹”;西夏即今天的寧夏一帶叫“唐古特”;西藏是“圖伯特”;云南有兩塊：一塊叫“察汗章”即“白爨”（麗江地區），一塊叫“哈拉章”即“黑爨”（大理及其以東地區;大概先是西藏人把云南叫作“爨”，而蒙古人是經過西藏進入云南的，所以他們跟著藏人把云南叫作“爨”，然后又分成麗江、大理兩個不同地區）;原來南宋的地區則叫作“蠻子田地”或“南家思田地”（nanghiyas-yin ghajar）。在蒙古語里所有這些地方作為一個整體有沒有一個特殊名稱，用來指代將上述那些地區合并起來，亦即大體相當于今日中國的疆域？似乎沒有。到了清初，蒙古語里才有 dumdadu ulus一詞，就是“中國”（Central Kingdom）的意思。它應該是從滿語的 tulinbai gurun翻譯過去的。但到現在為止，我們并沒有看到它在元代蒙古語文獻中的存在。

　　既然如此，元朝還是不是可以被認為就是中國呢？

　　韓國學者金浩東幾年前在一篇文章里指出，“大元”就是蒙古語中“大蒙古國”（Yeke Mongghul Ulus）之名的另一個對譯。因此他斷言： “‘大元’并不是蒙古帝國分離后的其中一個由忽必烈以中國為中心建立的國家，而是從俄羅斯到太平洋擁有歐亞大部分地區的蒙古帝國本身。”他的見解應該說大體是對的。

　　不過上面這段話同時也突顯出另一個不容分辯的事實，那就是在構成蒙古帝國的各部分于 1250至 1260年代之際互相分離之后，在東亞就有了一個“由忽必烈以中國為中心建立的國家”。今日所謂“元朝”，就是指這個從蒙古帝國分離出來的“以中國為中心建立的國家”。這一來，“大元”的名稱就變得不如金浩東所說那么簡單了：它既可以用作大蒙古國的對譯，并且在漢文化的“天下”觀影響之下被元人繼續看成是一個遠遠超出元朝直接控制的疆域，而將它的“西北諸藩”全都囊括在內的政治實體;同時它也可以指元代中國而言。

　　所以，元朝的蒙古人心目里并沒有這么一個“中國”的概念，并不意味著由此就可以推論說，元朝不是中國。

　　再往深一點說，元朝是不是中國，主要應由兩個因素來決定。首先是與元朝版圖重合最大的現代國家究竟是哪一個？元朝的人口主體，它的經濟、文化中心，包括元朝政治中心，也就是它的首都，究竟位于今天的哪個國家？這么一看不就很清楚了嗎？元朝政治、經濟、文化的重心，人口的主體部分，都在今天中國的版圖之內。它跟中國版圖不能重疊的地方，主要是今日蒙古國以及它西面的地方，其實還包括新疆，因為新疆當時是察合臺汗國的——新疆是到了清朝才歸入中國版圖的。如何看待超出當代中國邊界的那些曾屬于歷史上的中國的疆域？關于這個問題，我們接下來還會提到的。

　　決定元朝是不是中國的另一個因素是，建立元政權的最高統治集團是否屬于組成當代中國的各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答案也是肯定的。現代的蒙古民族是一個跨境民族，在全世界的總人口在一千萬左右。其中有 650萬蒙古人分布在中國，在蒙古國有約 230萬，在俄羅斯則有 90萬。內蒙古自治區作為蒙古族數百年來世代居住的歷史家園，擁有 420萬蒙古族人口。如果肯定蒙古族是我們這個多民族統一國家不可分割的組成民族之一，那么我們又有什么理由可以認為，由它建立在主要屬于今日中國地域之上的元朝，竟不應該被視為就是一個歷史上的中國？由漢族建立起來的諸多王朝，在歷史上往往將自己的版圖擴張到屬于非漢族人群的各地區。我們從來不會因此質疑他們統治非漢族地區的正當性。為什么當中原王朝的寶座上坐著一個出自中國少數民族的皇帝時，這個政權的中國屬性就變得不那么令人覺得理所當然了呢？其實，這是漢民族的主體性意識或漢文化屬性被不自覺地全然等同于“中國性”這樣一種不正確，但又似乎是不證自明的想法在我們腦子里作怪的緣故！

　　如果明白了以上兩點認識，那么元朝乃至清朝是不是中國的問題就會變得容易回答得多。元、清統治下的人口主體即漢人們，多認為歷史的中國在他們的時代延續著，不過那時候的中國皇帝變成了蒙古人或滿洲人而已。出現在元、清漢語文獻里的數不清的“中國”稱謂足以表明這一點。如果元朝最高統治者也像滿洲皇室那樣具有“中國”的概念，那當然更是一個最直截了當的證據，以最簡單的方式將元朝的中國屬性顯現無遺。蒙古人對于元朝作為政治單元實際上是有一個相應概念的;把西北諸王治下的各地區排除在外，他們把大汗直接治理的地域稱為“大兀魯思”（yeke ulus）。盡管他們從不把這個“大兀魯思”叫作“中國”，但這一點已經遠遠沒有如我們乍一想來那么重要了。正如我們不能只用當日漢人以元、清政權為中國的觀念來證明元、清的中國屬性，蒙古人或滿洲人有沒有這樣的意識，同樣不是論證過程中一項必不可少的證據。

　　怎么看待元朝版圖里的蒙古國

　　可是元朝的版圖里還包括了今天的蒙古國。這個問題又應該怎樣看待？

　　這個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國家都需要書寫自己國家的歷史。在這么做的時候，他們都會把這部歷史追溯到盡可能遙遠的古代。可是另一方面，國家的邊界又一直在變化和擺動，在更早先的時段，甚至根本就不存在這種性質的國家邊界。于是就產生了一個問題：當今世界上的大部分國家在書寫各自的歷史時，能夠始終不涉及現在已屬于他國的那些相關地區嗎？顯然很難做到。但是我們因此就可以在概念上毫無區別地把今天已歸屬于另一個或另一些國家的地域寫進自己的歷史，并進而把這些地域的歷史也看成自己歷史的一部分嗎？顯然也不應當如此。

　　所以我以為，我們需要承認兩條原則。一是任何一個國家的歷史的空間范圍，都應該由該國的當代邊界來界定。但光有這一條還不夠，還需要有另一條進行補充：對于A國在歷史上的某些時段曾擁有過的超出其現代邊界的那些地域，它們的歷史從根本性質上說應當屬于今所在國（B國）歷史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在尊重和承認這一點的前提之下，A國的歷史書寫在涉及上述特定時段時，可以把它在歷史上曾擁有過的那部分現今屬于B國疆域的歷史寫入自己的歷史敘事里去。

　　為了在歷史敘事中恰當地遵守這兩條原則，還需要十分小心地避免兩個方面的誤解。一是當我們把當代中國的邊境線作為規定中國歷史空間范圍的界限向前倒追到過去的全部時段之時，我們很容易誤以為，這條邊界線的存在本身就是自古以來從不改變的一項歷史事實，因此一個覆蓋著如此廣大之地域的中國，或者只能更大而絕不能變得更小的中國，也就變成了一項自古以來就赫赫然始終存在的歷史事實。另一種很容易發生的誤解與我們正在討論的話題更加有關。它主張在中國當代疆域之北，也就是在內陸亞洲的若干其他國家的領土上，還存在一片“中國歷史疆域”。能不能從這些地方曾經屬于某些中國王朝（尤其是清朝）版圖的事實中，抽象出一個擁有固定不變的邊界線的、很容易讓受眾覺得是“自古以來”就一向如此的“中國歷史疆域”的概念？對此我是十分懷疑的。

　　元代的“嶺北行省”包有今蒙古國在內，甚至還要大于今蒙古國。這是一個毋庸回避的歷史事實。從根本性質上說，今蒙古國所在地域在元統治時期的歷史，如同清統治下的“外喀爾喀札薩克蒙古”的歷史一樣，屬于蒙古國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它們當然也屬于元代歷史或清代歷史的一部分。在我看來，這是在講述元代中國或清代中國的歷史時不能不講到中國之外去的那一部分本質上并不屬于中國的歷史。蒙古國的標準歷史敘事把蒙古國建立的歷史描述成一個從清帝國獨立出去的過程。這就是說，在蒙古國歷史學家看來，外喀爾喀札薩克蒙古時期乃是蒙古國被清帝國占領和統治的時期。在如何看待這一段歷史的問題上，中蒙兩國似較容易達成共識。中蒙兩國在如何看待元代史的問題上，可能分歧更大，現在大概還只能各講各的。但我們總是需要逐漸形成對歷史的共識，因此也就需要尋找到于涉事各方都能通用、對各方面都公平，因而也能被各方面都接受的一致原則。我相信我們最終是可以找到這樣一些原則的。

　　蒙古帝國的歷史定位

　　有關元朝在中國歷史上應該如何定位的見解，是否也同樣地適用于對蒙古帝國的歷史定位呢？

　　那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中國的“世界歷史”教育，將中國史的內容排除在外;因為那是由另一門名為“中國歷史”的課程負責講授的。把蒙古帝國的歷史放置在“世界歷史”的范圍里去講授，這本來是對的。蒙古帝國是一個世界帝國。它包含那么廣大的地理范圍，西自今日俄羅斯、伊朗、伊拉克、阿富汗，東面一直到朝鮮半島。如果要把這樣一個相當于亞歷山大帝國五倍之大的世界帝國的歷史說成是中國歷史，那不是很奇怪嗎？

　　但是這個問題確實存在兩方面的復雜性。一方面，華北乃至新疆、青藏、云南曾經一度被這個世界帝國所控制。也就是說，中國上述地區的歷史上有一個蒙古帝國占領時期。這個被“占領時期”的歷史無疑屬于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但它們在當時又是構成蒙古世界帝國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后來統一了中國的元朝，不但是從這個世界帝國分離出來的它的繼承國家之一，而且在此后很長的一個時期內還是它的“大汗”所在國家。其他那些繼承國家的最高統治者都只能叫“汗”，只有元朝皇帝才有稱“大汗”的資格。

　　盡管如此，對蒙古帝國和元朝之間的區別，在元人那里還是有相當明確的意識的。忽必烈時把成吉思汗追尊為“太祖”，接下來幾個大汗依次稱“太宗”、“定宗”和“憲宗”;到建立元朝的忽必烈死后，元人再度采用突顯其開國始祖身份的“祖”字，稱他為“世祖”，再往后的列帝又都稱“宗”了。明朝編“元史”，在正確地把蒙古帝國當作元朝統治的政治合法性來源予以追溯的同時，卻把二者之間的區別問題大大淡化了。這從明后期盲目仿效元朝的創例，將朱棣的謚號

　　從“太宗”改尊為“成祖”，也可以看得出來。從那時直到現在，對元史的書寫一直延續著明官修《元史》所體現的歷史編纂傳統，在揭示出從蒙古帝國到元王朝這一演變過程中的歷史連續性的同時，沒有對兩個政權之間的性格差別予以足夠充分的強調。

　　在這個意義上，1260年相對于1206年來說，至少是一個同樣重要的時間節點。1206年大蒙古國建立，很快擴張成為一個橫跨舊大陸的世界帝國。除南宋之外的今日中國疆土，先后都進入被蒙古統治的時期。1260年這個年份的重要性不亞于1206年。在這前后發生在蒙古帝國東西兩個方向上的兩場戰爭，即爆發在東方的忽必烈與其皇弟阿里不哥爭奪汗位繼承權的戰爭，以及為爭奪高加索以南的豐美草場而引發的金帳汗后王與伊利汗旭烈兀之間的大規模武裝沖突，把這個世界帝國撕裂為若干個它的繼承國家：在東亞，大汗所在的元朝成立了;在中亞、西亞乃至東歐，則有四大汗國。四大汗國最初至少在名義上，還是承認元朝的大汗是有“諸汗之汗”的名分和地位的。一直到大概1310年前后，他們才慢慢地在法理上也不再尊奉那個共同的“大汗”了。

　　就像吉本評論羅馬帝國為什么會衰亡一樣，若要問蒙古帝國為什么會這么快就分裂消亡，也可以非常簡單地回答，就因為它實在是太大了。

　　蒙古帝國的產生與演變

　　蒙古帝國產生與演變的過程，可以簡化為三個環節來予以說明。

　　第一個環節是初期的“間接統治”體制。征服初期，誰能帶著一片帶幾個或者數十個城池的土地去投誠，誰就可以在承諾納貢、入質、從征、入覲，后來又加上置監（就是設置由蒙古或色目人擔任的達魯花赤監督各地）等條件的前提下，獲得直接治理那片土地的世襲權力，變成蒙古間接統治體制下的大大小小的“世侯”。但是隨著時間推移和局勢變化，當世侯治理下的地方社會發生各種矛盾，當世侯與世侯之間、世侯與蒙古統治上層之間發生各種摩擦沖突的時候，最高統治者就無法避免地需要對地方治理表達自己的各種意志。久而久之，間接統治的體制也就逐步向著越來越多地代表蒙古高層當局意志和利益的直接統治體制過渡。于是跟著就有另外兩個環節的相繼發生。

　　一是隨著凌駕于世侯層面之上的蒙古帝國對每個大型地區的直接治理日益增強，導致這個治理體系在每一個地區都卷入越來越深入的地方化進程。因為不必要、事實上也根本做不到撇開各地原有的統治體系，去憑空創造一套全新的治理體系。在原有統治制度的基礎上進行局部修正和更改的方式，總是最經濟和最有效的方式。

　　各地治理體系地方化趨勢的發展，極大地加深了他們之間基于各自文化而形成的不同制度體系之間的巨大差異。因此我們看到的再下一個環節，就是蒙古帝國要在如此廣大的地域內維持一個統一的國家治理體制，最終會無可挽回地變成一種越來越力不從心的努力。不同地區之間的裂隙從而也必然地越來越深刻了。蒙古帝國實際上早已開始按照原來不同的大文化區把帝國分成幾個統治區域來管治了，而它后來的分裂正是沿著這幾道縫線實現的。

　　你當然可以從蒙古最高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斗爭、權力妥協、權力分配的政治史角度來講述蒙古帝國的分裂，比如蒙古原有的在黃金家族成員間分配統治權力的游牧分封制所帶來的離心力等。但是它其實有一個更加深刻的內在結構性危機，這個結構性危機通過政治斗爭顯現出來了。不然你就沒法解釋，帝國分裂的邊界線為什么會恰恰與原來就已經形成的文化板塊的區隔線相重疊。你也沒法解釋，同樣是基于分封制的權力，為什么“西道諸王”能分別建立起各自的國家，而“東道諸王”卻始終處于元朝的疆域版圖之內。

　　所以我以為，元人用帶有“祖”字的謚號（即“世祖”）來追尊忽必烈，表明他們觀察當日情勢的眼光是很精準的。毫不夸張地說，忽必烈立國漠南的意義，遠遠不是把建立已久的大蒙古國的首都挪動了一個地方而已。他實際上是重建了一個全新的國家，盡管這個國家此后還一直保留著它前世的蒙古語國號，即“大蒙古國”。

　　元代的遺產

　　最后我想談一下，元代作為中國歷史上一個將近百年的時段，它有沒有留下什么特別重要的遺產？

　　教科書上講到元代的積極方面，經常強調這樣兩點：多元文化在那個時代的交相輝映;多民族統一國家在經歷數百年衰解后的重建與發展。不過我們的標準歷史敘事對這兩點的強調，其實都還是很不到位的。它講述元代多元文化的繁榮，往往以當日中外文化交流的發達局面為出發點，比如伊斯蘭教與基督教的東來，基督教東方教會重新進入中國內地，歐幾里得幾何及舊大陸（包括非洲）地理新知識的傳入，再加上中國國內各民族文化的互動與互相滲透，尤其是藏傳佛教向漢地的傳播，等等。至于說到漢文化本身在元代的命運，留下來的似乎就都是比較消極的印象了。其實漢文化的發展在元朝未必整個地處于低谷時期，在有些領域里甚至還取得了極其巨大的成就，比如文人畫、雜劇和元青花。不過這個題目無法在這里展開，需要另外談。

　　元朝對中國統一的重建，它的真正意義也還沒有在我們的標準歷史敘事中被完全到位地揭示出來。在一般人的概念里，自從秦始皇用專制主義的君主官僚制體系來統治全國以后，中國作為多民族統一國家的發展歷程，就一直是同一國家建構模式不斷被復制、改善，并被逐漸推行或覆蓋到越來越遼闊的地域范圍之內的過程。但這種認識其實是很片面的。

　　中國國土的一半以上在歷史上一向是各少數民族生活和居住的家園。從秦代的國家建構模式發展出來的漢唐體制用于治理各少數民族地域的羈縻—冊封制度，在傳統中國的最后一千年里通過土官、土司、土流并置、改土歸流等步驟，最終將一部分民族地區鞏固地納入到統一國家的疆域之中。可是西部中國的絕大部分區域，難以經由上述轉型而演變為“編戶齊民”之地。如果沒有另一種國家建構模式在其中起作用，當代中國就不可能擁有如此廣闊的幅員。從宋代以往的千年中，只有元和清這兩個少數民族王朝大規模地統一過中國國土，這并非出于偶然。他們在基本采納漢唐體制來治理漢族地區的同時，另有一套漢唐體制所不具備的對中國各民族地區實施國家治理的制度體系。這一點早已被雍正皇帝看出來了。他說：“中國（此指漢族地區）之一統始于秦;塞外之一統始于元，而極盛于我朝。”元、清合“中國”與“塞外之一統”此二者為一體的國家建構模式，其實就是從中華帝國的邊疆區域發展出來內亞邊疆帝國的國家建構模式。這一模式起始于遼，承襲于金，發展于元，成熟于清。

　　只有從這樣的角度去看元朝，我們才能真正切實地認識元朝在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形成歷程中所產生過的巨大的積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