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至2014年，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承擔并完成的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大遺址保護行動跟蹤研究”，在此對研究成果進行簡要介紹。

 

　　大遺址具有規模宏大、價值重大、影響深遠、構成復雜的特征，最關鍵的是保護難度極大。中國的遺址絕大部分是土遺址，與土地關系密切，土遺址難以保存又比較容易被破壞，其保護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十一五”期間大遺址保護總體規劃》中，列出了100處大遺址的名單，《大遺址保護“十二五”專項規劃》增加至150處。這個名單還在持續擴充中。大遺址的分布格局，由“六片、四線、一圈”組成。

 

　　大遺址保護是現階段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中最為復雜、最為棘手和最為典型的問題。除了自然破壞因素以外，快速的城鎮化進程對大遺址保護產生了重要影響。這種嚴峻的形勢催生了大遺址保護政策的出臺。這個政策實際上從上世紀50年代就開始討論和醞釀。2005年，財政部和國家文物局設立了大遺址保護專項經費，接著又出臺了大遺址保護“十一五”和“十二五”專項規劃。

 

　　近年來大遺址保護取得了巨大的成績。數據顯示，從2005年到2012年，中央財政共安排大遺址專項經費50.13億元，支持了103個大遺址的1151個項目，六大片區和四條文化線路得到了重點支持，每一個都投入了數千萬至數億元的經費;地方政府的投入幾十甚至百倍于中央政府，如大明宮遺址共投入120億元，其中只有1.799億元來自大遺址專項經費;這1151個項目，包括154個考古勘探和發掘項目、222個保護工程、134個展示項目和61個安保和監測項目等;編制了國家重要大遺址保護規劃綱要，90處大遺址的保護規劃通過國家文物局批復，其余大遺址的規劃正在編制中;2010年和2013年，國家文物局公布了兩批共24家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名單和54家立項名單;新建了31家遺址博物館;90%以上的大遺址有了專門的管理機構，為27處大遺址制定了26部法規，26處大遺址納入了遙感動態監測，為大運河、長城等大遺址建設了網上監測和早期預警管理平臺;有5處大遺址在此期間申遺成功。

 

　　通過上述行動，極大改善了遺址的保護狀況和環境，同時也促進了遺址所在區域民生改善和城市形象的提升。以大明宮遺址為例，2007年，大部分遺址還被工廠和民居占壓，十幾萬人生活在遺址上，嚴重影響遺址的保護工作。借助大遺址保護行動，在隨后的三年時間里，中央和地方政府共投入120億元用于遺址保護和區域改造，征收了遺址區3.2平方公里土地，搬遷了10萬人，實施了數十個保護展示工程，于2010年建成了考古遺址公園并對外開放。在此之前，由于對各項建設活動的嚴格管控，遺址區內居民的生活狀況很差，收入低，人均居住面積小，也缺乏基本的公共設施。保護改造實施后，居民搬遷至統一規劃建設的小區，居住條件得到極大改善，公共設施也配套齊全，生活水平有了質的提高。遺址公園除了提供一個新的教育和休憩場所外，還為部分搬遷居民提供了工作，如公園的綠化、保潔和安保工作等。在大明宮遺址公園，還能見到常見的遺址展示和闡釋的方式，如為了確保遺址安全，建設了各種各樣的保護設施，有簡易的、現代的、古代風格等多種類型;在闡釋方式上，有博物館展示出土文物、露天展示、復原展示、標識展示、小型模型展示、說明牌和導覽等等。大遺址保護行動也能促進地方社會經濟的發展，可能的直接受益方有建筑業、文化產業、旅游業，還帶來了土地和房地產的升值、就業機會的增加等等，像良渚遺址保護所帶來的潛在收益每年可能有3.68億元左右。

 

　　當然，在大遺址保護行動中，也存在一些值得探討的問題，比如由于經費和人員等各種因素限制，部分大遺址沒有得到中央財政支持，按兵不動;因遺址保護而搬遷的居民的社會關系斷裂和心理影響以及遺址“空心化”現象有待研究;投入巨資建設遺址公園和博物館，但大部分運營處于虧損狀態等等。這些問題有待引起關注和進一步研究。（作者單位：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