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75年，明洪武八年。對于大明王朝來說，這是波瀾不驚的一年。正月，令鄉里立社學。修《洪武圣政記》成。四月，劉基死。九月，再遣使諭元云南梁王。十二月，元軍擾遼東，大敗。但在美國耶魯大學教授孫康宜、哈佛大學教授宇文所安主編的《劍橋中國文學史》中，1375年成為這部兩卷本中國文學史的分割線。

     “若按照常規，本應以明朝的開國年1368年劃分上下兩卷，但本書選擇了1375年。”孫康宜表示，這樣劃分的原因是1375年楊維楨、倪瓚、劉基等出生在元朝的著名文人均已相繼去世，并且詩人高啟被朱元璋處決，文禁森嚴、殘酷誅殺的“洪武年代”在此時開啟，從元朝遺留下來的一代文人基本上被剪除殆盡，“相比之下，1375年更引人注目，更有歷史意義。”

    文學史分期不等于政治史分期

    《劍橋中國文學史》著眼的“歷史”是文學與文化的歷史，而非純粹的政治史。

    唐朝始于618年，終于907年，這是常識。然而，宇文所安所編寫的“文化唐朝”一章，從武則天登上權力寶座的650年寫起，一直講到了宋人范仲淹、歐陽修成名之前的1020年。

    宇文所安解釋說：“我這么寫既有文學上的原因，也是出于文化上的考慮。雖然隋代和唐代統治的都是一個統一的帝國，但它們都屬于北朝后期的文學文化。唐太宗可能曾經希望他創建的朝代能維持三百年之久，可是他那個時代的近期歷史不容他如此樂觀。近期的各個朝代都在第二或第三代就開始衰落，最后常常是以一個少年傀儡皇帝的登位而告終。如果太宗為此擔心過，那么他的擔心是正確的。唐朝的確在三代之后開始衰落，兩個年輕皇帝的統治時間也非常短暫。假設武則天可以從心所欲，唐代在那時就該結束了。但是宮廷政治斗爭挽救了唐王室。到此時為止，詩歌所擔當的角色和文人的社會、地域背景都發生了變化。如果我們比較一下太宗時期的詩和武則天時期的詩，這一點就會非常清楚；而玄宗時期的詩人則常常十分懷念武則天時期的文學文化。”

    當宇文所安把希望將五代和宋初的幾十年納入“文化唐朝”一章的想法告訴艾朗諾時，這位負責撰寫北宋文學史的加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教授欣然同意。他與宇文所安的想法一致：宋代最初的五六十年，事實上還是前代文學的延續。“我寫宋代文學史，并不是從北宋初年開始的，而是在此之后的半個世紀，也就是從歐陽修、范仲淹他們寫起。”艾朗諾說。

    “社會和歷代政治的變化與文學是密不可分的。但文學還有它自身的發展規律，實際上它并不完全受朝代變更的牽制和影響，其高潮期和低潮期的出現也并不完全和王朝的統一與分裂、盛世與衰世相對應。這一點，《劍橋中國文學史》的編撰者特別予以注意了，并把握處理得比較好，體現了他們明確的文學史理念——文學有著它自身發展演變的歷史和時間表。研究文學史，應該將歷史、政治、文化、尤其文學等各種因素都通盤納入考慮的范圍，從而在此基礎上，實事求是地從文學本身出發，還文學史真實的歷史原貌。”復旦大學教授徐志嘯如此評價《劍橋中國文學史》的這種選擇。

    不僅是文學史的分期力求從文學本身出發，《劍橋中國文學史》也嘗試著打破詩歌、散文、小說等文類分別敘述的傳統模式，以展現文學史的發展脈絡。孫康宜稱之為一種“文學文化史”的方法，“我們盡量脫離那種將該領域機械地分割為文類的做法，而采取更具整體性的文化史方法。這種敘述方法，在古代部分和魏晉六朝以及唐宋元等時期還是比較容易進行的，但是，到了明清和現代時期則變得愈益困難起來。”

    今天的文學史不等于過去的文學現場

     當人們談論唐詩的時候，沒有誰會繞過李白、杜甫；當人們點評明清文學的時候，大多會講到小說，想起四大名著。但如果我們回到文學史的現場，唐朝人怎么看李白、杜甫？明清人讀的是什么作品？

    這部書嘗試著這樣一種敘述：講述我們現在擁有的文本是怎么來的；包括那些我們知道曾經重要但是已經流失的文本；告訴我們某些文本在什么時候、怎么樣以及為什么被認為是重要的；告訴我們文本和文學記載是如何被后人的口味與利益所塑造的。

    上海交通大學王敏認為，既往的文學史書寫已經形成了一種慣性，而《劍橋中國文學史》試圖擺脫傳統的“標準”歷史主義單一線條敘事模式。“譬如寒山（約691-793年）直至近代才被認為是重要詩人，由于受到禪宗影響，日本的中國文學選集最早在20世紀50年代收入寒山的詩，這些詩引起漢學家和詩人的關注和翻譯，繼而引發更多研究和重譯。最后發展至臺灣和大陸文學界的重新發現，這就是文學史的流動性和經典重構。文學史具有多元性，可以呈現微觀文學史。”王敏還舉了另一個典型——李商隱與宋代“西昆體”代表人物楊億的關系。“作為9世紀中期的經典詩人地位離不開宋代楊億對其作品的收集，他推崇李商隱并搜集了一百余首詩，逐漸增至400余首，逐漸確立了李商隱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這體現了歷史的文本性。”

    宇文所安舉的是敦煌的例子：“我們都知道，敦煌對唐代詩歌研究來說有極大的價值，它為我們提供了很多佚詩，也提供了對唐代手抄本文化的直接感知。如果敦煌大大擴展了我們對唐詩的理解，從反方向提問也很有用：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所擁有的唐詩全部來自敦煌，情況又會如何？如果是那樣的話，高適就會成為最重要的唐代詩人，其次便是王梵志；李白會有一些詩流傳下來，杜甫則將完全不存在。至于晚唐，我們看到的會是張祜的某些詩，而不是李商隱。此外，邊塞主題將主宰我們對唐詩的理解。”

    作為“明代前中期文學的”一章的作者，孫康宜說：“現代的讀者總以為明朝流行的主要文類是長篇通俗小說，如《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等等，但事實上，如果我們去認真閱讀那個時代各種文學文化的作品就會發現，當時小說并不那么重要，詩文依然是最主流的文類。這些小說的盛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后來喜歡該文體的讀者們的提攜。”

    孫康宜表示，《劍橋中國文學史》較多關注過去的文學是如何被后世過濾并重建的。因為，過去的文學遺產其實就是后來文學非�；钴S的一部分。只有如此，文學史敘述才會擁有一種豐厚性和連貫性。（本報記者 杜 羽）

《劍橋中國文學史》 孫康宜、宇文所安主編 三聯書店（原標題：《劍橋中國文學史》：還原文學史的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