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確實，天下多故，名士善變;為了茍全，故爾權宜。不過，侯外廬先生則是個為數不多的例外。他一生任憑風云變幻、潮起潮落，總是堅持己見，孜孜以求，從不屈從，從不茍且。他以信仰為生命、為家業，并以之自勵自慰。侯外廬晚年曾坦言:他在史學領域跋涉近50年，最感慶幸的，莫過于一生未曾為了“需要”而拔高或貶抑歷史人物。(《韌的追求》，三聯書店，1985年，第125頁)侯先生的人生信條幾乎只有一個字，就是魯迅倡導的“韌”。他口述學術自傳的書名也由原來的《坎坷的歷程》改為《韌的追求》。“文革”初期，侯外廬在一次批斗中突患腦血栓，從此臥榻不起，生存環境也異常險峻。“批林批孔”期間，曾有人來暗示侯外廬:“你出來表個態，你的日子就全變了。”可他面無表情，一言不發，不予理睬。(朱學文《憶外廬先生與<韌的追求>》，張豈之主編《中國思想史論集》(第二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1972年中國社會尚在“文革”極左思潮的籠罩下，侯外廬先生輯成《中國封建社會史論》一書，書中對他曾經受到猛烈批判的“封建土地國有論”原文照錄，一字不改，不作半句檢討。(黃宣民《侯外廬》，《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大師治學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侯外廬在學術上的這種堅韌與執拗，不僅使他飽受磨難、歷經坎坷，也顯得有些另類、不合時宜。正如有學者在概括侯外廬的學術時所說:“在已經過去的20世紀，他的學術思想在大部分的時間里被人們視為不合時宜。20世紀30-40年代，蘇俄、日本所謂新史學以及國內新理學、新心學、新國史諸派風行學界，他不合時宜;20世紀50—70年代，他的思想又受到‘左派’理論家的排斥、甚至視為異端，依然是不合時宜;90年代至今，中國特色的后現代主義流行國中，‘消解啟蒙心態’的聲音仿佛成了主流學術話語，他的思想同樣是不合時宜……然而，正是這‘不合時宜’，凸顯了執著追求真理的學術研究的意義與價值。”(蕭蓵父、許蘇民《“早期啟蒙說”與中國現代化》，張豈之主編《中國思想史論集》(第二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在思想史研究中，侯外廬先生特別重視歷史上具有異端或另類色彩的思想家，如:先秦時代的墨家，漢代的王充，唐代的柳宗元，宋代的王安石、葉適、陳亮，明代的王艮、何心隱、李贄，明清之際的早期啟蒙思想家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方以智、傅山、顏元以及清代的戴震、龔自珍等，重點闡發或重新發掘出來，使之重放異彩。此種價值取向，除反映出作者在科學上的開拓精神外，也是他的民主理念在史學研究中的表現。應該說，這些思想家與侯先生本人的精神氣質亦有某種相通之處。

　　四

　　馮友蘭的“變”與侯外廬的“不變”，作為某種文化現象，其成因是復雜的。除了各自性格氣質的因素外，兩人的學術立場與治學理念，個人的身世背景與現實關切點也與之大有干系。顯然，“變”與“不變”并不是絕對的評判標準。同時，我們沒有理由苛責先輩學者，要求他們都去做道德超人、哲學烈士。我們在強調“修辭立其誠”的同時，更應該積極呼喚和努力營造一個人人能說真話、敢說真話的制度環境與精神氛圍。馮友蘭“文革”期間因為“緊跟”而躲過一劫，但他在生命的最后幾年里，焚膏繼晷，以驚人的意志完成了《中國哲學史新編》。侯外廬則因其剛烈而惹禍招身，被迫害致殘，他曾計劃撰寫約百萬字的《中國思想通史補編》和一部更為完整的《中國近代思想史》，終因身染沉疴、力不從心，遂成遺愿。這“變”與“不變”的利弊得失，誰能說清楚呢?從積極意義上講，馮先生的“華麗轉身”透露出政治高壓下讀書人的幾許靈活、隱忍與無奈，侯先生的“不合時宜”則彰顯出某種執著、勇氣和力量。 作者： 張海晏【原標題：馮友蘭的“變”與侯外廬的“不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