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廬

馮友蘭

    提要：馮友蘭“文革”期間因為“緊跟”而躲過一劫，但他在生命的最后幾年里，焚膏繼晷，以驚人的意志完成了《中國哲學史新編》。侯外廬則因其剛烈而惹禍招身，被迫害致殘，計劃撰寫的《中國思想通史補編》和更為完整的《中國近代思想史》，終因身染沉疴，遂成遺愿。這“變”與“不變”的利弊得失，誰能說清楚呢?從積極意義上講，馮先生的“華麗轉身”透露出政治高壓下讀書人的幾許靈活、隱忍與無奈，侯先生的“不合時宜”則彰顯出某種執著、勇氣和力量。

　　一

　　用近代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哲學史，當始自胡適1919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不過，《中國哲學史大綱(上)》所涉范圍只限于先秦，胡適原來計劃中的中世哲學、近世哲學部分，終其一生，未克完成。就用近代眼光研究中國哲學史來說，《中國哲學史大綱(上)》是一部開創性的著作，但又是未完成的作品;胡適雖有開山之功，又有未竟之憾。第一部用近代方法寫成的中國哲學通史著作，則是馮友蘭兩卷本的《中國哲學史》。該書上始自先秦孔子，下迄于清代經學。上冊于1931年由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1934年商務印書館一并出版了上、下冊。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后由美國學者卜德譯成英文，于1953年在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時至今日，該書仍是由中國人撰寫的在西方影響最大的一部中國哲學史著作。此外，馮友蘭還有一部英文著作《中國哲學小史》，亦流行于歐美。此書是馮友蘭于1947年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講授中國哲學史的英文講稿，后經整理于1948年由麥克米倫公司出版。該書成于馮友蘭的“新理學”哲學論著“貞元六書”之后，此“小史”體現了作者自己的“新理學”思想體系，雖然在篇幅上遠遜于兩卷本的《中國哲學史》，但寫得精粹透徹。正如作者在本書“自序”中說:“小史者，非徒巨著之節略，姓名、學派之清單也。辟猶畫圖，小景之中，形神自足。非全史在胸，曷克臻此。惟其如是，讀其書者，乃覺擇焉雖精而語焉猶詳也。”在方法論方面，馮友蘭于30年代中期對“釋古”方法的闡釋，30年代末期關于“照著講”和“接著講”的提法，40年代對“正的方法”和“負的方法”的闡述，五六十年代提出的“抽象繼承法”和“普遍性形式”的思想，等等，都獨具慧心，頗多創獲，推動了中國哲學史學科的近代化轉化。當然，無論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還是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簡史》，正如書名所示，研究范圍僅限于哲學史，還不是完整意義上的思想史著述。侯外廬先生等著《中國思想通史》則是第一部中國思想通史著作，也是中國思想史學科的奠基之作。《中國思想通史》，凡五卷六冊，洋洋260萬言，它的撰寫始于20世紀40年代后期，成于60年代初，全書于196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齊。《中國思想通史》綜合論述了哲學思想、邏輯思想和社會思想，就其所關注的學理問題與遵循的科學規范，正如侯外廬先生在《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序言”中提出并在《韌的追求》中重申的那樣，不外乎如下五點:一，社會歷史階段的演進，與思想史階段的演進，存在著什么關系。二，思想史、哲學史出現的范疇、概念，同它所代表的具體思想，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有怎樣的先后不同。范疇，往往掩蓋著思想實質，如何分清主觀思想與客觀范疇之間的區別。三，人類思想的發展與某一時代個別思想學說的形成，其間有什么關系。四，各學派之間的相互批判與吸收，如何分析究明其條理。五，世界觀與方法論相關聯，但是有時也會出現矛盾，如何明確其間的主導與從屬的關系(侯外廬:《韌的追求》，三聯書店，1985年，第267頁)。

　　二

　　作為20世紀中國哲學思想史領域的奠基者，馮友蘭與侯外廬兩位先生的學術立場和人生軌跡則頗異其曲。在基本學術觀點上馮友蘭的“變”與侯外廬的“不變”，便形成鮮明對照。馮友蘭一生經歷了滿清、民國和新中國的創立和改革開放初期，基本的學術觀點和價值傾向屢有變換，今日之“是”總是在否定昨日之“非”。1949年之后他在“土改”、“文革”、“批林批孔”等歷次政治運動中均有言不由衷的表現。尤其是在“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運動中，馮氏的所作所為更受到后人的廣泛質疑與譏評。對于馮友蘭的“道術多變”，蔡仲德先生則更具同情的理解和歷史的眼光，他指出，20世紀中國學術文化的發展軌跡呈一個“之”字形，馮友蘭一生“實現自我”、“失落自我”和“回歸自我”的曲折歷程恰與之正相符合。這所謂“馮友蘭現象”不是孤立的個案，而具有典型意義，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苦難歷程和中國現代學術文化曲折歷程的縮影。(蔡仲德《“五四”的重估與中國文化的未來》，《東方文化》1996年第3期)就所謂“馮友蘭現象”，亦有學者著文指出:批評馮友蘭的人大多只看到他多變、善變、逢迎、讒媚的一面;而忽略他也有“見侮不辱”的堅毅和超越。“見侮不辱”是一種“不動心”，也是一種“忘情”，將之理解為“無恥”固可，將之視為“堅毅”，亦未嘗不可。我們在論人時，往往過分強調“殺生成仁，舍生取義”的壯烈，而忽略了在亂世中茍全性命所需要的忍耐、堅持與智能。馮友蘭過世之前的力作是《中國哲學史新編》第7卷，“修史”是中國歷朝知識分子對當道迫害的最后反擊，也是一種永恒的抗議。(周質平《氣節與學術———論馮友蘭的道術變遷》，《二十一世紀》2001年8月號，95-101)馮友蘭先生生前，在作于1972年的《贈王浩詩》中，曾有“若驚道術多變遷，請向興亡事里尋”的詩句。這是把社會興亡與道術變遷作因果關聯，多少隱含了自我辯解之意。馮友蘭先生的絕筆之作《中國哲學史新編》第7卷，在對“哲學”的“最后定論”中，重提出金岳霖早年在劍橋所謂“哲學是概念的游戲”的說法。如學者所說，他如此“輕薄”自己的生平志業，也可以解釋為是為自己當年在思想上的改變作一定的解嘲。“哲學”既然是一種“概念的游戲”，那么馮友蘭在“道術”上的幾度變遷，也無非只是一種游戲罷了。后人又何需過分認真呢。(上引周質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