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在詩中說:“宗師信舍法,擯落文史藝。”明確指出自己一旦拜在慧能門下,便能夠舍去對于一切外在榮辱、得失、禍福、死生等事物的分別計較,亦即“舍法”。
那么,作為親見了禪宗六祖這位頂尖級“善知識”的佛教虔誠信徒宋之問來說,他感到此時此刻心性之上最需要撥去的“浮云”是所謂“文史藝”,既是指那種飽讀詩書熟諳墳典的善于敷辭、巧于結撰的博學多才,也是指自己夙昔以此種才能自矜的夸耀之心。宋之問遭貶前官左奉宸內供奉,這正是典型的御用文人職位。無論是“新舊唐書”等正史,還是《朝野僉載》等野史,都一再提到宋之問“以文詞知名”“以文章起”“有文譽”的“文史藝”才能,在《唐才子傳》中還記有“奪錦袍”的逸事,并贏得“奪錦之才”的美譽。
而這種優長又集中體現在他的應制詩作方面,《龍門應制》詩等篇確實寫得很富麗堂皇、華美典雅。然而,正如余恕誠先生在《唐詩風貌》一書中指出的那樣,這類詩雖然“竭力展現作者頌美的才能”,但“整篇都是帶祥瑞氣息的鋪陳,而非真性情的表現”。這種沒有真性情的詩作,恰恰是詩人過去最為看重的,他將這種用于頌圣的“文史藝”才華視為自我價值、自我成就,以“文史藝”令名美譽中的“我”為自我,殊不知那其實是對真實的自我情性的掩蓋與埋沒,是覆蓋于自我情性上的“浮云”。禪家有所謂“皮毛脫落盡,唯有真實在”的說法,“文史藝”只是“皮毛”,自我的性情才是“真實”。然而,不脫落“文史藝”的“皮毛”,詩人的真實性情就無法顯現出來,只有在將包括“文史藝”在內的“法執”全部去除的前提下,才能夠“坐禪羅浮中,尋異窮海裔”。在這里,詩人所尋得的神異就是無上菩提之法,也就是正法眼藏、第一義諦。那么,慧能禪宗的第一義諦是什么呢?那就是人人皆具有的佛性。而只有撥去世俗浮云遮蔽,眾生才能明心見性。許總先生在《唐詩史》中曾經認為此期詩人的遷謫行役之作往往能夠表現出一種悟道的精神。然所悟者何道?似未明析。通過對具體作品的考察,我們認為,這種悟道首先就是指覺悟佛禪之道。這從他們寫于遷謫途中的大量涉佛涉禪詩作可以看出。如宋之問寫有《游法華寺》《宿云門寺》《游韶州廣界寺》《宿清遠峽山寺》《游稱心寺》《游云門寺》等,沈佺期寫有《紹隆寺》《樂城白鶴寺》《游少林寺》《九真山凈居寺謁無礙上人》等,其中《紹隆寺》詩云:“吾從釋迦久,無上師涅槃。探道三十載,得道天南端。……試將有漏軀,聊作無生觀。了然究諸品,彌覺靜者安。”為什么“探道三十載”竟不得一悟?只因為脫離真實的生命體驗。為什么貶謫“天南端”卻豁然開悟?這就是親證的作用,是現量使然。也就是說,當詩人遭受貶謫之前,在宮廷中雖然過著繁華熱鬧的安樂生活,但那是沒有自我的,是離“道”甚遠的。因此,無論怎樣傾心向往涅槃佛道,虔誠信奉釋迦佛祖,也終不能開悟。直到貶謫到這“天南端”來了,才明白自己過去所執著追求的一切,都是虛幻不實的,種種“世慮”,其實都毫無意義。于是詩人決心以此為“良緣”,放棄自己曾經苦心經營的種種“世慮”。在這里,詩人心中的“世慮”,當然也包括了他曾經作為一個宮廷御用文人所必須資借的“文史藝”。雖然沈佺期沒有像宋之問那樣明白地說出,但是我們從他的創作實際來看,他也如同宋之問一樣,是有著自覺不自覺的對于“文史藝”的放棄的。從現存的《夜泊越州逢北使》《神龍初廢逐南荒途出郴口北望蘇耽山》《夜宿七盤嶺》等遷謫行役詩來看,他不再掉書袋,用典故,不再粉飾點綴辭藻浮華,而是一任主觀心性自然流露,詩中所寫,句句都來自真實無誤的生命體驗。而宋之問的《渡漢江》《度大庾嶺》《題大庾嶺北驛》等遷謫詩也是一再被后世稱道的至情之作。總之,對比他們此前在宮廷中所寫的那些應制詩,可以說,遷謫詩是但見性情,不睹文字;宮廷詩則是但見文字,不睹性情。如果說,詩人們的禪悟是從現量中獲得的話,那么,與此同時,他們的詩悟也是從現量中獲得的。當詩人的情感為事境所觸發如同泉水般涌出的時候,還何用翻檢類書事典,還何待依傍前人現成的語辭?一切都是最真實的,一切也都是最新鮮和最生動的。
慧能說:“即煩惱是菩提”。如果這批初唐詩人不是遭遇到貶謫南荒這種人生不幸,那么我們今天只能看到他們充滿虛情假意的宮廷應制詩,而看不到真實情感的表達。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唐代的真詩、好詩正是從這批遷謫詩人“擯落文史藝”“得道天南端”開始的,盡管這是早期的聲音,但正是從此開始,詩人有了“我”的表達,有了“自性”“性情”的發現。因此,我們對此期宋之問、沈佺期等人的遷謫行役之作不可忽視,因為它與四杰、陳子昂等人的詩作同樣都透露了唐代詩風轉變的消息。【原標題:宋之問謁慧能詩平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