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清代戲劇壓卷之作的《桃花扇》，據作者孔尚任在篇首宣稱，乃是“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實事實人，有憑有據”。他還附錄“桃花扇考據”，一一羅列劇中所據史實。近代曲學大師吳梅曾經稱頌孔氏：“觀其自述本末，及歷記考據各條，語語可作信史。”然而吳梅這一贊語未免有些太實在了，戲劇家言正如小說家言，即使“有憑有據”，豈可輕信？在《桃花扇》中一個不為人所注意的位置，孔氏作了這樣一段告白：“司馬遷作史筆，東方朔上場人，只怕世事含糊八九件，人情遮蓋兩三分”，又云“當年真是戲，今日戲如真”。既然有所“含糊”，有所“遮蓋”，便當不得信史，而終究只是戲。

　　其實，那些在“戲”中出現的人物，其行跡已多經孔氏改寫，不能再與真實的歷史人物混為一談。比如歷史上的楊文驄（龍友），雖曾依附馬士英，又和阮大鋮結交，卻很有民族氣節，南明亡后他隨唐王退守福州，拜為兵部侍郎，清軍攻破福州后將其俘虜，勸其投降，不從，被殺。但在戲中，楊文驄卻在南京淪陷前夕偷偷溜回他的故鄉去了。著名史學家陳寅恪在《柳如是別傳》中曾寫道：“自《桃花扇》傳奇盛行以來，楊龍友遂為世人所鄙視……戲劇流行，是非顛倒，亟應加以糾正也。”

　　而劇中男女主角侯方域和李香君，其事跡更是虛虛實實，糾結莫辨。根據比較可靠的記載，侯方域少年時隨其父戶部尚書侯恂居北京，即被公卿目為漢之張安世與唐之李德裕。1639年（明崇禎十二年），侯方域22歲，從故鄉商丘赴南京參加鄉試。作為商丘雪苑文社的重要人物，他此前一直跟南方的復社、幾社成員遙相呼應，且其文采風流，冠于儕輩，復社的領袖張溥、幾社的領袖陳子龍均很推重他，因此金陵名士爭相與之結交。后來與侯方域并稱“明末四公子”的冒辟疆、方以智、陳貞慧亦當與其過從甚密。這些少年名士在一起，有時登山臨水，俯仰今古；有時則遨游北里，流連歌舞。侯方域少年時即受其父熏陶，雅嗜聲樂，精通音律。此次到金陵，其父正被誣系獄，但他仍然豪興不減，每會宴必召伎侑酒，以致他的朋友、復社成員黃宗羲有些看不過去，說：“朝宗之尊人尚在獄中，而放誕如此，吾輩不言，是損友也。”

　　但或許正因有此“雅嗜”，所以當張溥偶然告訴侯方域，金陵有李姓女伎能歌《玉茗堂詞》時，他便欣然往會，得以跟香君結識。根據侯方域后來的追憶，他初會香君，有贈詩之舉，香君則以歌相酬。在侯方域對二人交往的全部描述中，那把定情的宮扇從未被提及。或許這一重要道具完全出自孔尚任的美妙想象，雖然孔氏曾刻意表明香君面血濺扇、楊龍友隨機點染為桃花一事乃輾轉聞之于楊的書童，但還是令人將信將疑。當代有學者認為這把宮扇經侯方域女婿家族（侯女嫁陳貞慧子）代代相傳，至今尚在人世，恐怕也只是一種猜測了。

　　從當時人的描述來看，曾跟柳如是、董小宛等人并稱“秦淮八艷”的李香君肌理如玉、諧謔無雙，“俠而慧，略知書，能別士大夫賢否”。侯方域跟她相處時日雖短，卻頗服其俠義與識見。當時，魏黨余緒阮大鋮寓居金陵，遭復社、幾社文人口誅筆伐，難以存身，遂擬先籠絡侯方域，以與南京名士和解。但其心機為香君識破，遂諷之以高義，侯乃與阮絕交。待到侯方域落第歸里，香君在桃葉渡歌《琵琶詞》送行，并言蔡邕“嘗昵董卓”、“學不補行”，語含微義。侯方域去后，阮大鋮、馬士英的黨羽，淮陽巡撫田仰，欲以三百金強聘香君為妾，被其拒絕。田仰以為乃侯方域從中作梗，便寫信加以責問，遭侯譏嘲。

　　關于侯、李之交往，與二人同時代的那些傳記作者基本絕口不提，有的則以一種為尊者諱的口吻說：“公子雖豪舉，然心不忘家國之故”，“詡詡自負經濟，頗思自見其才”。據稱有一次，侯恂統兵赴汴，欲解李自成之圍，方域獻策，未被接納，反被遣歸吳，途中為叛將劉超所劫持，方域勸劉超勤王贖罪；不久，左良玉擬移師東下，南京震動，他飛書予以勸阻；還有就是北京陷落以后，清兵南下，他先后進入史可法和高杰軍中效力，雖多所建言，但均不被聽取。等到南明覆滅，他陪伴老父歸返故園。一種說法認為：李香君此時也隨侯方域同返商丘，隱姓埋名，居于侯府之西園。但后來身份暴露，被侯恂逐出家門，生下一子后，抑郁而死。至今商丘侯府遺址近旁尚有香君墓。這一說法或許也是出自當地故老的口耳相傳，難以深信。 

　　侯方域在商丘鄉居數年，重建雪苑社，每日與社中友人痛飲悲歌，以抒其牢愁。到順治八年（1651），侯方域出應河南鄉試，中副榜。根據侯方域年譜的記載，這是因為當權者看到侯氏父子不與清廷合作，欲加懲治，侯被逼無奈，才去應試。對于此事后人頗多譏議，比如梁啟超在《桃花扇》注中即認為侯應鄉試，“晚節甚無聊矣”。而史學家陳寅恪則支持年譜的說法，認為侯方域乃是欲保全其父才勉強應試，因在當時年輕士子若不應科舉，又不逃于方外（指出家），則為抗拒新政權之表示，必難免于罪責。不過即使如此，跟他那些在明亡后或出家（如方以智）、或隱居（如陳貞慧、冒辟疆）的朋友相比，侯方域終究難說是“大節凜然”或“守志不屈”。

　　既如此，孔尚任在《桃花扇》中最終安排侯、李二人于明亡后重逢于山寺，遭法師棒喝而斬斷情絲，棲蹤煙霞，顯然與事實大相乖違。這樣一種處理方式多少有些令人困惑：孔氏選擇了一個侯方域（不是冒辟疆，不是陳貞慧，也不是錢謙益），又要煞費苦心地為其設計一個出家為道的結局。或許，孔尚任對其入清后的處境也抱有一分同情和寬容？或許是因為那把傳說中的桃花扇，從一開始就控制了孔氏的基本思路？不管怎樣，他借助那一段纏綿的故事，十分恰當地表達出了他對于歷史興亡的沉痛感受，大概這就是“今日戲如真”一語的含義。

　　當年那位治學極為嚴謹的陳寅恪先生，有感于那一段歷史與這一本戲劇（及其不同表演底本）之間的諸多歧異，曾寫下過這樣的詩句：“興亡舊事又重陳，北里南朝恨未申。桂苑舊傳天上曲，桃花新寫扇頭春。是非誰定千秋史，哀樂終傷百歲身。鐵鎖長江東注水，年年流淚送香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