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嵩山落跡，道教在嵩山發端，儒教在嵩山光大。在漫漫的歷史長河中，祖先們為嵩山留下了許多文化瑰寶，形成了以嵩陽書院、嵩岳寺塔、會善寺、觀星臺、中岳廟、漢三闋 、少林寺為代表的嵩山歷史建筑群,中國古代的禮制建筑、佛教建筑、教育建筑和科技建筑在嵩山都能找到優秀代表。作為2009年國家唯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項目，目前已進入沖刺階段，本周，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將率領文物專家，到登封市指導嵩山歷史建筑群的申遺工作，聯合國專家也將于今年8月下旬，對嵩山歷史建筑群申遺項目進行驗收。本報記者走進嵩山歷史建筑群，領略嵩山深厚的文化內涵。 

　　核心提示 

　　作為古代四大書院之一，嵩陽書院在登封當地有著“古代的北大清華”之說。在這里，程顥、程頤兄弟二人對傳統的儒學進行改造，創立了以“存天理，滅人欲”為要義的理學 ，提出了“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等倫理道德，成為統治中國數百年的思想理論體系。 

　　程氏二兄弟創辦的理學還吸收了許多佛教和道教的思想，如今走進嵩陽書院，在古樸幽香的古建筑中，還透露著許多佛教和道教的信息。自宋代以后，在教學和學習上吸納并蓄的傳統一直延續下來，以論辯形式為主的教學模式也值得現代人借鑒。 

　　當時的眾多頂尖人物曾在此講學 

　　嵩陽書院位于嵩山南麓，太室山腳下，這里山巒環拱，清雅靜謐，建筑古樸雅致，大方不俗。在登封當地有著“中國古代的北大清華”的說法。 

　　說嵩陽書院是古代的“北大清華”是因為它創建早，影響大，與白鹿洞書院、岳麓書院、應天書院，并稱為四大書院。在規模上，嵩陽書院的鼎盛時期，學生有數百人。嵩陽書院的教師也都是當時國內的頂尖人物，司馬光、范仲淹、韓維、呂誨、李綱等都曾在這里講過學。嵩陽書院在古代還有大量藏書，并建有藏書樓和書庫，并有“掌書”管理，在清代，藏書已達到86萬冊。 

　　嵩陽書院的建筑布局，是與嵩陽書院的職責密切相關的。 

　　走進書院的大門，就可以看到先圣殿了，殿內正中有孔子塑像，供人祭祀。 

　　先圣殿的后面就是嵩陽書院的主要建筑講堂了，講堂有正房三間，是理學大師程顥、程頤講學的地方。講堂的后面有一水池，名為泮池，因孔子的故鄉在山東曲阜的泮水之濱，泮池的建筑便成了古代高等學府的象征，儒生中秀才后才稱“入泮”，要舉行繞池一周的儀式，然后再去先圣殿拜孔子圣像。 

　　藏書樓的大小代表著書院的檔次和品位，藏書樓在書院的最后面，建于1684年，重修于1739年，1989年時做過一次翻修。 

　　嵩陽書院自創辦后，在歷朝歷代培養出了一批批人才，到明清時與科舉有了密切的聯系，教學成績直到目前還為人們所稱道。 

　　“把嵩陽書院比喻成古代的‘北大清華’有點牽強。”登封市中岳景區管理局副局長袁戰森說，嵩陽書院在性質上屬于民辦性質，辦學經費主要靠出租學田供給，學田多是個人捐贈的。當時的最高學府是官辦的太學，并且在各州府還有官辦的學堂。 

　　漢武帝冊封三個將軍柏的傳奇故事 

　　“說起嵩陽書院，就不能不說將軍柏，它們浸透著濃厚的文化烙印。”登封市文物局副局長鄭建偉介紹，嵩陽書院內原有三株古柏樹，兩千多年前，就已盡顯奇偉風姿了，但卻一直藏身嵩山腳下茂密的原始森林而鮮為人知。 

　　公元前110年，漢武帝劉徹游嵩山時，見柏樹高大茂盛，遂封為“大將軍”“二將軍”和“三將軍”，從此將軍柏名揚四海。據說，當時，漢武帝巡幸嵩山，在萬歲峰上聽到“山呼萬歲”聲音之后非常高興，走到今嵩陽書院處，看見一棵軀干參天、枝葉繁茂的柏樹，驚異之下封為“大將軍”。舉步前行，又見一棵龍干虬枝、繁蔭蔽日的柏樹，比“大將軍”大得多，但貴為天子，豈能改口，遂封為“二將軍”。再往前走，又見一棵比“二將軍”還要大的柏樹，但漢武帝為維護金口玉言，將其封為三將軍。 

　　三棵曾經默默無聞、與世無爭的柏樹從此攪入了一場名利紛爭。嵩岳民謠敘述道：“大封小來小封大，先入為主成笑話。三將軍惱怒被氣死，二將軍不服肚氣炸，大將軍笑倒墻頭上，自覺有愧頭低下。”其實，三將軍之死已是明朝末年之事，天妒英姿，這棵柏王遭雷擊，被天火焚燒成令人遺憾不已的往事。 

　　“大將軍”樹高12米，粗5.4米，樹身斜臥，樹冠濃密寬厚，就像一把大傘遮掩天空。無論是高和粗，“二將軍”都在“大將軍‘之上，高18.2米，粗12.54米，雖然樹皮斑駁、老態龍鐘卻仍生機旺盛、虬枝挺拔，樹干下部有一南北相通的洞，可以容納五六個人。 

　　著名詩人樸初曾留下“嵩陽有周柏，閱世三千歲”的詩句。 

　　登封市中岳景區管理局副局長袁戰森指著枝繁葉茂的“二將軍”介紹說，關于兩棵將軍柏，在登封市還流傳有一種說法，說在和平盛世時，將軍柏會生機盎然、枝繁葉茂，而在災荒戰亂之年，將軍柏的枝葉將會干枯。 

　　嵩陽書院里的學子很多都是進士 

　　“因為來嵩陽書院讀書的學子，很多都是考中進士以后來的，所以從教學模式和學生層次上來說，嵩陽書院更像在培養研究生。”袁戰森說。 

　　袁戰森介紹，嵩陽書院組織機構簡單，管理人員較少，許多的管理工作都是由學生擔任的。 

　　在古代，嵩陽書院的“校長”被稱為“山長”“院長”“洞主”或“教授”。在設置的管理崗位中，“齋長”協助“山長”從事書院的教學、行政和日常生活管理工作，而“齋長”多是從優秀學生中選出的。 

　　和管理工作一樣，教學崗位上，除負責課程講解的“講學”是專職教師外，負責為學生解析疑義的“經長”由學習經籍比較優秀的學生擔當。負責課堂考勤、課堂記錄、搜集學生疑難問題的“堂長”也是從學生中選出的。 

　　袁戰森說，在嵩陽書院學習，教師只在月初為學生出兩篇命題作文，每月十八日講一次課，其余絕大多數時間都交給學生自學。 

　　嵩陽書院在提倡個人鉆研的基礎上還經常組織集體討論，鼓勵學生之間互相啟發，使自學與互學相結合，取長補短。為了使書本知識成為實際行動的指南，達到言行一致，嵩陽書院還提倡學生互相批評，每月舉行一次“生活會”，而且要對別人的批評能做到誠心誠意的接受。這些在今天也還有著極強的借鑒意義。 

　　嵩陽書院見證嵩山儒釋道興衰史 

　　在大多數人的印象中，嵩陽書院是一所傳播儒學和理學的古代“高等學校”。但在嵩陽書院的歷史上，它還曾是佛教和道教的場所。后來成為儒教的圣地后，所傳播的新儒學中就糅雜了許多佛教和道教的思想。 

　　袁戰森說，嵩陽書院最早建于北魏時期的公元484年，起初叫嵩陽寺，是佛教的僧院。隋朝時，嵩陽書院又改名為嵩陽觀，成為道教活動場所。唐代時，道教活動發展到鼎盛，一位名叫潘師正的道士自稱已活了600歲，深得武則天和皇帝李治的羨慕，曾兩次來到此處向潘師正求教長生不老術，并在嵩陽書院的東北側建了行宮奉天宮，在這種背景下，道教在嵩山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據說全真道創始人王重陽就是潘師正的弟子。 

　　五代后唐清泰年間，進士龐式及舒元等曾在嵩陽觀聚眾講學，后周時改為太乙書院，開始成為儒學活動中心。 

　　宋初又更名為太室書院，1035年，重修太室書院時，宋仁宗賜名嵩陽書院。 

　　“嵩陽書院有兩大稀世珍寶，一個是將軍柏，另一個就是嵩陽書院門口的大唐碑。”登封市文物局副局長宮嵩濤說，大唐碑的全稱是“大唐嵩陽觀紀圣德感應之頌”，是嵩陽書院作為儒、佛、道交融的有力證明。 

　　該碑重達80多噸，高9米多，是我國現存唐代最大的石碑，有“古代碑王”之稱。碑文記述的是唐玄宗李隆基崇信道教、命方士在嵩陽觀煉丹，以求長生不老的事。文章是由當時的宰相李林甫所作，書寫者是唐代書法家徐浩，八分隸書，字態端正，筆法遒勁，姿態橫生。 

　　“嵩陽書院作為私人講壇‘圣地’，對二程理學的形成和傳播起了重要作用。”登封市申遺指揮部檔案組副組長常松木說，程顥、程頤兄弟二人在嵩陽書院講學十余年，創設了以“存天理，滅人欲”為要義的理學，理學自南宋立為官學后，歷經元、明到清，影響中國封建社會達六七百年之久。 

　　理學其實是吸收佛、道宗教思想以及對傳統儒學進行的改造和發展。常松木說，包括二程創設理學在內，儒學在歷史上曾有兩次大的改變，第一次發生在西漢時期，董仲舒吸收陰陽五行之說對孔孟原始儒學進行了第一次改造，使原本十分簡單的孔孟倫理規范，變為富有政治色彩并包容社會所有道德、思想、文化、禮俗標準的統治思想，其核心就是“天人感應”“君權神授”。這種經漢儒改造的神學化的儒學稱為“漢學”，和二程與朱熹創設的新儒學——理學相比，也稱“舊儒學”。 

　　鄭州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安國樓對二程理學非常有研究，他說，程顥和程頤在嵩陽書院形成和傳播的理學與漢代以來的傳統儒學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將儒學由神意發展到天理，變神學化的儒學為哲理化的新儒學。在新儒學中，最主要的思想就是“存天理，滅人欲”，諸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說教成了禁錮中國女子的沉重枷鎖。 （原標題：獨家責任：嵩陽有周柏，閱世三千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