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不害修術行道的改革實踐
　　
    韓國東鄰魏國，西當函谷關大道，與秦國為鄰，兩面受敵。而且山地多，平原少，物產短缺，在七國中最為弱小。三家分晉后，韓國處于新舊交替時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 諸事草創，政局混亂。正是為了改變這種局面，韓昭侯任用申不害為相，決心進行改革。
　　
    申不害原是鄭國人，鄭國乃法家的故鄉之一，子產、鄧析都出于鄭國。申不害“本于黃老而主刑名”，擅長于黃老刑名之術，主張將法家的法治與道家的“君人南面之術”結合起來，是法家中主張“術治”的一派的代表人物。他在韓國的改革主要是“修術行道”，“內修政教”，即整頓吏治，加強君主集權。
　　
    “術”是講國君如何控制大臣、百官，是君主駕馭臣下的手腕、手法，也就是權術。正如劉澤華先生所說：“術不同于法，法的對象是全體臣民，術的對象是官吏臣屬；法要君臣共守，術由國君獨操；法要公開，術則藏于胸中；法是一種明確的規定，術則存于心中，翻手為云，覆手為雨。”

    申不害的“修術行道”
　　
    其核心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任免、監督、考核臣下之術，史稱“陽術”，這就是《韓非子?定法》篇所說的：“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二是駕馭臣下、防范百官之術，人稱“陰術”。

    申不害主張君主“無為”，但大臣必須有能力，而且要有為。他主張任命官吏必須名實相副，即根據官吏的職務要求（名），看一個人有沒有能力勝任（實），然后才能授官。而不是根據出身血統、也不是根據與君主個人關系的遠近授官。要求管經濟要會管經濟，管司法的要管好司法，管軍事的要會用兵打仗，管行政的則要懂行政、用人，任何人都不能濫竽充數。這是對世卿世祿制的否定。
　　
    “操殺生之柄”，要求君主掌握生殺大權，強調君主在國家政權中的獨裁地位，要求臣下絕對服從君主，即“尊君卑臣”。君主要獨斷，要把生殺大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絕不能大權旁落。具體工作可以交給臣下，國君不必事必恭親。
　　
    “課群臣之能”，則是對群臣進行監督、考查、防范。國君任命了臣下，理所當然地要求臣下忠于職守、嚴格遵守法令，并要防止臣下篡權奪位。因此臣下是否真正勝任所擔負的任務？工作業績如何？其屬下臣民有何反映？有沒有違法亂紀、以權謀私的現象？有沒有人要搞陰謀詭計？所有這些都必須進行考查。這是保證行政工作效率和國治民安的重要手段。以上主要是“陽術”。
　　
    但只有“陽術”還不夠，還必須有“陰術”。因為做國君是天下之大利，人人都想取而代之。“天子輪流做，今日到我家。”這是從古至今的一句口頭憚。君主要集權，某些權臣、重臣也會想攬權、篡權。因此，在新興地主階級奪取政權之后，防止某些權臣專權、攬權，甚至進行篡權活動就成為當時的一個重要社會問題。這就要求國君善于控制臣下，及時發現臣下的毛病和陰謀。為此，君主就需要設一些耳目，及時了解、掌握臣下的情況，后來就發展到搞特務活動。
　　
    申不害在韓國實行以“術”為主的法制，經過１５年改革，加強了君主集權，使韓國“國治兵強”，政治局面比較穩定，國力也有所增強。但實行這種政策也產生了另一個后果，即“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術”取決于君主本人的才能，君主本人比較正確，有能力，國家就會比較興旺；相反，國家就會陷入混亂，老百姓就會遭殃。正因為申不害與韓昭侯用“術”有余，定法不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因此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韓國的問題。韓昭侯一死，韓國很快又衰落了。但申不害重“術”的法制思想卻為歷代封建帝王加強君主集權提供了理論和經驗，也為一些人搞陰謀詭計開了先河。【原標題：申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