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 資料圖

    毛澤東一生喜歡讀書，他對唐代詩人韓愈的癡迷是從青年時代開始的。1913至1918年，毛澤東在湖南一師學習。國文老師袁仲謙是前清舉人，蓄一大把胡子，對學生要求很嚴，要學生學寫桐城派古文。正是從那時起，毛澤東開始鉆研韓愈的文章。

　　1936年，毛澤東在保安接見美國記者斯諾時，對這段讀書經歷仍然充滿深情：“學校里有一個國文老師，學生給他起了個‘袁大胡子’的外號。他嘲笑我的文章，說它是新聞記者的手筆。他看不起我視為楷模的梁啟超，認為他是一個半通不通的人。我不得不改變我的文風，去鉆研韓愈的文章，學會了古文的措辭。所以，多虧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話，仍然能夠寫出一篇過得去的古文。”可見韓愈對毛澤東的影響還是很深遠的。事實上，毛澤東當年寫給黎錦熙、蕭子升的信，大都氣勢沛然，情感熾烈，義理跌宕，很得韓愈筆意。1952年，毛澤東還應湖南一師歷史老師羅元鯤之請，為袁仲謙撰寫了墓文，表達了他對恩師的感激和懷念。

　　韓愈(768-824)，字退之，世稱韓昌黎，唐代文學家。一生仕途不暢，敢于直言，才識兼備，在政治上，反對藩鎮割據、宦官專權；在思想上，推尊儒學，攘斥佛老；在文學上，集前人之大成，反對六朝駢儷文風，提倡散體，主張文道合一，務去陳言，與柳宗元共同倡導了唐代古文運動，詩文著作收入《昌黎先生集》，他的散文和詩歌，對當世和后代均產生過重大影響。

　　毛澤東讀韓愈的文章，當然不是像小時候讀私塾時那樣只知死記硬背，而是一篇一篇地鉆研閱讀，從詞匯、句讀、章節到全文，首先憑借注釋和詞典，了解領會大意，達到融會貫通的地步。在此基礎上，進行反復默讀和朗讀，通過這樣持久的努力，韓愈的詩文大都被毛澤東背得爛熟于心。

　　不僅如此，他在讀書的過程中，還記寫了大量讀書筆記。毛澤東在湖南一師學習時的讀書筆記《講堂錄》后半部分，便是讀韓愈作品的筆記，涉及韓愈作品《感二鳥賦》等十多篇。在這個讀書筆記里，不僅有對詞句的釋義，還有對思想內容和觀點的圈點、眉批，由此可見，毛澤東對韓愈不是全盤吸收，而是在同一個人的作品中明辨是非優劣，達到去偽存真、求精去粗的目的。

　　晚年毛澤東對韓愈的閱讀熱情依然不減。1965年8月，他專門要來《韓昌黎全集》閱讀，據不完全統計，僅他圈閱的韓詩就達12篇之多。其中，毛澤東手書過的有3首，即：《石鼓歌》、《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晚次宣溪辱韶州張端公使君惠書敘別酬以絕句二章（其一）》。他還批注說：“韓愈文集，為李漢編輯得全，歐陽修得之隨縣，引以流傳，厥功偉哉。”足見他對韓愈文集編輯和流傳情況的熟悉，把韓愈文集得以傳世視為了不起的事情，如果不是對韓愈文章的精熟和偏愛，就不會有這樣的妥帖批語。

    從青年到老年，毛澤東除研讀韓愈的詩文之外，還在自己的詩詞作品中，點化或引用過韓愈的不少詩文，將古代文化遺產轉化為現代的文化財富，為批判地繼承古代文化遺產樹立了光輝的榜樣。《新民主主義論》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就出自韓愈的《原道》。《反對黨八股》中的“語言無味、面目可憎”來自韓愈的《送窮文》；“行成于思”源于韓文《進學解》。《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有詩句：“螞蟻緣槐夸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就出自韓愈的《調張籍》：“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將“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轉化為“蚍蜉撼樹談何易”，不僅文字有所減少，而且更充滿了義勇和自信。《賀新郎·別友》結尾云：“要似昆侖崩絕壁，又恰像臺風掃環宇。重比翼，和云翥。”這四句原為：“我自欲為江海客，更不為呢呢兒女語。山欲墜，云橫翥。”其中的“呢呢兒女語”，即出自韓愈的《聽穎師彈琴》，韓詩的開頭兩句是：“呢呢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形容唐代著名琴師的琴聲，好似一對年輕的戀人，正在溫柔纏綿地低低絮語。毛澤東化舊為新，借以表達革命者四海為家、不沉湎于兒女情長的志向。《卜算子·詠梅》中的“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其中的“山花爛漫”也很難說與韓愈《山石》里的“山紅澗碧紛爛漫”沒有關系。

　　毛澤東對《師說》、《進學解》文章里體現的教育原則、教育方法也給了很高的評價。韓愈《師說》云：“圣人無常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這種勸學思想被毛澤東所看重。1940年秋在延安時，有一次，鄧力群等人去接毛澤東到馬列學院作報告。路上，毛澤東對迎接他的人說：“韓愈的《師說》有真知灼見的，‘生乎吾前，其聞道也，故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后，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一路上，你們給我介紹了很好的情況，真是‘亦先于吾，吾從而師之’，謝謝你們！”1949年，他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說：“唐朝的韓愈寫過《伯夷頌》，頌的是一個對自己國家的人民不負責任、開小差逃跑，又反對武王領導的頗有些‘民主個人主義’思想的伯夷，那是頌錯了。”在此，毛澤東不是抽象地談論氣節，也不是以是否正統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而是以看其對人民的態度，在歷史上有無進步作用，作為衡量是非的準繩，從韓愈的《伯夷頌》到毛澤東的伯夷批判，是典型的推陳出新。

　　1939年5月20日，毛澤東在黨中央干部教育部大禮堂召開的職工干部學習動員大會上指出：“韓愈說：‘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所以只要是人而不愿做牛馬，就要學習。”今天，我們仍要學習毛澤東勤學精思、不斷創新的學習方法，不斷加強學習，努力讀書，為自己的進步奠定堅實基礎。【原標題："書生"毛澤東喜歡讀書 受韓愈影響改變文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