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中國士大夫經受了煉獄的煎熬。公元166年與公元169年至176年，在中國的東漢末年，曾發生過兩次大規模的士人與官僚、外戚相結合，反對禍國殃民的宦官最后遭致殘酷迫害的事件，史稱“黨錮之禍”。讀《后漢書·黨錮列傳》與《世說新語》等史籍，迄今仍能感受到東漢士大夫在那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歲月中凸現出來的凄美士魂。追尋往昔，令人嘆扼。

登車攬轡

春秋戰國以來，社會處于劇烈變革之中，原先的政治格局被打破，許多上層貴族驕奢淫逸，昏聵無能，不能應付日益變動的社會關系，處于下層的士一躍成為政壇的活躍人物。當時的士與君主的關系不僅是君臣關系，還有師友關系等，其人格是相對獨立的。到了漢代社會，天下一統，君臣之序分明，士不能再像戰國時代那樣游說于各國之間，也不可能再聚徒講學，說東道西了。西漢著名文人東方朔在其賦作《答客難》中，對當時士人地位的轉折作過精辟的分析。在西漢末年的農民起義中，士一度又恢復了先秦時代的地位。隨著東漢時代士人的日益強盛，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所具備的憂患意識也日漸成熟，它們以自覺的道德追求為己任，積極參與到當時的政治斗爭中去。

東漢王朝與西漢相比，由于一開始就倚靠的是世家大族，不像西漢開國君臣靠的是一些下層官吏與屠沽負販、吹簫引車之徒。光武帝加強專制統治中另一個措施就是加強皇帝個人的權力，這樣勢必依靠宦官與皇族的力量，最后導致這兩批人的內訌。在宦官與外戚的車輪大戰般的內訌中，東漢王朝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滅亡。在這場政治斗爭中，不少同情外戚的官僚士族與當時太學生也被卷了進去。魯迅先生說：“中國歷代的宦官，那冷酷險狠，都超出常人許多倍。”對于士大夫來說，當然是極度鄙視這些宦官的。東漢末年士大夫與宦官的斗爭，不僅是政治上的斗爭，而且具有了人性中善與惡、文化與反文化較量的意義。明末清初著名學者顧炎武在他的《日知錄·兩漢風俗條》中論及后漢的“黨錮之禍”時說得很透徹：

西漢時自從漢武帝表彰六經，倡導儒學以來，雖然經師很多，學的人也不少，但儒學的真諦并未被弘揚，許多人只是將儒學作為功名利祿的工具，所以漢末王莽篡權時，許多人競相上書祝賀，頌揚王莽的功德。光武帝建立東漢后，鑒于這種狀況，于是加強了教化，尊崇節義，考察名實，所任用的人，都是以經明行修著稱的人，風氣為之一變。等到東漢末年時，朝政昏黑，國事日非，而那些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正如詩經中所說的“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自夏商周三代以來，風俗之美，還沒有超過這一時期的。(據原文今譯)

顧炎武認為東漢末年那些敢于和宦官的邪惡勢力作斗爭受到禁錮與迫害的黨人(即官僚士大夫與京中的太學生)，他們在斗爭中體現出來的英勇無畏、舍生取義的行為是受到儒學教化作用的結果，這一點與西漢的官僚士大夫只會背誦經義、潔言污行的舉動是截然不同的。

我們現在讀《世說新語》、《后漢書》等典籍中，發現那些最能打動人的便是士大夫階層以天下為己任，不避時難的氣概，雖是古籍中三言兩語的記載，也可以見出中古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豪氣與精神。《世說新語》卷一《德行》篇載：“陳仲舉(蕃)言為士則，行當世范，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后漢紀》卷二十二載：“汝南人范滂……后為太尉黃瓊所辟，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陳蕃、李膺、范滂都是當時士林中的領袖人物，中國士大夫階層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與人格追求，在他們身上表現得尤其明顯，已經呈現出一種群體的自覺意識，“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寥寥數語，將這些仁人志士的高風亮節傳神寫照，它較之今天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萎頓，有天壤之別。

《世說新語》本是魏晉風度的寫照，編寫者是劉宋時的劉義慶，注釋者是齊梁時的劉孝標，當時是一個所謂風教陵夷、崇尚虛無的時代，但即使在這種年代，漢末士大夫的高風亮節依然為南朝人所景仰，其道德感召力是無法抗拒的�！妒勒f新語》的第一篇就是《德行篇》，記載的是漢末士大夫的精神風采。胡適有一篇文章叫《領袖人才的來源》，其中就十分推崇漢魏士大夫的風度氣概。他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士大夫’，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的范型式的領袖人物。他們的高下優劣，總都逃不出他們所受的教育訓練的勢力。某種范型的訓育自然產生某種范型的領袖。”他認為東漢士大夫的氣概風范，源于漢代實行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貴族教育。

在東漢末年大廈將傾、風雨欲來之際，士大夫與官僚階層勇敢地肩荷起“澄清天下”的責任。比如李膺在第一次黨錮之禍受迫害遇赦后，再度被起用為司隸校尉，雖屢經挫折，但剛直之性不改。依然執法嚴明，公然不避權宦。宦官張讓之弟張朔為野王令時作惡多端，一聽到李膺復起為司隸校尉，知道大勢不好，于是躲到兄長的家中，李膺得知后，親自率領吏卒抓住張朔，立即處斬。張讓到皇帝面前告御狀，桓帝責問李膺為什么先斬后奏？李膺理直氣壯地說：“過去春秋時晉文公抓衛成公回到京師，《春秋》上不以為非。《禮記》上說，公族有罪，雖然天子寬宥，辦案的官員可以依法不從，孔子為魯國司寇時，七日就殺了少正卯，現在我到任已經一旬有余，即使陛下要殺了我，也望寬限五日，等我殺了那些元兇，再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桓帝聽后也說不出什么，只好對張讓說，這是你弟弟罪有應得，不能專怪司隸。后來那些宦官，即使遇到休假也不敢外出，桓帝奇怪地問其原因，眾宦官叩頭流淚說道：“畏李校尉。”清代著名史學家趙翼的《廿二史札記》中曾比較唐代與明代士大夫與宦官作斗爭時，其勇氣遠遠不能與東漢的官僚士大夫相提并論。

令人感動的是,漢末士大夫往往以“同志”為榮。如《后漢書·劉陶傳》云：“陶為人居簡，不修小節，所與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貴不求合；情趣茍同，貧賤不易意。”這是說劉陶所交的都是志同道合之士，不以富貴勢利推行為交易的準則。《后漢書·賈彪傳》載：“延熹元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于是賈彪奮然去游說外戚竇武，冒死上書皇帝，使第一次黨錮之禍始得平息。當時還有一種會葬的儀式，最能將名士召集到一起。它在悲憤的氣氛中將同志之心相溝通，而與朝廷的黑暗相抗爭。前太尉黃瓊，雖然因病家居兩年，但他始終沒有忘懷國是，臨死之前，給桓帝上書，要求皇帝從宦官專政中醒悟過來，無奈皇帝執迷不悟，黃瓊最后飲恨而亡。死后，四方名士爭往會葬。在低沉悲憤的挽歌之中，人們素衣白冠，會聚一起，多至六千人。這種會葬，無疑是對朝廷的抗爭。名士郭泰在第二次黨錮之禍起來后，不久郁郁死去。年僅四十二。四方之士千余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有人曾問范滂，郭泰是什么人，范滂這樣回答道：“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此外非我所能知呢！&rd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