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在第九屆莊重文文學獎的頒獎現場，我們又看到了剛過而立之年的何向陽，依然平靜、恬美。在此之前，她已經獲得了“馮牧文學獎”、“魯迅文學獎”、“冰心文學獎”等多個獎項。

    問：您在文藝評論領域獲得了諸多大獎，包括“馮牧文學獎”、“魯迅文學獎”以及這次的莊重文文學獎，鮮花和掌聲背后，我們想聽聽您對自己所從事這項事業的理解。

    答：從1991年到河南省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工作算起，我從事文藝評論工作已經有12年了。我主要關注文學中的文化現象以及文化現象中的人格變遷。與文學創作相比，文藝評論是一個寂寞的事業，它有些類似于考古，只不過一個是延伸到未來，一個是追溯的過去。就我而言，我認為文藝評論的功能并不僅僅在于判斷當下，品評作家作品，它實際上是評論者與作者和讀者的一種精神對話，這也是文藝評論的魅力所在。從事文藝評論工作是需要激情的，評論家要燃燒自己，不能只是隔岸觀火、冷眼旁觀，因為作家作品中反映出來的問題同時也是評論家和這個時代所共同面對的，品評的同時評論家也要不斷反思自己。只有這樣，文藝評論才能在照亮民眾的精神的同時，點亮自己前進的路。

    問：不少讀者對作者作品的閱讀興趣是看了相關評論后才引起的，你的文藝評論是原創者思維的再延伸還是客觀評述？

    答：客觀評述是評論的一個基礎，評論家應該有必要的冷靜。但它確實不是評論的最高境界，我認為最高境界的評論應該是一種精神的再延伸，是評論家跟原創者的兩種思維的交織。把文本作為研究對象，第一層面是解構作品，第二層面就應該追求一種親歷感，一種感同身受，這種再創造的過程與客觀公允并不會背道而馳。實際上我一直想把文藝評論這朵干花還原成一朵鮮花，在保持嚴謹的學術態度的同時，我希望評論本身是有感染力的，更具有文學性和可讀性。

    問：這些年來女性寫作一直是個熱點，也是一個頗有爭議的議題，您在《1999夏娃備案》中也對女性作家和女性文學作品進行了剖析，作為一個評論家，您是怎樣看待女性文學的發展的？

    答：女性文學的發展始終還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是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女性文學的確是撐起了文壇的“半邊天”。男權文化在歷史上一直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19世紀女性基本是失語的，許多女性是化名為男性進行創作的，所以“女性寫作”作為一個概念在20世紀提出來，提倡個性抒發，是有一定進步性的，至少表明了女性話語權的獲得。當然，話語不應該只限于私人性，如果這樣就把女性寫小了，女性應該在更大的歷史場景中發揮作用。在關注性別、自我、角色的同時，進入一個歷史、時代的平面，這是我對女性寫作的寄托。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有規律性的，女性文學作為一種文學現象也是如此，我們不能因為它還存在一些問題就否定壓制，也不能因為與我們的期盼有距離就拔苗助長。

    問：在當下什么樣的作品能稱作是好作品或者說您在進行評判時有一個怎樣的標準？

    答：我認為能體現愛和意志，同時富有想象力的作品是好作品。中國文學進入九十年代以后，描寫反叛、叛逆的作品很多，我并不是不贊成這樣的作品，但我更渴望這樣一種作品的出現：寫出一種“大愛”，這種“愛”不是蒼白的，是有理想、有民族性格、有強烈意志支撐的，能在人們心中激蕩漣漪；文學還應該有想象力，這種想象力是以作家的信仰為根基的。好的文學作品不應該只是解渴的水，而應該像蜜一樣滋養人。

    何向陽小傳

    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員、國家有突出貢獻專家，曾獲“魯迅文學獎”、“馮牧文學獎”、“冰心文學獎”、全國優秀理論評論獎、“莊重文文學獎”。主要作品有《肩上是風》、《夢與馬》、《12個：1998年的孩子》等。作者:李煒娜 【原標題：何向陽：我不想隔岸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