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文輝是一位植根于生活深處、執著于本真的“自然”狀態的小說家。他的生活空間與藝術空間，都存身于太行山腳下，豫北平原的那一方沃土。那里是他創作的“原鄉”。在今天，一方面是打工者們紛紛涌向城市；另一方面，城鄉之間卻不再像原先那樣千絲萬縷般聯系，中國的城市有了自足的系統，城市化的水平大為提高，于是，城里人即使不與鄉村發生聯系似也不會影響他們的生活。這在過去是不可能的。最年輕的一代作家，幾乎沒有鄉村經驗。正是在此大背景之下，我認為伴隨城市化的加劇，真正熟悉中國鄉土倫理和基層社會，真正能夠傳達出鄉土特有的神韻和氣味，寫出中國農民不息的生存意志和道德理想的作家會日益稀缺的。在一些熟練掌握了現代敘事技巧的聰慧的城市作家那里，我們仍能不斷地讀到值得稱道的“鄉土小說”，但他們畢竟有自己的軟肋，比如，在原汁原味上會欠缺火候，雖然不易察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讀趙文輝的一些作品倒頗有興致，不時地讀出生活的酸辛，也讀出鄉土生活的芬芳，特別是有一種還沒有流失掉的誠篤和善良、仁義和堅韌，流溢在他的作品里。

　　比如短篇《刨樹》，我認為也許是他寫得最好的作品之一。為什么呢？作者不是靠說事兒，不是靠獵奇，而是靠日常情景的延宕，靠氛圍，靠對話的流轉來推動，淡而有味，沁入人心，像風俗畫一般地展開來，漸漸蕩入了人性的深處。那個愛打牌卻手氣總是很糟的男子，他的厚道誠樸的媳婦，還有那兩個餓著肚子的外鄉漢子，他們碰到了一起，既很偶然，又是再自然不過的了。他們之間沒有發生任何故事，只是刨了一棵樹，吃了一頓意想不到的好飯。作者好像也隱去了，讓生活自然地涌流著，呈現著，這里根本不需要煽情，可是那情還是濃濃地滲出來，軟化了你，就像你也在這個飄雪的日子走進了這座溫暖的小屋一樣，感到舒適和滿足。這是隱藏很深的一種鄉土之愛。

　　相比之下，作者本人最看重的《厚人》倒顯得有點兒“硬”了。我不是說它沒有感染力，應該說，力度還是有的。其中“厚人”一語，是豫北方言中特指的能夠危難相助、割頭換項的真心朋友，當然，它也可以變成一種反諷。小說的結局是披肝瀝膽、俠義心腸的棉農姚文明遭遇了曾被他搭救過性命的原丁會計、現丁站長、丁廠長的“暗算”。倒底誰是“厚人”呢？頗費思量。另一篇不以故事見長的《酒風》，很能說明豫北偏東、黃河故道子民的浩然之氣。小說描寫的不是這里被東北人“不屑”的酒量，而是那把“客”都“當神敬”的殘留的“古風”。小說精細的結構頗具匠心，四個勸酒人物輪番出場，決不雷同，且聲情畢肖。雖窮，“人不孬”的老姚；翹蘭花指，飲“樓上樓”雙盅的“二哥”；不請自到，而又以代表村委會“自詡”的“片長”；“又瘦又小”、已經“喝高了”，卻又“歪歪斜斜踏進屋來”的老漢；就連休學在家“一雙大眼睛盯著我們”的老姚女娃；不發一言卻“就像喝涼水一樣吱吱喝下兩碟”的老姚媳婦，六個人物，點到即止，不著重墨，在有限的篇幅和有限的活動空間，都活靈活現、性格突出，使人過目難忘。

　　作為一個熱戀故土的作者，往往以一個人生的原點——生于廝、長于廝的出生地，作為他漫長寫作生涯的小說背景地，這幾乎是許多小說家化解不開的“情結”。趙文輝也是如此。他的“棉花系列”——《厚人》《紅棉花》《棉檢組長》三部中短篇，就是他對自己過往的棉站站長生涯的一種藝術上的清算。不論是代人受過的姚文明，還是以身相許、幻想能當上“合同工”的小蓮，抑或一步一步走向事業成功、卻又一步一步走向人性墮落的宋子秋，他們個人的欲望無不受到社會的煎迫，這些原本善良、真純的人物，走向紅塵萬丈的人生祭壇，皆無力抗拒繁復的社會對于自然人性的塑捏。

　　“改變命運”，可說是趙文輝另一些小說的主旨，涉及到基層的“官場”。在《后備干部》和《鄉局級》里面，塑造了兩個“發展中”的人物：有著詩人氣質的縣供銷社統計科科長張清生和英俊而瀟灑的縣文化局副局長關永輝。他們所要競選的目標，一個是已經“八個月都沒發工資”的“全縣最小最窮的鄉”的副鄉長，一個是能夠扶正的“鄉局級”——縣文化局局長。張清生因為一個偶然因素：面試時因緊張而抖衣，無意中對上了各位評委辨認“自己人”的暗號，從而“上去了”；而關永輝即便傾家蕩產也斗不過人大主任的女婿，從而“下去了”，而且落了個“把兩口子雙雙送進了市精神病醫院”的結局。然而，似乎可以預測，今天上去的“張清生”，未必明天就不是下去了的“關永輝”。兩部中篇有一種內在的邏輯聯系，其實誰都沒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運。

　　《機井房》《笨母雞》《欠著》是一些更為“日常化”的作品，風格與開始提到的《刨樹》相近，更值得重視。在這里，生活的糙糲無阻于自然人性的“紅杏出墻”，喜劇色彩的溫情，使讀者于感受諸多尷尬的同時，能不時體味出某種詩意與理想。《機井房》里那位“如注了一灘水”“花眼澄清澄清”的張木匠；《欠著》里的書生氣十足，與“小四川”惟一一次“真心相愛”的張紅雨；特別是《笨母雞》里的一直到四十歲還獨身未婚，時刻懷念著往昔戀人的“老男人”趙亮……這里，作者并不追求精巧的小說布局，而以濃洌的生活化的語言，使我們感受到溢出紙面的日常生活的多種況味，那是窒悶中的清爽，艱窘中的溫馨。

　　現在看來，趙文輝的創作還是比較注重情節和故事的經營，這可能與他有一段小小說的創作經歷有關。螺螄殼里作道場的小小說，對于研磨筆下的功夫有時是很管用的，無形中養成了注重敘事語言的錘煉，以此帶動故事的拓展的好習慣。在《厚人》等作品里，主要就是靠故事的不斷的“突轉”來運行的。但是，依我看，這種寫法既好也不好，小小說由于篇幅所限，有時不得不如此，而把它放到較大篇幅的創作中，也許會在小說最應該用力、最需要精雕細刻的地方用了一個個情節的“突變”和“交代”而一筆代過，貌似留出“空白”讓讀者遐想，實則是一種避重就輕的“討巧”，這一特點在很多作者身上都存在，也希望引起趙文輝的警惕。誠然，小說的本原就是講故事，即使是詩化小說，也有一個內在的故事。我們的不少作家已經日益失去了琢磨打造故事的興趣，他們用過于冷靜的思辨，過于玄幻的鋪陳，過于矯情的表達，掩蓋小說應有的“自然”品格。但是盡管如此，如何寫出故事之外的豐盈，超越故事的時空意義，仍是高品位小說應該追求的。

　　作為一步一個腳印從鄉間走出來的年輕作家，趙文輝現在苦苦追尋的是，怎樣才能達到語言詼諧而不輕佻、敘事老練而不浮滑、形象鮮活而不單薄的境界。趙文輝的小說篇什參差不齊，但他有攀登文學新境的宏偉志向。我希望他像接受洗禮一樣，沐浴著他的家鄉蘇門山嘯臺上孫登的裂帛長嘯，那一聲聲天樂開奏、梵琴撥響的“大音”，用他年輕的文學之筆去探究我們時代的精神之謎，漸漸走向大氣。（雷達）【原標題：鄉土魅力不會終結——讀趙文輝小說集《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