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楊妻子張香華、大兒子郭本城夫婦、二兒子郭本垣夫婦、自西安趕回的女兒毛毛(崔渝生)與孫子曹晉陽隨侍在旁。柏楊小女兒佳佳28日才離開臺灣返回澳洲，生活在河南的長女郭素萍已經于昨日趕到臺灣奔喪。

　　老頑童終于不再使性子了，在家人的陪伴下，他走得很平靜。

　  “醬缸文化之父”是他的名字，“丑陋的中國人”是他的怒罵，人們尊稱他為“一個時代的符號”，他便當仁不讓地寫了“中國人史綱”。2006年他宣布封筆，最后為大陸出版的《柏楊曰》作序：不為君王唱贊歌，只為蒼生說實話。

　　臺北遠流出版社負責柏楊后事的工作人員表示：“現在只是根據家屬的意見，決定先進行遺體火化，然后再舉辦追思禮拜，追思禮拜將由柏楊的好友、一麥姓牧師親自主持。”柏楊希望自己的骨灰能撒回綠島。家人將按照他的遺愿，在火化后將骨灰帶到綠島播撒，但火化時間暫未定。對于柏楊，綠島有著特殊的意義，1968年柏楊被判處徒刑入獄，1972年移送綠島感訓監獄，直到刑滿釋放。他最重要的作品《中國人史綱》就是在獄中完成的。

　　柏楊生平

　　1920年出生于河南，畢業于東北大學政治系。

　　1949年后前往臺灣地區，曾任《自立晚報》副總編輯及藝專教授。

　　1968年因文字獲罪入獄，共被囚禁9年又26天。在獄中他堅持完成了 《中國人史綱》、《中國歷代帝王皇后親王公主世系》、《中國歷史年表》三部書稿。

　　2008年4月29日病逝。主要作品《丑陋的中國人》、《中國人史綱》、《柏楊版資治通鑒》等。

　　柏楊的話

　　人要誠實，不要說鬼話，誠實是一種文化、一種力量、一種責任。除非中國強我才會開心！

　　其實，一直到今天為止，我始終沒有覺得自己就成為什么“大師”了。就像我曾經說過的，我只是個游擊隊員，我只是指出我們的文化和社會病在哪里，卻沒能力去治病救人。

　　蓋中國五千年來鑄成的大醬缸，把俠義情操和同情心都醬死啦，醬成了冷漠、忌猜、殘忍、無情，嗟夫。

　　不為君王唱贊美歌，而只為蒼生、為一個人的立場和尊嚴，說人話。

　　一部巨作在監獄里誕生

　　　1968年柏楊因文字獲罪入獄的時候，誰也沒想到一部巨作就要誕生了。柏楊后來說，大家都說，如果司馬遷不坐牢、不受苦刑，就不會有《史記》，但是用這樣的代價來創造一部歷史，實不足取。可見他在牢獄中的艱難。

　　　關于歷史上有知識分子獄中著書的經歷，柏楊曾經提到過197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爾仁尼琴，他把在獄中的所見所聞所思，寫成史詩巨著《古拉格群島》，還有發起“天鵝絨革命”的捷克前總統哈威爾也曾有一部聞名世界的作品——《致奧爾嘉的信》，但是這跟柏楊的情況都不一樣。　他說：“我寫《中國人史綱》是不得已。其實，人生不要說在獄中，就算是在獄外，完全是個自由人，說到對人生未來的規劃，恐怕都是不容易。”

　　在綠島獄中的日子，沒有尊嚴、不講衛生，環境不穩。“有時囚室中人滿為患，睡覺時身子都不能伸直；有時人少一些，才能占有一席之地。至于讀書，有時候可以看一些古書，有時候什么也不準看。”在那樣的情形下，實在說不上什么雄圖大略、要為中國人寫出一本史書云云。只是為了能讓自己的精神、心思有所寄托，努力把握住任何一點能讀書的時間，驅趕絕望，當時他的前妻已看出前途兇險，斷然對柏楊提出離婚，絕食二十余日之后，柏楊開始寫作。在這期間，大多數人覺得他完全是無聊、可笑……在最卑微、最沒有尊嚴的地方，以精神為追求，柏楊開始以作為一個人的基本立場，對歷史進行一番嚴肅的思考。

　　思考的結果就是 《中國人史綱》。

　　辣批“醬缸文化”

　　上世紀50年代，柏楊以“郭衣洞”之名發表了大量小說，但真正讓他成名的還是他的雜文。祖國大陸讀者對柏楊的認識，絕大多數來自雜文集《丑陋的中國人》。記者昨日采訪了幾位在上世紀80年代讀過這本書的讀者，他們共同的回答都是“振聾發聵”。書中，柏楊將中國傳統文化的種種弊端喻之為 “醬缸文化”，對“臟、亂、吵”、“窩里斗”、“明哲保身”等丑陋現象給予痛斥，在中國乃至整個華人世界都掀起了巨大的波瀾。

　  在當年的華人世界，寫出這樣一本書，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據柏楊后來回憶，他最早試圖發表“丑陋的中國人”演講是在出獄后不久。但他多次準備演講這個題目都被取消。直到1984年他受美國愛荷華大學邀請做短期訪問，終于開講“丑陋的中國人”，聽講者三分之二是華人，三分之一是白人。演講結束，柏楊感到面對山谷一樣的寂靜，沒有掌聲，連禮節性的握手都沒有。身為中國人，柏楊如此尖刻地批判中國人，讓很多中國人百思不得其解。甚至一直到今天，對于他的批判也從來沒有停止過。

　　柏楊新書的策劃人朱洪海告訴記者，他曾經問過柏楊，由于《丑陋的中國人》對醬缸文化的批駁，讓一些人產生了誤解，以為柏楊是全盤否定中國文化，而對此，柏楊的表述是：“文化是慢慢積淀的，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我既沒有能力也不會全盤否定中國文化。我自己是從這塊土地、這個文化里生長出來的，我的思考方式、言行舉止，都脫不了中國文化的影響，要我完全否定這些，不但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我今天能夠如此批判、反省，頂多也只說明了：我還可以回頭面對我自己。”

　　一見鐘情情鐘三十多年

　　1976年的時候，柏楊和張香華第一次見面，一小時之后柏楊就寫了一封情書給她，把她嚇了一大跳。“當時他還挺帥的。”張香華回憶，“手抱著手，兩腿交叉，在學校門口等我。”那個時候柏楊將近60歲，和張香華想象中的雜文家完全不同：第一不是“糟老頭”，第二也并不“憤世嫉俗”，對人非常地熱情，一見面就對她說：“我不怕受任何打擊。”

　　然后就這樣一起生活了30多年。

　　張香華說：“對婚姻你要不斷地適應。我向他承諾，兩個人都很誠心誠意，我愿意跟他同甘共苦，我愿意在他老的時候、病的時候，我們還可以相守，人生有一個人讓你能夠承諾，我覺得是一件很感動人的事情。”

　　病重的時候，柏楊曾經因為抑郁癥而拒絕進食，柏楊的夫人張香華無奈把他送進醫院。他身體很差，出院前，一位醫生拿著他的舊作請他簽名，他簽名簽到一半突然睡著了，手上拿著筆就定格在書上。醒來后他又繼續簽，一個簽名足足簽了10分鐘。即使這樣，他還是最不合作的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