煌煌五卷本的《陳有才詩文集》出版了。這是陳有才先生在文壇勤奮耕耘五十余年的豐美收獲。我作為一個信陽文學的晚輩，在此真誠地表示祝賀。關于陳先生的詩歌，不少研究者都寫過很認真的評論文章，我讀過其中一部分，并同意他們的分析和觀點。并且，在他們研究的基礎上，短時間內我自己提不出新穎的見解。從2011年8月開始，我介入了信陽文學界的一些活動，對信陽文學增添了一些認識。我愿意在這里談談陳有才先生在信陽文學中的意義這一個問題。

    一、“文學信陽”形象的有力構建者

    現在，每個城市（或地域）包括我們信陽十分注意自己的城市（或地域）形象。“魅力信陽”的提出、“十佳宜居城市”等榮譽的獲得，都讓我們的城市形象意識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山水、毛尖、信陽菜等信陽地域文化名片也開始撒向更廣大的空間。相比之下，“文學信陽”形象的建構走得比較緩慢。其中，認識不足可能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事實上，文學尤其是有影響的文學作品對于一個地域的文化形象建構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十分有力的。文學作品具有傳播的廣泛性、影響的持久性和內涵的豐富性等特點，它也很容易轉化為旅游資源。比如說，沈從文之于湘西，如果沒有沈從文的作品，湘西鳳凰古城就不會具有那么大的魅力。沈從文的作品對于湘西形象的建構功莫大焉。《沙家浜》、《朝陽溝》等經典戲劇作品，對于當地的文化旅游開發的價值也是很明顯的。陜西當代作家的作品中的地域形象，比如路遙筆下的陜北、陳忠實筆下的關中、賈平凹筆下的陜南，恰好完整地建構了文學陜西的形象，其文化價值和旅游價值的凸顯是早晚的事情。

    陳有才先生的詩文集，是信陽甚至是鄂豫皖交界地區文化尤其是民俗文化的一座寶庫。從山山水水到花花草草，從春耕冬藏到婚喪嫁娶，從艱難時世到激蕩歲月，從黎民百姓到非凡人物，豫南信陽的種種日常與傳奇都可以在陳有才的詩歌中找到蹤跡。在信陽文學界，熱愛家鄉的人實在不能算少，他們創作的關于信陽的作品也同樣實在不能算少，但象陳先生這樣用心、這樣執著而又做得極致的人卻是罕見的。我在拜讀《陳有才詩文集》的過程中，常常發出驚嘆，驚嘆陳先生的詩歌是那樣的博大深沉，驚嘆陳先生對舊時生活的記憶是那樣的鮮活，也驚嘆陳先生對豫南風物的感覺是那樣的精細。值得注意的是，《陳有才詩文集》不僅有“鄉土、鄉音、鄉情、林海、山海、星海、野山、野味、野情”，也不僅有“山魈與水妖”、“蛻皮的蛇”，更有人生歷練中凝聚的滄桑歲月，以及肝膽歷練中一次又一次的感覺再生。舉凡信陽事件、固始縣委書記王正剛事件、農民工勞務輸出等豫南大地這片厚土家園中所遭遇的耐人尋味的歷史變遷，都在《陳有才詩文集》中有所書寫和錄存。從這個意義上說，《陳有才詩文集》既是不折不扣的豫南風土志，又是一部個人化的信陽現代史。誰如果想全面深入地了解信陽，那就去讀讀《陳有才詩文集》，一定會如愿以償的。

    令人惋惜的是，陳有才先生的詩歌之于“文學信陽”形象建構的意義至今未能被完全認知。比如，《雞公山歌》對于雞公山文化內涵的挖掘和升華應該說是其他關于雞公山的出版物所無與倫比的，但我似乎沒有看到《雞公山歌》的傳誦以及媒體深加工。文學之于地域形象的意義，從根本上來說是附魅的過程。“山不在高，有仙則名”，一些名山大川，其所以得名，不在于其自然狀態的雄奇秀麗，而在于其歷史變遷中所負載的文化內涵，一些名人去過，一些歷史事情發生過，就是這些一次次的文化附魅，使得其知名度和美譽度牢固地樹立起來。現代作家劉大白先生面對西湖的盛名，頗有些不平地作詩說：“故鄉多少佳山水，不似西湖浪得名。”這的確是無奈的事情，不過也讓人感到文化的力量。西湖之所以成為勝景，不就是無數文人墨客進行形象建構的結果嗎？我覺得信陽的一些山山水水，之所以平淡，文化附魅的缺乏大概也是其中的原因。而《陳有才詩文集》，在這個問題上，顯示了其非同尋常的意義。

    二、“詩壇常青樹”之于詩界的啟示

    陳有才先生作為一名詩人為人所知，是在20世紀60年代。那時詩壇的情形是民歌體一統天下，在這種環境中成長起來并且嶄露頭角的詩人，不可能不是民歌體詩人。陳先生在那時勤奮創作，逐漸引起全國詩界的注意，并光榮地參加1965年全國青年創作會議，這在信陽是具有歷史性意義的。在這一階段的創作中，陳有才先生和當時許多詩人一樣，不可避免地寫出了一些具有“趕任務”性質的詩作，但其創作的真誠性是不容置疑的。應該說，陳先生在此時民歌體詩歌的創作中是得心應手的，父輩的熏陶、少時的積淀和學校的學習所得，開始在詩歌創作中噴薄而出，幻化為清新爛漫的詩歌之花。今天看來，那時的詩歌連同陳先生的詩歌在內，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但其率真明朗的情感質地、單純樸素的詩歌追求令人心向往之，尤其是在今日詩界，堪稱空谷足音，是彌足珍貴的。

    歷史變換之后的八十年代，民歌體及其詩人在詩壇開始變得落寞。八十年代以來的詩壇，開始接續五四新詩的現代性探求，而把十七年時期的新詩視為反現代性的謬種。在一浪高過一浪的“PASS”聲中，新詩變本加厲地走向了精英化的道路。從朦朧詩、先鋒詩到后新潮詩，再到知識分子寫作，新詩在西方詩歌潮流的影響下不斷升級自己的現代品質。與此同時，新詩也遠離大眾，成為一種典型的孤芳自賞的精英文化類型。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說過：“新詩是現代性十分典型的產兒，從胡適開始，創新、嘗試成為其內在的精神傳統，新詩界一直有一個信念，就是新詩是不斷求新的，是崇尚超越的，因而一直有‘PASS’的沖動和聲響。但我們今天開始反思現代性了，我們就會發現，新的就一定好嗎？后來的就一定比先前的好嗎？陳有才的詩就一定會被后來者超越嗎？價值就一定會隨著歷史煙塵遠去嗎？不一定的。這讓我想起艾略特的著名論文《傳統與個人才能》，這篇文章強調，傳統不是一個提供超越的平臺，它是一個標準，一個品質，后來者不是對它的超越，而是一個貼近和豐富的過程，就像體育運動，經典對于后來者來說只是一個達標的問題，而不是一個超越、刷新記錄的問題，不是競技，而是達標。所以，已經由歷史、由時間確認的關于好詩（不僅僅是古典詩詞）的常識應該說是有效的。”從“好詩”的角度來看，我們不難發現陳有才詩歌歷久彌新的意義。翻閱《陳有才詩文集》，我們很自然地會感到其詩心的跳動和詩美的綻放，這種感覺和我們對詩的最普遍的理解是一致的。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陳有才詩文集》的主體部分是寫于80年代之后的詩歌。我們知道，在改革開放之后的新時期文學中，許多活躍在50、60年代文壇的作家和詩人面臨著失語的問題。他們找不到自己發言的位置，找不到屬于自己的話語空間，原有的一套話語形式也變得失效了，許多人為此焦慮并最終停止了創作。不知道陳有才先生是否有過這樣的焦慮，但事實是他的“感覺再生”很快地實現了。陳先生不是頑固派，他的創作的基點也并不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