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２歲的著名作家白樺先生，近日在珠海參加他與著名導演嚴浩共同創作的、反映中國人１００年前在云南邊陲追求“現代化”的電視連續劇的論證會，記者專訪了白樺先生并與他就當今文學和影視等話題進行了對話。
   
    對現實的批判仍然是文學的天性

    記者：上世紀８０年代，小說不斷在人們思想上產生一次次的震撼，而今這樣的小說不多了，是時事造就了“震撼性小說”，還是因為當時可閱讀的東西太少，還是別的原因……

    白樺：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文學的震撼，時事是一個很重要的客觀條件，中國的讀者渴望變革，渴望在文學中得到對這種渴望的認同和支持。應該說，文革后就是人的復蘇和文學本性的復歸時期，讀者在文學作品里得到了某種“一吐為快”的滿足，長期的壓抑、痛苦、沮喪和憤懣，得到了一定的渲泄。當時活躍在文壇上的作家們，大多又是經歷了很多世事滄桑的人，在他們身上積淀著歷史的變遷與厚重的生活底蘊，所以他們表現出來的東西有著強烈的時代烙印。

    后來作家群與讀者群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們越來越年輕化，他們沒有前輩的滄桑感，愛好的空間也更寬闊。于是，多元的文學也就應運而生了。不過我想講的一個問題是：越來越多的作家出于無奈或者其它的原因，放棄了精神追求，以各種各樣的藉口（如形式的探索、適應市場規律……等等）心安理得地回避和疏離現實生活。回顧先秦以來的歷史，這是比較罕見的一個階段。讀者不僅在他們的作品里，看不到對現實生活的思索和精神追求，更看不到作家的痛苦和傷口。這是多么悲哀的事啊！我想文學盡管多樣化，但對現實的批判仍然是文學的天性。正因為如此，俄羅斯作家契可夫被他的同齡人稱為：俄羅斯現實生活最忠實、最誠懇的刻劃者。　

    批評的無威信是無威信的批評造成的

    記者：有人把各種新的文體試驗稱為文學的發展，您這樣認為嗎？

    白樺：文學的發展并非作家一廂情愿的事。不！重要的還有讀者、作品和作家生活的世界。任何一個作家都有權去尋找新的敘事技巧、迷戀文字游戲或沉溺于一己的私人生活。但如果那些進行文體實驗的作家所實驗的結果，除了形式、文字（或被扭曲的文字）和現實生活無關的私人生活之外，什么都沒有，其實驗又有什么意義呢？

    無論何時，文學所表現的都應該是：特定的時代可歌可泣而又眼花繚亂的現實。所有的作家無一例外。目前，全世界有無數卓有成績的現代派作家，他們探索高超技巧的目的仍然是創造史詩。法國的新小說派和美國后現代小說興起的原因之一就是：求真。是“普遍不再相信小說足以表達生活中的真實感受。”“只是用一些騙人的理想來平鋪直敘。”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反叛”的姿態是虛假的現實主義激起的，是竭力要擺脫虛假現實主義道德和精神上的規范才涌現的潮流。我們的文學也有過比一個他們長得多的虛假現實主義加虛假浪漫主義的歷程，先鋒派的出現也理所當然。但是，他們的收獲————無論是作家還是作品————都是巨大的。因為他們深入的仍然是文學的縱深。他們敢于用自己具有鮮明個性的語言重新敘述歷史，無顧忌地冷嘲熱諷，糾正現實中和歷史中的欺騙。

    值得提到的還有另一個極端，那就是：癡迷地追求形式。有人甚至說“給我一個新工具，我將舉起小說世界。”我們今天有些中國作家，如果他不署名，我們壓根兒不知道他是哪個國家的人，寫的是哪個國家的事情，雖然他們的作品里充滿中國的人名和地名。更有甚者，他們寫下的漢語，普通中國人實在難以理解。只有少數飽學的評論家能夠破解其深奧與美妙，并津津樂道。美其名曰：走向世界。我懷疑那些贊美者是認真地在閱讀？還是在猜測？

    魯迅先生是怎樣走向世界的呢？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是怎樣走向世界的呢？他們生前壓根兒沒考慮過這個問題，但他們以深刻刻劃自己時代現實生活所付出的艱辛勞動而永遠屹立在自己的故土上，并永遠地走向了世界。

    還有，追求時尚之風也很強勁，似乎我們都在流行的時尚中快樂地生活著。我們的生存環境就這么輕松嗎？當然，時尚是和市場連在一起的，但是為了追求利潤，就可以放棄尖銳的思考嗎？

    批評的無威信是無威信的批評造成的，犀利而誠懇的批評文章少了，挺身而出、仗義執言的批評家也少了。至于那些靠收取紅包寫評論的批評家，根本不在嚴肅討論的范圍之內。　

    《英雄》是一部與文學相悖的電影

    記者：您個人目前的寫作近況如何？

    白樺：從今年夏天開始，我在為一部電視連續劇奔忙。我很少寫電視連續劇，因為我不喜歡和別人合作寫作品。從我寫第一部電影開始，就不適應這種形式，劇本寫出來要由許多人來共同完成，可我卻斷斷續續地和影視結了五十年的冤緣。我一直都覺得一個完整的藝術品是不能經幾個人的制作和拼接的（這個觀點也許很保守），但有時不得不參加這種拼接，例如參與寫《宰相劉羅鍋》，一直到現在都覺得別扭，好在那是一部純粹的戲說。

    目前的這一部電視劇，將要由嚴浩先生執導。嚴浩先生是一位很有才華的電影導演，拍攝過很多名片。如《似水流年》、《滾滾紅塵》、《天國逆子》等。為了將來拍攝方便，從寫劇本提綱開始，嚴浩先生就和我一起作創作旅行了。這是一部原創作品，寫的又是云南，反映的是一百年前在云南發生的故事。那時云南被迫有過一次間接向西方開放的機會，法國殖民者從越南向云南修建經營了一條至今都在使用的滇越鐵路，還準備向清廷索取修建并經營水電站的權利。云南商界的有識之士用實際行動，抵制了法國殖民者得寸進尺的要求。節衣縮食集資籌建了中國的第一座水電站，在中國最黑暗的西南邊陲，營造出一片人造月光。

    與其說我是被那個奇特時代的歷史事件所吸引，不如說是被那個奇特的時代的觀念沖突、文化沖突與特定環境中的人物性格沖突所吸引。既嚴肅又荒誕，既壯烈又可笑。這部電視連續劇的名字暫時定為《滇池上的月亮》。

    記者：作家的小說一經改編成影視劇，往往就會出現轟動，其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往往就凸顯出來，您認為現在影視劇與小說之間、與作家之間形成了一種什么樣的關系？

    白樺：有些很優秀、很深刻的小說，往往改編不了影視劇。雖然不少作家在這個商品經濟社會，投身于電視劇的創作，但也并非所有的作家都被這種凸顯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吸引。我想，小說改編成電視劇容易轟動的原因有二，一、媒體的炒作。二、電視屏幕更容易走近大眾視覺。

    一些多年參加電視劇創作的作家直言不諱地說，他們是為了迎合電視觀眾在工作。有些制片人更熱衷于雇傭職業“槍手”。因為他們認為職業“槍手”炮制的電視劇也許比作家的收視率更高。有些作家因此也漸漸成為“槍手”，聽命于制片人的要求：好看，好看，好看！我認為，這當然是市場規律在起作用。電視連續劇是商品，但電視連續劇畢竟是以藝術品屬性進入市場的商品，好看的藝術贗品最終是不耐看的，觀眾不會永遠停滯在同一個水平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