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參加革命。1950年10月隨軍入朝參戰。1959年9月四川大學歷史系本科畢業，同年調入中國人民大學語言文學系任教。1976年調入沈陽市文藝創作辦公室（后并入沈陽市文化局）任職，參與恢復沈陽市文聯、《芒種》復刊的籌備工作。復刊后留《芒種》任職。現離休。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已發、出版長、中、短篇各類文學作品數百萬字。獲國務院特殊津貼等獎勵數十種。
 
    與魯坎相見、相識、相知轉眼已30余載，真是“彈指一揮間”。那是“四人幫”覆滅半年后的1977年5月的某一天上午，魯坎從下放的農村調到沈陽市文藝創作辦公室，第一次見面后，接觸并不多。1979年魯坎“右派改正”并調任恢復不久的沈陽市文聯主席、黨組書記。他甫任新職，千頭萬緒，首先抓“反右”時被打成“反黨刊物《芒種》”的復刊工作。我被調入參與《芒種》復刊的籌備工作，出刊后留《芒種》任職。于是，互相接觸逐漸多了起來。他給我的第一印象是：低調，但難掩卓見；慎言，卻與尚實相伴。

    《芒種》復刊后，在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勇立潮頭領風之先的激進姿態，在境內乃至港澳臺地區和海外部分城市引起巨大的反響。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潮起之后，《芒種》竟又惹來非議：內容新穎獨到被指為“自由化傾向”，就連封面設計、插圖繪畫也被指鹿為馬無限上綱。對此，我同魯坎有過一次深入交談。隨后，我隨魯坎參加了向市委領導說明情況的匯報會。魯坎慢條斯理地闡述了他對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看法，請求市委對思想解放的超前意識應予保護。不久，省委宣傳部領導到市文聯來視察時，肯定《芒種》在思想解放中發揮的積極作用。我心里說：“魯坎敢于守貞守正，逆勢中方顯真氣度。”對他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

    庚寅春節前市文聯領導走訪時說：今年魯坎同志九十大壽，節后要為他從事革命文藝工作70年舉辦個座談會，希望我在會上發言，我爽快地答應了。《芒種》的同志也鼓勵我寫篇文章。等我把相關資料讀完理清之后，才發現這篇文章真的不好寫。老人家九死一生，在被迫害中愛妻、愛子相繼辭世，白發人送黑發人這種人間最慘痛的悲劇，沒有摧垮他的意志，沒有摧毀他畢生不懈追求的理想和信念，他終于又頑強地挺直腰桿站立起來，他是擲地有聲的一顆“響當當的銅豌豆”。他是一條敢頂狂風暴雨的硬漢。那些曾經整過他，或在整他的過程中起過助推作用的人有不少已先他離世，他從無愉悅與欣慰之感，而是思索更深層次的問題：掌政之后，為什么總這么折騰呢？在這種重大深刻難解的問題面前，再頌“福如東海，壽比南山”的經文，不是太不真誠了嗎？

    2000年2月，魯坎80壽誕。他曾任職錦州中學校長時的學生，其中成才者不乏學科帶頭人、各級領導乃至科學院士，聚沈為恩師賀壽。他們做得就十分得體，所獻壽幛曰：

    “春秋八十載歷人間滄桑詩文書畫播九州福壽康寧跨世紀；師生五十年存世上真情東南西北聚一堂恭謹倜儻逢千禧。”

    2001年7月1日，建黨80周年。魯坎在日記中寫下了這樣掏心窩子的話：“入黨63年，在黨的培養下，懂得了馬列主義，成長為一名真正的無產階級戰士。幾十年來，我沒作過一件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的事。遺憾的是浪費了許多的大好時光，為黨和人民作的貢獻太小。”

    日記，是靈魂的拷問，是腦與心的對話。腦袒露忠誠，心才會愉悅。輕飄飄的“遺憾”，那是蒙冤二十二載，8100個日日夜夜，近20萬個小時的與嬌妻愛子陰陽兩界心靈滴血的無盡思念，是千萬遍對黨是否忠誠的靈魂拷問，在滴血的慘痛教訓面前，他并沒為罹難討要什么，首先想到的還是為黨和人民的貢獻，這是受屈不改志，處蓬蒿而不怍，正身以俟時，歲寒方知松柏之后凋的精神境界的具體體現。

    魯坎原名梁振亞，生于1920年2月10日，河南省確山縣留莊鎮陳莊村。梁家兄弟姊妹七人，振亞行五。長兄梁振鼎字靖宇，接受新思潮、新文化最早，也最快，對五弟的影響很大。乃兄考入確山縣開辦的新學堂就讀，同班好友馬尚德，成為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路軍總司令兼政委的楊靖宇，借用的就是乃兄的字。

    魯坎五歲入王廟私塾開蒙。按傳統的教育模式誦讀、背誦、講解。主張“書讀百遍其義自見”（讀如“現”）。教材大體是統一的：《百家姓》《三字經》《千字文》《弟子規》，包括了國學開蒙的方方面面。文字、歷史、算學、禮儀、誠信、孝悌。要用毛筆描紅、寫仿開始習字。四本薄薄的小冊子，兩年學完，終生受益。魯坎日后積累國學文化底蘊的豐厚，草書無師自通的自成一家，其藝術特點如空谷足音般的靈秀，可能會得益于私塾五歲開蒙的教育吧。

    讀完現代教育的新式小學，到1936年魯坎16歲，初中也畢業了。畢業即失學。天下之闊，地域之廣，竟無他立足之地，連端飯碗的地方都找不到，常常是饑腸轆轆，有時一天竟只能一餐。一如“國際歌”所唱的那樣：饑寒交迫。無以為家，處處家。露宿街頭，蓬頭垢面，餓得兩眼冒金星。國民黨統治的離亂年代，殘酷黑暗，官匪勾結的社會，有志青少年成熟得早，成長得快，在尋找出路的同時，也探索救國救民之路，雖然自己都常食不果腹，卻“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他在探尋求索中流浪到水陸碼頭大都會武漢，無果，返回家鄉，在確山遇長兄摯友歐陽景榮，經他介紹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成為一名革命戰士。

    在流浪中，他從沒有放棄文學創作，1936年10月《中學生》雜志發表了他的處女詩作《無弦的琴》：“在這漆黑悶燥的深夜/我抱住被惡魔割去弦索的殘琴/憤怒的手指把她彈撥/從我的心底發出無聲的聲音/激蕩的心聲穿透濃重的夜霧/像一道利劍般的閃光飛向黎明。”詩的起點很高，放在74年后的今天讀來依然鏗鏘有力，聲聲入耳。無弦的琴，寓意深刻。此時此處無聲勝有聲。于無聲處因有“憤怒手指彈撥”，才會有驚天悶雷炸響！這是戰斗的號角，雖然還不那么嘹亮；這是催人奮進的鼓聲，雖然還不那么響亮。我們無權要求一個只有16歲、初中學歷追求光明的少年出手就是奇才。但這是他邁出上世紀“30后”走上文壇的第一步。

    這以后，他除了創作一些新詩之外，就在漢陽租屋創作長篇小說《路》。耗時月余，草就近二十萬字初稿，在劉養軒老師熱心指導下，進行了較大修改，謄清稿總共十六萬余字。在戰亂中出版小說很難。在1938年離武漢前，曾托友人保管或擇機尋找出版路子。日后，武漢失守，和友人失去了聯系，新中國成立后始終未曾打聽到他的消息。魯坎十分看重這部作品，所以多次提到。

    1937年12月27日，經同學介紹前往確山縣西山鄧莊鋪參加豫南紅軍游擊隊（后改稱河南人民自衛隊）。

    1938年1月，河南人民自衛隊一舉全殲了盤踞竹溝的土匪，隨后移師竹溝。根據國共第二次合作的相關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