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并沒有把《安魂》僅當成私人的情感宣泄,作家周大新沒有忘記自己的社會責任。

    家鄉,那么廣闊卻只剩老人孩子

　　去年年底,周大新和妻子向老家河南省鄧州市捐獻了100萬元人民幣,以兒子的名字命名建立了一筆助學基金,用于資助鄧州市每年升入大學的貧困學生。像許多出自中原的作家一樣,即使定居在城市,無法經常抽身回去探望,周大新依舊心系家鄉。

　　中原情結同樣體現在他的創作上。作家邱華棟曾指出,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根,作家的作品實際上就是他的根的譜系。周大新的老鄉、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文系教授梁鴻認為,周大新小說的根,就是他生長了18年的家鄉,這個根伸入他靈魂最深的一部分,支撐著他的寫作之樹,他幾乎所有作品都蘊含著一個永恒的村莊背景。

　　雖然涉及過很多題材,但是周大新坦言,“我寫其他地方的人,都不敢說很有把握,心里頭總害怕寫得不對頭。只有把這個人物放到我家鄉的那塊土地上,我才能把握住他怎么想,才能寫得深一點。其實當下生活有時很難一下子進入你的寫作里,往往是過去的東西,回憶起來格外生動,特別能感動你。最容易出現的回憶,就是故鄉、年少時的生活。”

　　家鄉對自己的影響,遠不僅限于寫作的題材上。周大新對記者說:“盡管我在那里只生活了18年,可那18年是人最初對外界特別敏感的時段,對世界和生活的基本認識都在那時朦朦朧朧地形成了。”

　　可是記憶里的故鄉,周大新再也回不去了。這些年,家鄉大變樣,盡管寫作時,他還會情不自禁地帶著回憶者特有的溫情,本能地有所美化,但周大新非常清楚,城市化進程中的家鄉遇到了麻煩。

　　“最大的問題就是人們都不想種地了,都想離開。種地太苦,收入太低,這種觀念已經深入人心。現在村子里稍有點兒文化的年輕人,十幾歲就出來打工,不愿意在家種地,所以農村大部分人都是老人孩子。可是,那么廣闊的鄉村,如果沒有人了怎么辦?”他下意識地攤開手。

　　經歷過饑饉的周大新擔心,總有一天人們會被自己背棄的田野懲罰。“不離開土地很難有好生活,逃離土地也可能會帶來更壞的生活,農民們的兩難處境也使我的內心處于兩難的惶惑之中,我的一些小說便是在這樣的心態下寫出的。”

　　他想讓自己的小說起到啟蒙作用。他把希望寄托在那些外出打工的年輕人身上,他盼望他們能回去,建設家鄉,就像他獲得茅盾文學獎的作品《湖光山色》中的女主角暖暖那樣。“在大城市打幾年工以后,她長見識了。如果她還在這兒打工,那這些見識就用不上了,始終是個城市邊緣人。她要是再回去農村生活,長的見識就能用上了。我希望這些孩子們將來能回去,改變家鄉的面貌。”

　　用梁鴻的話說,“似乎沒有哪個當代作家比周大新更關注進入城市的農民了。它不僅僅是一個文學命題,也是一個嚴峻的社會問題,一個無法忽略的時代命題。靈魂始終在廣闊的鄉村大地徘徊的周大新,以一個作家的情懷關注著他們的存在。”

    文學,總還是要有人堅守

　　周大新為記者總結道,他們中原作家,除了對土地感情特別深以外,還有一個共同特征就是勤奮——寫作像農民種地那樣肯賣力氣。

　　至少他自己是這樣。農村和軍旅是他執著思考的題旨,此外他也曾寫過高考,寫過反映南陽民族手工業歷史的《第二十幕》,寫過都市題材的《21大廈》,還寫過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國男青年與日本姑娘的愛情故事……“幾乎是每一次去大新家,我都看見他在寫東西。要么是讀書。這么知名了,這么有成就了,還這么刻苦。”周大新的文友行者在一篇名為《大新真好》的文章里寫道。

　　十幾年前,曾任人民日報文藝部副主任的王必勝手里就有周大新寫的17本書,他評價周大新“不是那種下筆千言、逞才恃能、靠小聰明和才氣、天馬行空,才子型的作家。大新對社會人生的思索有如苦行僧式的執著和淡定,他在不同的創作階段都要對生活的焦點投以作家的敏銳思考。”

　　寫了這么多題材,變換過各種創作手法,周大新卻很少主動涉及一些作家當下最熱衷的電視劇創作。他覺得寫電視劇只能偶爾為之,因為電視劇只把故事講好就行,太簡單太淺,只能供觀眾茶余飯后放松時看。“如果一個作家老這樣寫,他就不會思考了,因為他的文字沒法精致,思想也不能太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