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步兵騎兵從平城出發，征討南齊。天氣一直不好，大雨下個不停。道路泥濘，崎嶇難行，陰霾的天空像口鐵鍋般扣在頭頂，壓得人簡直喘不過氣來，這使得那些養尊處優慣了的鮮卑貴族及手下群臣倍感疲憊。大軍南下，一路緩緩行來，走了一個多月，好不容易才到達洛陽。在洛陽稍稍休整，拓跋宏有意選擇了一個暴雨如注的日子披甲上馬，揮鞭下令大軍繼續前進。聽說還要繼續南征，蛻化了的鮮卑貴族一個個心驚膽戰，全都跪在拓跋宏馬前，懇求皇上開恩不再南進。孝文帝見時機已到，便提出了他的交換條件：“若不向南進軍也可以，那就得把都城遷到洛陽。”然后要大家站隊表態，愿意遷都的站在左邊，不同意的站立右邊。一聲令下，幾乎全都站到了左邊；站立右邊的也不是沒有，但只有孤零零的幾個人。左邊的鮮卑貴族、文武大臣全都伏在地上，搗蒜般叩頭不已，大聲高呼“萬歲”。拓跋宏見狀，就正式詔告天下：北魏遷都洛陽！

這一重大的決定就這樣在他自編自演的一出活劇中出色地完成了。留在平城的鮮卑貴族——那些遺老遺少們即使心懷不滿，因大軍被拓跋宏帶走，沒了反抗的資本，也只好無可奈何地聽之任之了。

公元493年十月，孝文帝下令營建洛陽。第二年三月，他北回平城，再次對鮮卑貴族及文武大臣做了一番恩威并重的說服工作，并就南遷及留守人員進行了比較具體的安排，逐步實施南遷計劃。

公元495年九月，以平城文武百官及后宮粉黛移居洛陽為標志，孝文帝漢化改革的一項最為重要的決策——歷時三年的遷都大功告成。

悲劇人生

拓跋宏作為鮮卑民族的一員，他的血管里流淌著的是拓跋氏的血液，于本族文化自然有著一種本能的親切與好感。然而，他從小又受著漢民族儒家文化的熏陶與影響，兩種不同的文化因子同時并存于他的內心，肯定會時常產生激烈的碰撞與沖突。兩相比較，他從理性上還是認同了漢族文化，以至于完全拜倒在漢族文化腳下，并苦心孤詣地引導著他的臣民們走上先進的文化之路。

遷都洛陽后，北魏的漢化改革發展到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孝文帝不再滿足于過去零打碎敲式的改革，而是加大力度與速度，以多側面、全方位出擊的態勢，將漢族文化全盤拿來，為我所用。

在內部改革的同時，拓跋宏念念不忘南北統一大業。他生性聰穎、性格果斷、頗有魄力、極富膽略，但性子似乎過于急躁，一些事情，他恨不得畢其功于一役，在他手中全部完成。剛一遷都洛陽，他就置大臣勸阻于不顧，在內部尚未安定、兵力物力準備不足的情況下，匆忙率軍南征，兵分四路全面出擊，結果歷時半年，基本上全歸于失敗。

公元496年十月，離第一次南伐無功而返僅一年多的時間，他決定利用南朝內部政治動亂的大好機會，再次大舉伐齊。此次，孝文帝進行了較為充分的準備，剛開始，魏軍連連得勝，攻取了南陽、新野等不少郡縣，但渦陽一戰，魏軍慘遭失敗，一萬多士兵戰死，3000余人被俘。后雖轉敗為勝，但這場歷時7個月的南伐并未取得突破性的進展與成效。

公元498年四月，拓跋宏發州郡兵20萬，限八月中旬集結完畢，準備第三次大舉進攻南齊。南伐的高昌兵害怕遠征相繼起義，適逢齊明帝去世，孝文帝以“禮不伐喪”為名暫停進攻南朝，派兵鎮壓起義以平定內亂。長年的遠征勞累早已使得孝文帝疲憊不堪，而內部的各種矛盾又弄得他心煩意亂。就在這時，后院突然起火，有人報告皇后馮妙蓮與冒充宦官的僧人高菩薩私通。這猶如火上澆油，拓跋宏不禁大為惱怒，下令幽禁馮皇后，將僧人高菩薩及牽線人——宮中執事雙蒙一同處死。孝文帝氣急敗壞，心力交瘁，那早已虛弱的身子由此染上了重病。延醫吃藥，疾病稍有起色，身體還未復原，他又支撐著病體親率大軍征討南齊。結果病入膏肓，孝文帝于公元499年四月二十六日死于軍中，年僅33歲。

孝文帝臨死之前，也沒忘記那位淫蕩的馮皇后，他留下遺詔吩咐道：“皇后不守婦德，恐死后干預朝政，賜令自盡，另擇地以皇后之禮安葬。”

拓跋宏為了皇位，為了北魏的國家大業，幾乎沒有獲得過家庭的幸福與溫暖。他的個人生活，可以說是一場地地道道的多重悲劇。父母、夫人、兒子，不是遭人謀殺、賜死，就是自己下詔賜死。在拓跋宏的血緣至親與家庭生活中，似乎彌漫著一股凄涼而慘黯的陰風，終其一生，也沒有飄散過。

成敗英雄

后人對拓跋宏的看重、學者們對他的研究以及他在歷史上所具有的舉足輕重的地位并非他的武功，而在于他的文治——全盤漢化。研究結果之一就是：北魏衰亡始于孝文帝改革！

后人在評價拓跋宏的全盤漢化改革時，不外乎以下三種觀點：

一是褒揚肯定。認為他完成了北魏社會的封建化，推動了各民族的融合，促進了當時社會的穩定、經濟的繁榮與文化的進步。

應該說，孝文帝的全盤漢化順應了當時的歷史發展潮流，也是他不得不采取的改革方略。

二是褒貶兼而有之。在肯定拓跋宏漢化改革的同時，認為他不該沒有選擇、不分青紅皂白、不論精華糟粕地對漢族文化一概吸收。比如門閥制度的建立就產生了極大的消極影響，它不僅使得鮮卑貴族日益腐化無能，還使得兵士地位下降、士氣低落、戰斗力更低。而他于遷都洛陽不久，在準備不足、內部不穩的情況下就接連不斷發動了三次大規模征伐南齊的軍事行動，更有操之過急之嫌。

三是全盤否定。認為孝文帝的漢化是迂腐的儒化、消極的漢化，只學到了漢人的繁縟禮儀與腐朽的因子，丟掉了拓跋部勇武質樸之長，他的改革不僅沒有起到振興北魏之效，反而導致了民族的柔弱與國家的衰亡。

事實的真相是，即使沒有孝文帝的改革，拓跋部也已經或正在失去祖輩的勇武與剛健。而北魏的衰亡也并非全由拓跋宏所為。如果沒有當初的遷都洛陽，加強南部勢力，也許南齊早就北伐成功，收復了中原失土也未可知。要說拓跋宏改革的失誤，恐怕主要還在于忽略了代北邊境之地。遷都洛陽后，政治軍事重心南移，孝文帝的改革主要在以洛陽為中心的黃河流域進行，對過去的發跡之地——以平城為中心的代北地區，也許是經濟條件的制約，也許是因為鞭長莫及，也許是想集中精力對付南朝，反正是沒有顧及。南部全盤漢化，而北部則保持著強烈的鮮卑化傾向，鮮卑語、鮮卑服……鮮卑習俗依然如故，而門閥世族制又將代北邊鎮的貴族排斥在外，使他們變為處于底層的庶姓，導致他們產生了強烈的不滿。時間一長，北魏就慢慢地分裂為以洛陽為中心和以平城為中心的兩大集團，結果導致了一場巨大的政治內亂，加速了北魏的滅亡。

而北魏迅速衰亡的根本原因還在于孝文帝后繼無人。中國封建統治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人治，興衰得失，往往與當權者密不可分。明君使得國力強盛，而昏君、暴君、庸君則導致國勢衰弱，這是幾千年來中國封建社會一條鐵定的規律。孝文帝死后，繼任者或是平庸無能，或是昏聵暴虐，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在不到30年的時間里，很快就將一個好端端的北魏給徹底葬送了。

民族間的融合與同化，是人類整體的一個歷史過程，也是一種不可避免的發展趨勢。由此而言，孝文帝拓跋宏在1500多年前嚴厲推行的全盤漢化政策，正是一種順應歷史潮流與發展趨勢的偉大改革。撇開道德層面的善惡判斷與功利性的成敗得失不論，至少他那認同先進文化的自覺之舉也為后人樹立了一個可貴的榜樣。曾紀鑫（作家、編劇）【原標題：北魏之衰：全盤漢化是禍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