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晚明（南明）史，在相當程度上亦即反清復明史，故向為清人治學的政治禁區。晚清以降，禁忌漸開，士人遂多假借明季的歷史話語以寄托其心事：辛亥革命前，改良派借明末思想家的學說以質疑君主專制，革命派借抗清志士的遺事以宣揚民族精神；入民國后，遺老派亦借明遺民的出處以表彰政治氣節。此即梁啟超所謂“殘明遺獻思想之復活”也。由此思想背景，南明史學乃成近代以來的顯學，如朱希祖之蒐集文獻，李光濤之考述專題，錢海岳之紀傳體通史，顧誠之斷代史，皆各有勞績，而尤以謝國楨奠其基礎，集其大成。

　　謝氏貢獻最大、影響最深的工作，首推史料目錄學方面。上世紀30年代的《晚明史籍考》，60年代踵事增華而成《增訂晚明史籍考》，煌煌巨冊，網羅明末清初的官私典籍1700余種，尤其重視野史稗乘，并提要鉤玄，溯源辨異，雖偶有疏失，終為空前絕后的歷史文獻指南。另有《清開國史料考》，則匯錄有關滿清入關以前的中外文檔，與《晚明史籍考》體例一貫，相輔而行；以兩著并而觀之，則明清鼎革的紛繁史材，已皆備于我。

　　個人論著方面，所成亦多。早期有考述黨爭史實的《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有挖掘流放士人事跡的《清初流人開發東北史》，引證詳備，寫作靈活，皆為第一流的專題史；另編纂顧炎武、黃宗羲、孫奇逢與李颙的思想年譜，亦是腳踏實地的工夫。生前自編論文集兩種，《明清筆記談叢》專論史料，《明末清初的學風》雜考史事；其他散篇，身后匯錄為二集，《明清史論叢》收專業論著，《瓜蒂庵文集》收各類雜稿。其中《文集》涉獵極廣，既有風俗史、建筑史、書院史、民族史的考訂，亦有近世掌故的隨筆；此外，尚有專著《兩漢社會生活概述》，皆可見他在明清史之外的學術興趣。

　　謝氏的學術根柢，在文獻目錄，故匯編史料，自是本色當行。所編《明代農民起義史料選編》、《清初農民起義資料輯錄》雖迎合時風，而價值自在；《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一種，側重筆記資料，分類明晰細致，史學功用尤巨。其授課講義整理為《史料學概論》，簡明扼要，亦體現出他在史學文獻上的心得。

　　總而觀之，謝氏治學，大體偏重于史料整理層面，考證未臻精微，識見未盡高明。他對明末史料的掌握，舉世無出其右，惜終其身，僅成十數萬字的《南明史略》，而未能撰寫一部精深詳備的南明史長編，可稱憾事；然自另一角度視之，學術后來居上，成功不必在我，僅憑他的《晚明史籍考》，其開辟天地之力，指引門徑之功，已非任何南明史專著可及。

　　謝氏一生勤于聚書，明清野史別集的罕僻珍本最多，與其明清史研究正相得益彰。按：蔣天樞（秉南）為謝氏清華國學研究院同窗，曾謂自己原藏陳寅恪手批《韓翰林集》，“于1974年為某友取去，余乃別購一硃印本付之，令其錄副歸我。”后來更直指“韓翰林集一厚冊，剛主假去不還，聞已歸北京社會科學院圖書館”。則謝氏書癖太深，竟不擇手段矣。

　　謝氏少年時未受正規教育，曾三考北大，皆因數學、英文不佳而落榜。后始得入清華國學院，與梁啟超關系密切，結業后更在梁家教授其子女；其治明末清初史，即承梁氏啟發也。按：羅爾綱嘗居胡適家數年，任家庭教師，兼為胡整理資料，沾染門風，終成太平天國史大家，恰與謝氏相輝映。另，葉昌熾曾館于潘祖蔭家，余嘉錫曾館于趙爾巽家，董作賓曾館于徐炳昶家，孫楷第曾館于傅增湘家，徐中舒曾館于李國松（李鴻章堂孫、李經羲之子）家，唐蘭曾館于周學熙、周叔弢家，錢仲聯、啟功亦有家教經歷，而日后各成學界勝流。則奔走衣食，在書生本是尋常事耳，成材在己，又何懼出身低耶？

　　詩曰：明清易代亦倉皇，文獻無涯竟獨當。歷史循環今又是，紛紛正反說施瑯。胡文輝【原標題：地滿星玉旛竿孟康謝國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