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21世紀初進入新的階段，從實現第二步戰略目標轉到實施第三步戰略部署。進入新階段以來，中國經濟保持旺盛的發展勢頭。同時，在溫飽階段尚未出現或者并不突出的、不是那么緊迫或者來不及解決的問題，諸如資源和環境的制約、發展不平衡、社會轉型期的矛盾，以及國內體制和外部環境中的新問題，開始集中地顯露出來。中國的發展是可持續的嗎？這是我們應該研究和回答的問題。

　　以轉變增長方式和優化結構減輕資源和環境的壓力

　　中國經濟發展受到資源和環境的制約。國際輿論關注中國能否持續發展，焦點大多也是資源和環境問題。

　　改革開放近30年來，我國單位GDP的資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是下降的，經濟效益是提高的。資源和環境問題之所以成為當前的突出矛盾，是因為：

　　第一，發展階段的變化。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推進，城鄉建設大規模開展，消費結構的重點由衣、食轉向住、行，加之增長方式粗放，資源需求總量急劇增長，供給缺口越來越大。

　　第二，環境承載能力的限制。隨著經濟規模擴張和資源消耗總量增長，污染物排放也在增長。發達國家上百年工業化過程中的環境問題，在我國高速增長短時期內集中暴露出來。一方面，要繼續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污染物排放總量持續增長；另一方面，改善環境是新階段提高生活質量的需要，其重要性不亞于衣、食、住、行的滿足，這是尖銳矛盾。環境不再是軟約束，靠拼環境求增長的路不能再走。

　　第三，競爭優勢的變化。土地和勞動力低成本優勢在減弱。土地價格上漲速度超過 GDP增長速度，極低地價甚至零地價的階段過去了。制造業仍然具有低成本優勢，但并不像工資差距所反映的那么大，因為低工資往往是和低生產率伴生的。城市熟練工人普遍供不應求，局部地區普通勞動力短缺，工資水平上漲。人民幣升值也會削弱勞動力便宜的比較優勢。隨著老齡化加快，“人口紅利”將逐步消失。我國土地和勞動力低成本的優勢還能維持一段時間，但優勢減弱是必然趨勢，需要培育新的競爭優勢。

　　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的矛盾將長期存在，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推進階段尤其突出。這是經濟高速增長的產物，也是經濟還不夠發展的表現，也有些與發展不當有關。資源和環境問題不能用停止發展的辦法解決，而只能在發展中解決。資源和環境并不是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障礙，關鍵在于我們如何應對。

　　第一，我們更應該把推進增長方式轉變放在突出位置，更加注重技術進步。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單位GDP能源消耗的變化大體呈倒“U”型，工業化中期達到頂峰后下降，越晚近峰值越低，持續時間越短。我們完全可能通過采用新技術而發揮后發優勢，降低資源消耗峰值，縮短消耗增長持續的時間，用比較少的投入完成工業化進程。發展循環經濟對資源利用和環境改善有重要意義。

　　第二，我們更應該把優化產業結構放在突出位置，更加注重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的發展。這可以抑制產業結構過度重型化的趨勢，也有利于提高整體經濟效率。

　　第三，我們更應該合理規劃工業發展，注重分析國內外市場長期供求趨勢，避免重化工業盲目擴張。基礎設施和城市建設要合理規劃，避免過分超前和鋪張。承接國際產業轉移要認真選擇，防止發達國家把高耗能、高污染產業轉移到我國，同時減少高耗能、高污染產品的生產和出口。

　　第四，我們更應該注意協調經濟增長與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關系，把握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適當進度，改變增長速度繃得太緊而加劇增長方式粗放、削弱可持續發展能力的狀況。現在的主要任務，不是繼續加快增長速度，而是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培育可持續發展能力。

　　第五，我們更應該注重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在規劃、建設、生產、流通和消費各個領域杜絕浪費，厲行節約。

　　在體制和政策方面要采取更積極主動的措施。健全價格形成機制，要著重解決價格不反映資源稀缺程度和市場供求關系、不反映生產和使用過程中環境污染等外部成本的問題，使外部成本和收益都內部化。政績考核要淡化GDP，建立綜合反映經濟增長、資源利用、環境保護、生活質量和社會進步的綜合評價考核制度。

　　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緩解發展不平衡的矛盾

　　所謂區域協調發展，就是有利于發揮地區優勢而又能促進共同富裕的發展格局。什么樣的區域經濟格局和產業分工，既有利于發揮各地優勢，又有利于全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如何促進互利的地區經濟合作？需要什么樣的制度安排(包括財稅制度、資源開發和利用制度、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制度、對限制和禁止開發區的補償制度)，才能使地區之間的競爭有利于促進共同發展而不致成為惡性競爭？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責任如何劃分？什么樣的區域政策有利于全國市場的統一性而不致形成優惠政策的輪番攀比？都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發展不平衡是中國基本國情。改革開放以來，全國各地區經濟和城鄉經濟都有很大發展，但地區差距和城鄉差距總體上是擴大的趨勢。這反映了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推進、城鄉二元經濟轉型期的階段性特征。

　　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對地區發展格局有決定性影響。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研究報告，2004年以來，由于中、西部地區能源原材料大省采掘業和關聯產業快速發展，東南沿海發達地區綜合成本上升和結構調整導致增長速度放緩，以及北部沿海地區綜合優勢發揮帶來增長加速等因素，全國經濟幾何重心北移，東、中、西部和東北這四大經濟板塊之間的差距以及東部地區省際發展差距，同時呈縮小趨勢，全國由基尼系數反映的省際差距隨之縮小。這是區域經濟發展的新動向。這種新的發展趨勢能夠維持多久，是否標志著我國區域差距的變化出現“拐點”，需要進一步觀察。

　　地區差距在相當大程度上是城鄉發展不平衡和城市化水平差異的反映。顯然，城市人均收入高于農村，而東部城市化水平高于西部。落后地區的城鄉差距往往大于不同地區城市之間的差距，也可以佐證。

　　城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何時會出現由擴大到縮小的“拐點”？對此有不同估計。 2020年實現這種“拐點”，是應該爭取做到的，這大體上和基本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時間相吻合。

　　解決農村問題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最困難之點。要兩條腿走路：一是促進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一是農村的建設和改革。工業化和城市化，實質是幾億農民命運的問題。

　　看來，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進程，可能會快于農村社會經濟現代化的進程，或者說，農村現代化是更長期更艱巨的任務。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2006 年對東、中、西部地區共2749個行政村的調查，有近50%的農村勞動力已經轉入非農產業，其中本地非農就業和外出打工各半。在轉入非農產業的全部勞動力中，有近40%常年從事非農業。在城市長期居住的農民工越來越多。在這項調查中，有74.3%的村干部認為，本村能夠出去打工的青壯年已經出去。這些數據是否準確反映全國的普遍情況還有待更多的調查佐證，但這項調查大體上反映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規模和農村社會結構變化的趨勢，可以給我們許多政策上的啟示。例如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問題，數量越來越多的“留守兒童&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