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結婚后不久，鄧穎超懷孕了，她當時是何香凝（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的秘書，一心想把工作做好，所以買了一些中成藥，想把孩子偷偷打掉，結果痛得直打滾。周恩來知道此事后，發了很大的火，說：“你的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孩子不是你一個人的，是我們兩個人的后代，你應該跟我商量，這是我們兩個的大事，你為什么不跟我商量？”鄧穎超告訴趙煒（鄧穎超的生活秘書），那是第一次看到周恩來發那么大的火。

　　后來，鄧穎超懷上了第2個孩子，預產期在1927年3月。之前，周恩來已赴上海工作，鄧穎超的母親來廣州陪她分娩。3月21日，鄧穎超生產，但難產，生了很久也沒生下來。最后，醫生動用了產鉗，導致嬰兒頭顱受傷，剛生下來就夭折了。

　　本想在醫院多休養幾天的鄧穎超，因為“四·一二”政變而離開廣州。在這家德國人開的醫院里，一個信基督的醫生把她藏在后院，每天都鎖上門，由護士送飯。最后，他們把鄧穎超化裝成護士，與其母一起經香港輾轉到上海。因為產后過于疲勞，鄧穎超再沒有懷上孩子。

　　新中國成立后，鄧穎超化名到北京協和醫院請著名的婦科大夫林巧稚做過一次檢查，當時沒有認出鄧穎超的林巧稚認為她不太可能再懷孕。得知鄧穎超的真實身份后，林巧稚動員她做一次輸卵管疏通，以增加生育的可能，但鄧穎超最終放棄了。

　　沒有孩子，使得原本陷于繁忙公務的總理家庭又少了幾分普通人家的生活氣息。周恩來與鄧穎超各有一間臥室。鄧穎超的作息極有規律，每天23點必然準時上床。經常是周恩來回來時，鄧穎超已經睡著了，鄧穎超起床時，周恩來剛剛休息。

　　趙煒說，“‘文革’之前，兩個人還經常一起看戲、散步。有一次周恩來回來，鄧穎超給了他一個擁抱，我們大家都在一旁看著笑。”這樣的氣氛在“文革”后再沒出現。兩個人交流的內容也越來越多地被工作占據，幾乎沒有任何私密性。這個家，其實更像是一個辦公室。

　　六十年代末一個夏天的晚上，一個護士突然發現鄧穎超一動不動，沒有反應，急得大喊“大姐、大姐”，碰巧在家的周恩來聽到后，連忙趕了過來：“小超，小超！你怎么了？快醒醒！”（平時在家，周恩來從不喊鄧穎超“小超”，而是跟著大家一起稱呼“大姐 ”。）后來得知，靠安眠藥入睡的鄧穎超在那天服藥后，藥性發作，陷入睡眠狀態，雖是虛驚一場，但周恩來當時的焦慮和急切給趙煒留下了深刻印象。（李菁）【原標題：鄧穎超放棄生育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