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琰，字文姬，是我國著名女詩人。她的生年大約在漢靈帝熹平六至七年(177-178)間，原籍為陳留圉(今河南杞縣)。她的父親蔡邕(字伯喈)曾拜左中郎將，史稱“蔡中郎”。蔡琰是蔡中郎的獨生女兒。她出生前后不久，家門遇到不幸。

    根據《后漢書•蔡邕列傳》的記載，漢靈帝光和元年(178)七月，蔡邕任議郎，應密詔，因“譏刺”宦官及其親屬獲罪，被關進洛陽獄。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的罪名判處“棄市。”幸虧“為人清忠奉公”的中常侍呂強為之求情，皇帝才下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髠鉗徙朔方”。這時，蔡琰才一歲左右。

    蔡邕徙朔方共九個月，于公元179年4月被赦。繼而又得罪了宦官集團，在江浙一帶過了十二年“亡命江海”的生活。“亡命”結束時，蔡琰已有十、四五歲了，可知她的童年時代，一直與憂患相伴。

    蔡琰十六歲(192)時，嫁給了河東人衛仲道。在這之前，發生了外戚與宦官火并和董卓率西涼軍入洛陽作亂的事件。蔡邕因被董卓脅迫利用過，所以董卓在公元192年被誅時，他也被司徒王允問罪，關進監獄，并于這一年的夏天，死在長安獄中。

    蔡琰在十六歲至十八歲期間，因夫死無子，又回到原籍娘家居住。到了興平年間(194至195)，也就是蔡琰十八、九歲時，為亂軍所擄，作了南匈奴左賢王的妻子，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
     　
    “文姬歸漢”是我國歷史上盛傳的佳話。據《后漢書•董祀妻傳》記載，“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于祀”。曹丕《蔡伯喈女賦》序中也說，“家公與蔡伯喈有管鮑之好，乃命使者周近持玄玉璧，于匈奴贖其女還，以妻屯田都尉董祀”。可知蔡文姬是曹操派使者用金璧贖回的。關于她歸漢的時間，一般認為是在建安十二年或十三年(207至208)，這大體上是正確的。不過我認為，曹操在自己的統治地位尚未穩固之前，恐怕顧不上贖還蔡文姬的事。大概是在他以武功取勝，要進行文治的時候，想起了患難時的好友、東漢著名學者——蔡邕。而蔡邕早已冤死，便又想到他流落到南匈奴的女兒——蔡琰。這應該是曹操進位為丞相以后的事。曹操是建安十三年(208)作丞相的。所以蔡琰在這一年，被贖歸漢的可能性較大。三十一、二歲的文姬歸漢后，嫁給屯田都尉董祀。

    董祀不久犯法當死，文姬詣曹操請求赦宥。當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者滿堂，曹操對賓客說：“蔡伯喈女在外，今為諸君見之。”文姬進去后，只見她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辯，旨甚酸哀，眾皆為之改容，連執法嚴峻的曹操也感動了。他說：“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奈何？”文姬說：“明公廄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曹操居然收回成命，赦免了董祀。當時天氣寒冷，曹操看著她可憐，還賜以頭巾履襪。曹操又叫她憑記憶將她父親已散失的書籍繕寫出來，顯示了對她的關懷。

    在史書中，至今未曾發現關于蔡琰歸宿的記載。五言《悲憤詩》末尾的：“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厲。流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等詩句，則預示著蔡琰“一生抱恨常咨嗟”(王安石語)的悲劇性結局。
       
    據說，今陜西藍田縣有蔡琰墓。不過此墓很可能是后人根據《三國演義》第七十一回的情節建造的假冢。小說的這一回顯然是羅貫中托蔡琰、曹操之名虛構的，其中把蔡琰兩個丈夫的名字改為“衛道玠”和“董紀”。對此不能信以為真。

    題名蔡琰的作品共有三篇，即見于《后漢書•董祀妻傳》的五言和騷體《悲憤詩》各一章，以及見于宋朝的朱熹、郭茂倩分別編次的《楚辭后語》和《樂府詩集》的琴曲歌辭《胡笳十八拍》(以下簡稱“胡笳”詩)。盡管這三首詩的署名都是蔡琰，寫的大致也都是蔡琰的身世，被稱之為自傳體作品，但對于它們是不是蔡琰寫的，從北宋的蘇軾以來，就有截然不同的兩種說法。蘇軾認為兩首《悲憤詩》皆非蔡琰所寫，他尤以“東京無此格”等理由，極力否認五言《悲憤詩》的作者是蔡琰。而清代學者吳闿生卻說此詩“為文姬肺腑中言，非他人之所能代也”。迄今為止，文學史界基本肯定五言《悲憤詩》是蔡琰寫的；而騷體《悲憤詩》與蔡琰的身世多有不合，大都認為是晉人偽托的。至于對“胡笳”詩真偽的看法，從宋朝至今一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解放后在1959年還發生過一場爭論。郭沫若同志認為，“胡笳”詩是《離騷》以來最好的抒情詩，沒有親身經歷的人寫不出。他自己百分之百地認為它的作者是蔡文姬。不過多數論者認為，“胡笳”詩的內容與蔡琰的身世不盡相符；從東漢末年到唐代幾百年的時間不見著錄、論述和征引；風格體裁與漢末不合等等，因而不會是蔡琰作品。總的來看，目前確定“胡笳”詩真偽的根據不夠充足，因而這一問題尚無法作出定論。
    
    以往由于對蔡琰作品的真偽看法不同，對它們思想藝術的評價也是不一致的。一般說來，對被公認為晉人偽托的騷體《悲憤詩》，基本是否定的，大都說它內容失真，藝術粗糙，沒有什么可取之處。這種看法大體上是正確的。有人認為，“胡笳”詩是由騷體《悲憤詩》敷衍而成的，這有一定的道理。不過在藝術上，二者頗有文野粗細之分。平心而論，“胡笳”這首1297字的長篇抒情詩，堪稱佳篇。它既是主人公對“亂離”世道的控訴，也是她對自身命運的悲嘆。其中如第八拍中的“為天有眼兮何不見我獨漂流？為神有靈兮何事處我天南海北頭？我不負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負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等描寫，把老天爺和神靈都咒遍了，令讀者感受到她的切膚之痛。象“子母分離兮意難任，同天隔越兮如商參，生死不相知兮何處尋”、“胡與漢兮異域殊風，天與地隔兮子西母東。苦我怨氣兮浩于長空，六合雖廣兮受之應不容”這樣的詩句，也是意蘊深厚，感情沉痛真切的。所以，盡管它的作者問題尚未完全解決，但就這篇作品本身而言，卻是不能忽視的。

    與“胡笳”詩浪漫主義的抒情風格不同，五言《悲憤詩》是現實主義的敘事作品，作者以質樸無華而又入木三分的筆觸，為漢末社會鐫刻了一幅觸目驚心的圖畫。掩卷深思，詩中所描繪的田園荒蕪，白骨露野，人聲斷絕，豺狼號叫的中原大地，以及作者孤苦零丁，雖生無依的困境，無不是漢末社會現實的寫照。“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弒，先害諸賢良。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彊。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卓眾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孑遺，尸骸相撐拒。馬邊懸男頭，馬后載婦女。”這些詩句就是東漢末年形象的歷史。曹操曾寫過《薤露》、《蒿里》這兩篇著名的“詩史”，詩中寫到董卓作亂情景是：“賊臣持國柄，殺主滅宇京。蕩覆帝基業，宗廟以燔喪。播越西遷移，號泣而且行。”等等，蔡琰此詩與之相比，基本內容是一致的，而在描寫的具體生動上則有過之無不及。

    這首五言詩除了人們公認的在內容方面的深刻現實意義外，在表現形式方面也很有特色。一般的敘事詩容易流于對故事情節的平鋪直敘，而這首詩卻把敘事、對話、細節描寫、心理刻畫有機地結合起來，寫得有聲有色。例如第二段寫到南匈奴的感受：“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肅肅入我耳。感時念父母，哀嘆無終已。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這里前四句寫景，寫出了邊地荒寒特色。后六句寫思鄉心情，把她身置異域、感念父母的心理刻畫得很微妙：她每當聞說有“客”來，就很高興地去迎問故鄉消息，但來者往往非鄉里之人，結果總是使她失望。就在這一喜一悲的轉換之間，襯出她深厚急切的思鄉心情。又如同段中寫她被接回漢朝，與親子及難友分別情景：“……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獨得歸，哀叫聲摧裂。馬為立踟躕，車為不轉轍。觀者皆歔欷，行路亦嗚咽。”前八句把母子、難友間在永別之際的痛苦，淋離盡致地作了渲染，寫出了一種令人不忍目睹的凄慘場面。而在對當事者作了這些感人至深的描寫后，接著又轉寫旁觀者，從他們的“歔欷”、“嗚咽”反應，來反襯場面的悲慘凄楚。詩篇還寫到馬和車，似乎它們也被感動了，以致“立踟躕”、“不轉轍”。這真可謂是絕妙之筆。這一節里既飽含著真摯充沛的感情，又顯示了高超巧妙的藝術手段。蔡琰主要生活在建安年間，五言《悲憤詩》當作于建安十三年以后。在所有建安作家中，具有蔡琰這樣悲慘身世的可以說絕無僅有；而這篇《悲憤詩》，在建安文學中也可以說是一塊無雙之璧，郭老于1959年所作話劇《蔡文姬》中，曾借曹丕之口說：“屈原、司馬遷、蔡文姬，他們的文字是用生命在寫，而我們的文字只是用筆墨在寫”，這里道出了蔡琰作品之所以如此感人的奧秘。【原標題：古代才女——蔡文姬】

來源：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