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quo;利民”(吃利潤的人或投資者。《去強篇》所列)等等，則統統是危害國家的“虱子”，應使他們無路可走，從而逼他們歸入“農戰”一途。二是，國民只做一件事：農戰。農與戰看似兩件事，實則是一件事。民為體，農戰為用，一體而二用。其目的則在于建立一個絕對一元化的社會，使社會結構簡化、單一化、垂直化，社會生活單調化，由一個絕對中心控制：

   《賞刑》曰：圣人的治國，實行一種賞賜，一種刑罰，一種教育。

    [原文：圣人之為國也，壹賞，壹刑，壹教。]��

   《算地》曰：對內，要求人民一律從事農業；對外，要求人民一律盡力戰爭……人民的傾向一致，才肯務農。人民務農就樸實。人民樸實，就安居故土，不愿意外出游蕩。

    [原文：入使民壹于農，出使民壹于戰……民壹則農，農則樸，樸則安居而惡出。]

    “壹民”的目的，當然在于使民“樸”，也就是愚樸順從。“壹民”的具體措施，則是先從經濟(利益)的一元開始，然后達成政教的一元：

   《說民》曰：人民的欲望有千萬種，而滿足的途徑只許有一條(農戰)。

    [原文：民之所欲萬，而利之所出一。]

    百姓的欲望千差萬別，而我們只讓它們從一個渠道來達成：農戰。這就是一切專制國家所津津樂道地宣傳的集權的好處：能集中社會所有力量于一途，從而達成一般民主國家所不能達成的目的。至于其中有多少普通民眾深被創傷，付出代價，則在所不計，而民眾的意愿，更是完全置之度外。

   《靳令》曰：抱定十個方針，國家就亂；抱定一個方針，國家就治。

    [原文：守十者亂，守壹者治。]

    朝廷的利祿，從一個孔兒出來，國家就無敵。

    [原文：利出壹空者，其國無敵。]

   《農戰》曰：國家實行“絕對一律”一年，就十年強盛；實行“絕對一律”十年，就百年強盛；實行“絕對一律”百年，就千年強盛，千年強盛的國家，就成就王業了。��

    [原文：國作壹一歲者，十歲強，作壹十歲者，百歲強，作壹百歲者，千歲強，千歲強者王。]

    這種運用國家機器把全民的意志高度統一到政府目標上來的做法，可能有其短期的合理性、有效性，但其致命的弱點卻無論如何不能熟視無睹：

    一，這種做法無視一切個體意志與個體差異，使社會目標單一化，蔑視并抹去了任何一個特殊個體的個人目標，個體幸福被當作不正當的欲求和國家集體的障礙物而踏平碾碎，個人只是實現政府目標的手段與工具，像《商君書》中的“民”，只是國家生產的工具和戰爭的工具。只有利用的價值，而沒有被關心的意義。作為一個個體，在這樣的社會里只是一個機器中無可奈何的部件而已，毫無獨立價值與尊嚴，不僅其精神存在被當作無用有害的東西而徹底抹殺，甚至其肉體存在的合理性都要視他能否充當政府工具而定。所以在這種情形下，即使政府目標完全合乎道德，合乎全民或全民中絕大多數的根本利益與長遠利益，其與人類的根本福祉仍然是背道而馳的，不可能存在任何真正意義上的個體幸福。而沒有個體幸福，只有秩序和政府意志的社會，我們只能說它是—監獄或勞改營了。而商鞅在秦國設立的監獄更絕：他不容許有人給罪犯送飯，說這樣就能令人懼怕監獄而認真開墾農田(《墾令篇》)，這真正是斬盡殺絕。不過，我們可以這樣想一想：不墾田，就要進監獄，政府的專斷已使墾田不再是為民造福的事，而是使它一開始就成了人民生活中的可怕威脅。而另一方面，監獄中只有在沒有飯吃的時候，才對監獄外的良民構成威懾，這恰好證明了，商鞅治理下的秦國，與監獄的差別只在于有沒有面包而已，秦國的社會只不過是有面包的監獄罷了(假如秦國的百姓能有面包吃的話)，良民和罪犯一樣，都是沒有自由的。這樣的國家不可能有任何個人幸福。當然，奴才除外。專制國家只能有兩種人：對體制感到痛苦卻不得不服從的奴隸；因長期服從而失去痛苦感甚至感到幸福的奴才。奴才沒有幸福，只有幸福的感覺，甚至幻覺。有一種現象非常有趣：在專制時代或專制國家，人們往往特別熱衷于探討或鼓吹幸福的主觀性。而對幸福的客觀性—幸福所需要的社會條件則有意加以忽略。這種對幸福的探討，是典型的奴才哲學，或是有意的獻媚哲學。

    二，在一個獨裁的社會里，政府目標的合理性是無法得到保證的，甚至大多數時候更只是一小撮人的意愿。所以，全民意志的高度統一往往變成了一種異己的怪獸，不僅每一個生存其中的個體被它吞噬，而且這種國家力量在“一致對外”的時候，還極可能使一個國家變成全人類的禍患。秦國在先秦典籍中一般都被稱為“虎狼之國”，讀《商君書》中的《境內》篇，通篇都寫著血淋淋的“斬首”。“不逐北，不擒二毛”的中原傳統，在變法后的秦國，掃地以盡。據《史記》累計，秦在統一過程中斬殺的六國人數在一百五十萬以上。這還不包括秦國自己士兵的死亡人數。像白起這樣極其殘忍的人物，也是秦的將軍。可以說，秦國殘忍地踐踏了一些基本的人道原則。這種現象不僅在戰國時代的秦國那里充分顯示出來，二戰期間的德、日法西斯，就是現代的“虎狼之國”。

    “壹民，”還有一種作用，那就是在整個社會造成一種垂直性的上下關系，而斬斷一切橫向的平行關系，這是一切專制政治的基本構圖。在這種垂直關系的最上端，只有一個人：君王。正如孟德斯鳩所云：“專制政體是既無法律又無規章，由單獨一個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與反復無常的性情領導一切。”這里我想對商君打擊秦國宗族權貴說一點看法。我們當然不會同情宗族大姓，但假如我們不從道德角度看問題，那就會發現，打擊這些世襲經濟特權和政治特權的宗族，實際上其目的就是為了君主獨裁！吳起、李悝，包括屈原所做的，都是這樣的工作。我們從《尚書·周書·洪范篇》及《國語·周語》中召公諫厲王一節中知道，周代政體應是貴族民主制的，國家行政首腦“天子”，是必須聽取斟酌各方意見，接受各方約束的。而一旦拒絕這種約束，如周厲王，其結果并不是周厲王肆無忌憚大肆鎮壓，并在最后玉石俱焚，王朝崩潰(這是中國后來封建社會改朝換代的基本模式)，而是周厲王被流放，周公與召公共同執政。發生變故的只是天子一人，社會并沒有太大的震蕩。出現這種局面乃是由于權力有了制約機制，而制約權力的就是貴族集團。所以，要實行封建的君主專制，必須先打倒貴族集團，解除貴族集團對君權的限制。所以，商君也好，李悝也好，吳起也好，他們把打擊貴族集團當作實現政治一元的必經之徑，必要手段，這當然也就形成了后來韓非所說的“法術之士”與“大臣”(宗族成員)之間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所以，“壹民”，是一個大大的烏托邦狂想，而一切烏托邦最終都是以一元社會為基本特色。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