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網訊 在孔子那里，“上帝”死了。在孔子以后，“中華民族”的“生命共同體”死了。在我們的文化中，再沒有力量可以制約專制君主的權力。我們的文化失敗了。我們仍生存在這種失敗的痛楚之中。挖掘孔子的意義，是為了再給我們這個文明一次機會
　　
   為什么說中國文化失敗？
　　
    我是從歷史的角度來讀《論語》的。我個人的歷史意識，來源于我對現實的觀照。我所要追尋的問題，是現代中國的失敗，以及這種失敗是否有更深的歷史原因，是否可以歸結于一個文明的失敗。
　　
    當然，所謂成功和失敗，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個人的價值判斷。最近幾十年，西方反歐洲中心論的文化相對主義甚盛，似乎文化無所謂優劣。這種文化相對主義，在美國的大學中即便不是主流，也是一種時尚，滲透到一般的受教育階層之中。比如，幾年前我去醫院，當我的白人醫生知道我是來自中國，而且研究中國歷史后，馬上告訴我他在大學上過明史課，非常景仰中國文化。我當時聽不出他到底是出于客氣還是出于真誠，干脆直率地告訴他我的看法：從現代歷史的角度說，中國文化是個失敗的文化，至少不能說是個成功的文化。對方聽了很吃驚，馬上拿出文化相對主義那一套和我辯論。我知道醫生惜時如金，無法在看病時開一個中國文化的討論班，就單刀直入地問他：“我愿意我和我的孩子生活在這里。你希望你或你的后代生活在那里嗎？”他一時語塞。
　　
     我判定中國文化成功與失敗的標準就這么簡單。我是個中國人，我的大夫是個白人。但是，我們是完全平等的。我們中國人應該享受這些白人所享受的生活，比如有相當高的經濟收入，在憲政之下擁有自己的政治權利，等等。同樣生而為人，憑什么人家有這些而我們沒有？憑什么在人家有這些而我們沒有時，還不能說我們失敗了？
　　
    說我們的文化失敗了，并不意味著我要反對孔子。相反，這使我在心靈上和孔子更接近，也更能體驗他的挫折和痛楚。和當今那些傳統文化的衛道士不同，孔子看到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社會文化正走在失敗的路上。周代的禮制所表達的價值，正在喪亡之中，乃至他哀嘆久已夢不見周公了。我則認為，中國文化的失敗，正是孔子所代表的文化精神早已失傳的結果。中國的歷史，自春秋戰國之后就誤入歧途，乃至后世的儒學，也多是反孔子之道而行之而不自知。孔孟之學仿佛是被后世層層污泥所掩埋的精神資源。我們要想受益于這種精神資源，就必須如同考古挖掘一樣，穿透兩千多年的歷史積淀，回到孔孟的原點上。
　　
    那么，什么是孔子的原點？孔子的精神為什么對當今的中國還具有意義？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分析一下為什么在喪失了孔子的精神后，中華文明成了一個失敗的文明。
　　
    國家理性與共同體自治
　　
    評價文明的成敗，必須以世界史的框架為依據，以長時段來比較各文明的興衰。我從這種宏觀比較中得出的基本結論是：文明的動力歸根結底來自社會基層。當一個文明給你提供了穩定的制度框架，讓你能夠通過和鄰居們合作，以自治的精神來管理社區的事務、增加社區的利益時，這個文明就生機勃勃。當一個文明把這種基層權力轉交給高高在上的政府，讓那些對地方社會既不了解、也沒有利益承擔的官僚來代老百姓作出決定時，這個文明不管開始時多么強大，也會逐漸失去動力。任何在現代社會中成功的文明，都含有強大的基層社會共同體的基因。而在現代社會失敗的文明中，這種基因則非常脆弱。從這個面向看，孔子的努力，是力圖保持我們文化中的這種基層共同體的基因。他的失敗，則意味著我們的文明喪失了這種基因，最后逐漸成為一個現代病夫。
　　
    Avner　Greif在他的近著《制度與通往現代經濟之路》中討論西方文明成功的原因，提出了一個基本的制度因子：建立在共同利益而非純粹血緣關系之上的自我治理的組織。這種組織瓦解或弱化了家族、部落甚至國家權力在塑造社會中的作用，使得有共同信仰和利益的個人能夠自我組織起來，有效地解決本社區內的問題，應付他們共同面臨的挑戰。這種組織，就是基層社會的“共同體”。當這種“共同體”過早地被國家權力所整合，喪失了自己的自治權后，社會的基本動力就消解了。而當這種“共同體”能夠在現代國家的結構中保存自己的自立性和創造性時，就能促進社會的繁榮和國家的興盛。
　　
    現代西方起源于羅馬帝國崩潰后的歐洲中世紀。在14世紀時，歐洲還有一千個左右的政治體。雖然15世紀時民族國家就已經誕生，但到16世紀時，歐洲仍有五百個左右的獨立政治體。這些政治體，大多是以社會基層的共同體組合而成的。直到1900年，才形成了25個歐洲國家。事實上，一直到13世紀，復活羅馬帝國仍然是歐洲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理想。但是，因為社會中大大小小的共同體懼怕外在的帝國權力強加于己，它們時而與教廷聯手，時而自己組成政治聯盟，抵抗帝國的擴展，維持自身的政治與經濟的獨立，最終在腓特烈二世之后使神圣羅馬帝國成為一個空殼。從某種意義上說，在1100－1600年這五百年左右的時間里，民族國家的產生實際上是統一的中央集權秩序和地方共同體的自治秩序的妥協。即使是已經達到相當集權的英王室，也必須和以貴族為代表的社會利益妥協，并受后者的限制。比較成功的主權國家，都在相當程度上保持了基層社會共同體的完整性，使后者能夠積極介入政治過程。
　　
     進入現代社會后也不例外。美國建國時，其建國諸父面臨的一個最大問題，就是如何調和政府和基層共同體之間的權力關系。他們意識到，在美國建國之前，任何共和政體都無法維持一個龐大的規模，而美國不可避免要成為一個龐大的國家。為了制約可能形成的龐大國家機器對社會共同體的侵犯，他們設計了一個以州權為中心、嚴格限制聯邦權力的體制，乃至在20世紀初美國還有句玩笑：聯邦政府要是關門，人們半年后才會覺察到。即使在“新政”之后聯邦政府急劇擴大，如今美國政治的一句至理名言還是“一切政治都是地方政治”。美國政治的中心，還是在基層幾萬人小鎮的鎮公所議事廳里。這不僅在于這些小鎮的人有充分的權利處理自己的事務，而且他們的政治傾向決定性地影響到國家政治。要選總統，候選人先要跑到衣阿華、新罕布什爾這些小州，如同選村長那樣走家串戶，進行“政治零售”。而在這一過程中的表現，對候選人的政治命運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總而言之，現代西方雖然都以強大的民族國家自立，但這種民族國家的形成，是和基層社會共同體討價還價的結果，最后大體都給共同體的自治留下了充分的空間。日本之所以能成為在西方之外惟一一個達到西方的發達水平的國家，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類似的歷史動力。日本自中世以來，就形成了以惣村為代表的基層自治的社會結構。即使德川幕府建立了強大的中央秩序，也非常尊重村一級共同體的自治。賦稅以共同體為單位來承擔，生產由共同體自行組織，社會秩序由共同體來維持，甚至武士階層不經過特別允許不準進入鄉村。這樣，在日本鄉村形成了強有力的自治行政系統。當德川幕府無力應付內憂外患之時，社會的各個階層自己迅速動員、組織起來，井然有序地完成了政治轉型。在這個意義上，日本村落的自治，為明治時期的國家建設打下了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