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薯是一種高產作物。多年前在糧食供應緊張的時候，紅薯曾救過無數人的燃眉之急。剛剛播過的電視劇《繼父》中，就有這樣的鏡頭。
       
    紅薯最早能給我留下美好的印象，緣自老家的一種著名小吃——“杞縣紅薯泥”。大凡品嘗過這種食品的，都會拍案叫絕，終生不忘。紅薯泥固然好吃，即使在大飯館，也只有夠級別的廚師才把握得住火候；杞縣普通人家，在家里基本上是不做紅薯泥的。
       
   我八歲那一年，趕上了“統購統銷”。一家子雖住在城里，可在城郊還有六畝地，過著半城半鄉的日子。那時“賣余糧”的鑼鼓點兒敲得很緊，工作隊長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直至我娘把糧食圈里的六七百斤小麥賣了個底朝天，方才罷休。夏糧賣盡，秋糧留下一些，高粱、黃豆僅為少許，紅薯卻不少。于是一冬一春，蒸紅薯、煮紅薯，紅薯饃、紅薯湯，又是自制紅薯醋，又是請人下紅薯粉，對紅薯動用起車輪戰法，不亦樂乎。只是那個冬天每日晚上，老少五口人沒有一個不覺得“燒心”，沒辦法，忍著吧。
       
    我娘很會做飯，又有姥姥榮任高參現場指導，不斷在紅薯上變換花樣兒。記得那年除夕，我家吃的是紅薯面摻黃豆面做皮兒包的餃子。我娘還鼓足勇氣，做成一碗紅薯泥，喜滋滋地端上桌。大家一嘗，清香爽口，甜而不膩，真不錯哩！只是白糖放得略微少了點兒，也沒點綴桂花和玫瑰。這一年終于畫上了圓滿的句號，一家人嘴里與心里都留下了紅薯泥的余香。從此，我不能不對紅薯刮目相看。
       
    與紅薯的緣分真是不淺，從童年到青年總能扯上一點兒關系。２６歲時，我在一個山城遠郊一所學校里工作，那是個“戴帽初中”，全校七個年級，十多個班，六七百名學生。當時學校所在的村子，撥給學校十畝荒地，作為辦學的經費來源。記得一春一夏每個下午，各個班級由老師帶領輪流去開荒，都種上了紅薯。秋后又搞紅薯的儲存與加工。一年中汗水沒少流，收益并不大。那個時候辦教育，搞“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太“左”了，留下的教訓不少。
       
    就在鄉下大種紅薯那一年，同事郭君饒有興致地向我講述老詩人徐玉諾的軼事。此君比我大十多歲，乃本地的有識之士。他說徐玉諾種紅薯也是個行家。徐老１９５８年逝世，就葬于家鄉，那個村子離我們學校只有三四十里路。郭君一席話，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此后便開始探訪老詩人的生平與創作資料。當時還處在“文化大革命”當中，此種活動只能“地下”進行。待到粉碎“四人幫”，這種“探訪”，得到諸多高人幫助，終于寫成一篇《詩人徐玉諾》，投給《奔流》雜志�！侗剂鳌泛髞韮善谶B載，刊出的盡管有一萬七千余字，然而徐老的軼事無窮，我在文中所作勾畫只是粗線條的，不免掛一漏萬。即如徐老１９５０年在河南省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所作關于紅薯的發言，就未能寫進去。
       
    查１９５０年４月１５日《河南日報》，可以看到一篇《無黨派民主人士徐玉諾發言》。徐老明白解放后國家迫切發展工業的大形勢，信服“輕工業‘養活’重工業、農業‘養活’輕工業”的理論，便在發言中激動地說：“……我向兩千八百萬農民提出建議，希望大家繼續吃苦三年，盡量多食用紅薯，這樣可以以更多的土地發展農業特產，養活輕工業。”接著他從實際出發，講解紅薯的吃法、紅薯的種法、紅薯的加工，簡直是在做一場關于紅薯的知識講座，言談話語里卻迸發著熱烈的愛國情感。
   
    回頭想來，１９５３年在杞縣，我家“盡量多食用紅薯”，不經意間竟符合徐老的倡議，也不能說不是幸事呀�。ㄍ跤杳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