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海為中心的東南各省11月上旬相繼獨立——這個地區是中國社會經濟最發達、社會財富最集中的地方，同樣也是國際社會觀瞻所系的焦點地區；稍后，起義浪潮又迅速席卷華南各省，包括貴州、廣西、廣東、四川。
    
    四川獨立后，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各省全部光復，清朝治下只剩南京一座孤城，但是經過江浙聯軍苦戰，12月2日，南京光復。南北對峙形成，這當然是一場全國性危機。
    
    中國歷史在此轉折。清亡，君主專制制度亦由此而亡。

    共和與立憲
     
    武昌起義事發，清政府最初的選擇并非袁世凱，而是議定由陸軍大臣蔭昌督師，率領陸軍兩鎮前往湖北剿辦。清亡之際各色官僚之表現也實有趣，當時任軍咨府第二廳廳長的馮耿光記錄：蔭昌走進來了，他身穿袍卦，腳下卻蹬著一雙長筒的軍用皮靴。他不僅打扮很奇特，而且走上來時，十足地擺出一副三花臉的姿態……當時在座的人們忍住了笑口向他“恭喜”說：“有旨意命您督師到湖北去。”蔭昌隨著就有聲有色地說：“我一個人馬也沒有，讓我到湖北去督師，我倒是用拳去打呀，還是用腳去踢呀？”在座的人看到這種情形，覺得一位掌握全國兵馬的陸軍大臣做出這樣的行動，未免荒唐兒戲。
    
    蔭昌當然沒有一個人馬，北洋新軍是袁世凱練出來的。動蕩之際，舊制度里生長出來的頂尖者如袁世凱，其積累的資源條件，得以由隱而顯，為世人所窺。主持《袁世凱全集》編纂與整理的研究員駱寶善統計：在袁“退休”的2年8個月時間，前來拜訪會晤的各色人等，有名姓可考者，至少有一百二三十人之多。而這些人中有人還不止一次前去洹上村。由此來重新審視袁所受“不公正待遇”的被罷官，駱寶善分析說：“罷官固然是仕途一大坎坷，但恰恰是他的這次閑居，坐養了民望。一旦武昌起義爆發，舉國上下，各派政治力量，都把收拾局勢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凱身上，即所謂‘非袁莫屬’。如果不被放逐朝堂，而成為皇族內閣的漢臣權相，武昌起義發生后，至少不會被革命黨人視作合作取代清室的理想對象。”
    
    四國銀行團的美方代表司戴德，在武昌起義第二天即宣稱：“如果清朝獲得袁世凱那樣強有力的人物襄助，叛亂自能平息。”隨后，各國駐京公使團一致接受美國駐華公使嘉樂恒要清政府起用袁世凱的建議，由他會見攝政王載灃，轉告這一意見。美國人告訴清政府：不是任他(袁世凱)做一個尋常的高級官吏，而是作為朝廷的顧問兼皇權執行者。
     
    3年前為報兄仇而將袁世凱掃地出門的攝政王載灃，此刻如何接受這一選擇？清政府內閣協理大臣那桐解釋不得不選擇袁世凱：“大勢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遲，或可不亡。”10月14日，清廷發布上諭，任命袁世凱為湖廣總督，督辦剿撫事宜；兩周后，再發上諭：授袁世凱為欽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陸軍并長江水師，暨此次派出各路軍隊，均歸袁節制調遣，陸軍部不為遙制……清政府與袁世凱的角色關系，由此逆轉。

    而袁世凱的軍隊在攻克漢口與漢陽之后，停兵不再進攻武昌，提議議和。這個時候，革命軍亦漸起“非袁莫屬”之念。當時孫中山旗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汪精衛即宣稱：“中國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袁世凱)促成不可，且非公擔任不可。”黎元洪也致信袁世凱稱：如果袁同意共和，當推他為“第一任中華共和總統”。南京被江浙聯軍攻克光復后，南方各省代表選舉革命軍大元帥，而不選總統——唐德剛解釋：“實雙方之意，均系虛此總統大位，有待袁世凱旦夕之附議，出掌民國之大政。”
     
    看起來，無論宿敵比如載灃以及清廷，還是交戰對手革命軍，都將希望寄托于袁世凱。那么，袁世凱自己的主張或者說底線是什么呢？
     
    袁世凱派出與革命軍談判的首席代表是唐紹儀，對方則為伍廷芳。唐紹儀所持談判底線明確：君主立憲。以一位曾經立憲的重要領導者而論，其思想資源與目標設定，立憲之于袁，并無意外。而對于當時中國政治結構里無法回避的另方勢力——帝國主義列強，駱寶善分析：“他們暫時不打算放棄支持清王朝，又一致認為袁世凱是收拾局面的最佳人選，因而也支持袁以君主立憲為底線，同革命黨方面和談。”溥儀在《我的前半生》里記載：一天，在散朝路上，那位袁罷官時曾去慰撫的世續指著自己腦后的辮子問袁：“大哥，你對這個打算怎么辦？”袁肅然答道：“放心，我還是很愛惜它，總要設法保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