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應母意  開窟盡孝                     
 
    ——極南洞與唐代名相姚元之
            
    不信佛的兒女，為信佛的父母搞佛事活動，并不是一件特別少見的現象。曾三次任唐朝宰相的姚元之就不信佛，但為了表示孝心，卻為他死去的母親，開鑿了一個不小的極南洞。   

    極南洞位于龍門西山最南端高處的崖壁上。該窟三壁壇基，正面均間隔為四個格，每格內分別雕出一伎樂人或舞蹈者，神形殊別，活靈活現，但不乏專心娛佛之態。正壁中央那相對的二舞伎，舞姿婀娜，左右二樂伎分別持箜篌和琵琶；北壁四樂伎分別持銅鈸、篳籬、琵琶、團扇；南壁四樂伎分別執束腰鼓、笙、篳籬、團扇。抬頭向上看，窟頂雕有蓮花藻井，周圍環飛天人。天人均高束發髻，裸露上體，下束長裙，翩翩飛舞，全窟儼然是一派彌勒凈土美好世界之場景。   
        
    極南洞開鑿年代當在唐中宗神龍二年至唐睿宗景云年間(公元706—711年)，該窟呈方形，前后室結構。窟高約4米余。窟室環三壁起有高壇，約高0.6米。九軀造像皆雕于壇上。西壁主尊為善跏趺坐的彌勒佛，端坐于束腰方形臺座上，頭飾渦紋肉髻，無頭光、身光。佛面龐長圓，鼻直嘴小，雙目呈俯視狀，兩耳長垂至肩，身著通肩式袈裟，通體像高3.10米；兩側延及南北壁依次侍立者為二弟子、二菩薩、二天王及天龍八部之一的人面獸身像。   

    “天龍八部”又稱“龍神八部”，為佛教護法的八個部族，據《舍利弗問經)等載，即有天眾、龍眾、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喉羅迦等。這些諸天的鬼神均受佛的教化，以護持佛法、保護眾生為天職。龍門的這類形象眾多，表現亦各異。   

    窟門外兩側，雕有二金剛力士像。造型生動有力，極富藝術夸張性，歷來受到重視，被譽為龍門石窟唐代力士的代表。北側力士頭已殘毀。二力士均裸露上身，下束裙褲。雖各殘失一臂，但從身軀整體看，仍能透視出“力拔山兮氣蓋世”的力度。這二力士呈對稱態勢，一臂上舉，力托須彌山，脖頸呈棱狀，胸肌暴突，腹前肚臍部位呈梅花瓣狀，這就是所謂拳術運氣法的丹田氣。通過此形象可以看出，古代的藝術匠師們在創作雕刻的過程中，把肌肉的張與弛，處理得極為恰當。如聳起的三角肌和凸棱肌是堅硬的，而彎下的腹外斜肌，卻顯出松動；抬起的臂膀和緊繃的胸部，雖沒有過細地雕出暴露的青筋，然而卻給人一種血的奔流和血管在膨脹的感覺。在這里，古代的藝術家們似乎重在刻劃表現一種“神”的力量，從而使作為鎮守佛門的武部神更具一種威懾感，造成令人驚恐的環境氛圍。這些凝結著我國古代勞動人民高度智慧和技巧的佛教藝術佳作，不僅能和西方的人體雕像媲美，而且是今天藝術解剖學的極好教材。    
        
    視其極南洞的形制與造像規模，非一般臣民力量所為，應為具有較強經濟實力的官宦品級之家所鑿。該洞前室南壁殘留的一處造像碑，為我們進一步考釋該窟的功德主和造像年代，提供了可靠而又難得的史料依據。此碑高164厘米、寬70厘米。因歷經千年風蝕，碑體殘損大部，致使字跡模糊不清。今所能辨識出的殘文：“口口大夫，□□二州都督，長沙縣公姚意之妻，……□尚書，同鸞臺風閣三晶，上柱國、梁縣□，同沐榮慶，子子孫孫常保安樂”等字樣。   
         
    據《新唐書•百官志)載：“光宅元年改中書省曰鳳閣。”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正是武則天以皇后的名義臨朝稱制之時。在此期間，武氏為正式登位所采取的重大舉措有：廢唐中宗(李顯)為廬陵王，幽于別所；立第四子唐睿宗(李旦)為皇帝；改東都洛陽為神都；改唐百官名：門下省改稱鸞臺，中書省改稱鳳閣，宰相稱同鸞臺鳳閣三品。更改官名，是武則天登基做皇帝的一個步驟。從《則天本紀》中看，此時期姚姓任同鸞臺鳳閣三品的只有一人，即姚崇(字元之)。   
      
    又據《新唐書》卷一二四《姚崇傳》載：姚崇的父親姚意或姚懿，曾為嶲州、幽州二州的都督，封為長沙縣公。而姚崇在唐中宗時的官職是“春官尚書、同鸞臺鳳閣三品、上柱國、梁縣侯”。這與碑銘中所稱姚意和姚崇的官職、晶級頗相吻合。因而可知，極南洞是唐代著名宰相姚崇為追悼亡母劉氏所開鑿的功德窟。開鑿時間當在唐中宗神龍元年(公元705年)。   

    姚崇(公元650—721年)本名元崇，字元之。陜州硤石(今河南三門峽東)人。他少倜儻，尚氣節；長好學，下筆成章。初任濮州司倉，夏官郎中。時契丹擾河北，兵檄叢集，崇奏決若流，武后賢之，即拜為侍郎。垂拱后，又進同鳳閣鸞臺三品。唐玄宗時，再任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為梁國公。開元中引宋璟自代，史有“姚宋”之稱。開元八年(公元721年)授太子少保，以疾不拜，次年卒，年七十二，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獻”。開元十七年，追贈太子少保。從上述可知，姚崇曾歷任武則天、唐中宗、唐玄宗三朝大宰相，是促成開元盛世的著名人物，他與宋璟等人一起佐助唐玄宗，從而開創唐代的全盛期。被《舊唐書》形容為，“開元之治”是“貞觀之風，一朝復振”。   
       
    姚崇素以不信佛而著稱，但他所侍奉的三代君主卻都是媚佛的。武氏不但與佛有緣、與經有緣，而且也與僧有緣。可以說武氏是利用佛教神權登上了帝王的寶座。而睿宗李旦，在他第二次做皇帝的第一年(景云元年即公元710年)里，就“度僧、道三萬人”；而他本人也從法藏和尚“受菩薩戒”，還曾撰寫過諸如《大寶積經序》等吹捧佛教的文章。《舊唐書》說睿宗在位時，“甚興佛寺，百姓勞弊，帑藏為之空竭。”而且，當時“出財依勢者，盡度為沙門；避役奸訛者，盡度為沙門。其所未度者，唯貧窮與善人。”以致“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可見睿宗時期佛教之盛。玄宗不僅受“灌頂法”，做“佛弟子”，而且還“御注”佛經，宣講教義。開元元年(公元713年)，玄宗敕令，用他的寢殿材料，修建安國寺的彌勒佛殿。開元四年(公元716年)，印僧善無畏來華，玄宗請他住內道場，并尊之為“教主”。   

    由此可見姚崇本身雖不媚佛，但他所生活的時代卻被釋典經律所包圍，在不自覺中亦受到佛的洗染。特別是佛教教義中所宣揚的“生死輪回，因果報應”，造功德窟“多造多福”等，對姚崇均有影響。姚崇在龍門山為母開窟造像，除了上述社會時尚外，還是一種盡忠盡孝之舉。因為姚母是一位非常虔誠的佛教徒。   

    早在姚崇為官之初，即唐高宗龍朔年間，就曾在今伊川縣境內選址建筑了私宅——“河南別墅”。其間，其母劉氏時常往來于洛京城中，每途必經龍門，且必拜佛禮祭，往往感悟佛法的無量，即發愿開窟造像，以保家業隆盛，子孫興旺，祈福折災……。而作為孝子的姚崇，正是順應其母的意愿，特在龍門山擇址，開鑿了形制完備、規模較大的中型窟——極南洞。   

    姚崇，史稱賢臣，政治上剛正不阿，思想上有唯物主義傾向。在他所侍奉的三代君主統治時期，佛教云霧彌漫，但他堅持對佛教持否定態度。曾多次規勸唐玄宗，要以中宗時“傾國造寺”、“富戶強丁，皆經營避役，遠近充滿”的情況為鑒戒，不要過分崇信佛教。他臨終前，特別叮囑他的兒子們，不要在他死后搞佛事，遺言：“吾亡后，必不得為此弊法!若未能全依正道，須順俗情……”并特別強調：“不得輒用余財，為無益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虛談!”顯示出一種獨有的藐視宗教的氣概。    
       
    姚崇，71歲時卒于東都洛陽之慈惠里，謚文貞，葬于萬安山之南原，張說特為其撰神道碑。按其父姚懿墓碑云：崇母夫人劉氏遣令合葬，乃葬龍門萬安山之南。如是，姚崇墓當在其母墓之次。說姚崇，不能不談為其撰寫神道碑的張說。張說(公元667—730年)，字道濟，又字說之。公元689年應武則天策賢良方正的詔舉，以對策第一被錄取人仕，歷經武則天、中宗、睿宗和玄宗四朝，并三次出任宰相要職。與姚崇歷任三朝宰相有相似的經歷。玄宗時任命他為中書令，并封為燕國公，食祿300戶，禮遇很高。但不久，因與姚崇矛盾，被參奏下臺，貶任相州刺史。開元九年(公元721年)姚崇卒，張說第三次出任宰相。在文壇上，張說又是一個享有盛名的文學家和史學家。<舊唐書)說他“為文俊麗，用思精密”，朝中的許多大作，多出自他手，尤其擅長碑文、墓志銘等。他和許國公蘇頲一起，號稱唐朝的“燕許大手筆”。因此姚崇卒，特為其撰寫了墓志銘。（原標題：順應母意  開窟盡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