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厚重河南》，經常感到困惑的就是關于傳說與正史的處理，太多的傳說，會使行文顯得荒誕無稽，過多地敘述正史，又會讓文章顯得死板，結果成了歷史考據。如何把握這中間的度，寫到現在，我心里也沒有太多的數兒。像這次寫華佗，隨處聽到的都是關于華佗的傳說，就連《三國志》和《后漢書》等正史中，看來也有不少像是神話的東西。即便我對中醫學理論爛熟于心，對三國歷史也頗有研究，仍然需要花費大量的精力去甄別其中的真偽，選取那些蘊含歷史線索的傳說，剔除史書中一些虛無和浮夸的東西，還華佗一個真面目。做這個活兒，讓我覺得很累、很累。　　
       
    華佗之名出印度？　　

    近代國學大師陳寅恪曾撰文《三國志曹沖華佗傳與佛教故事》指出，華佗本身就是個神話故事，而且他的故事原型來自于印度佛教傳說，這個故事與《曹沖稱象》一樣，都是印度的舶來品。　　

   關于這兩個事件的懷疑源于陳先生對佛經了解實在太過“精深廣博”：前者源于華佗名字中的破綻。天竺語中有ａｇａｄａ一詞，意思是藥，音譯成漢文即是“阿伽佗”之類，而正如“阿羅漢”簡稱“羅漢”，省去一個ａ音節，而古音中“華佗”即與ｇａｄａ的讀音相應，所以推理出其比附印度神話中神醫耆域的奇術，其記載與華佗的行醫事跡往往相似，在此就不詳述了。后者對應的是《雜寶藏經》中所述，天神問群臣大白象有幾斤，結果大家商量來商量去也沒想出轍來，后來有人回去問老父親該怎么辦，老父親就告訴了他畫舟稱石的辦法。此外，文中還提到，漢末佛教傳到中土的時間還不長，但印度神話卻早已深入人心了。　　
        
     讀完這一段考據，我甚至對陳寅恪產生了懷疑。難怪陳先生的一位“私淑弟子”讀完這段言之鑿鑿的考據之后，做了一段很有趣但并不太容易讓人明白的評論，例如“第三個層次最可憐，這種人學識極其淵博，也就是說在某一領域與上帝幾乎平起平坐了，性格也足夠堅硬，不會動不動就激動，他本來是可以看到事情的本相，可惜康德和量子論聯手將其殺死——意識逃不出經驗的囚牢”之類，總的說來，就是陳先生在這段考據中連犯了主觀臆斷、信息不足與極端自信三種錯誤。　　
      
    首先，單憑名字讀音與梵文的相近就斷定華佗之名源自印度，有些武斷了吧，而像“佛教進入中國的時間還不算太久，而印度神話傳播已非常之廣，社會所受影響已非常之深”之類的話，不知道有什么根據。印度神話不隨佛教的傳播而傳播，其媒介又該是什么？其次，古人的名和字是相對應的，華佗名佗，字元化，本身是相對應的。古籍中“佗”當讀為“施”，與元化亦相應，此則與梵文無任何關系。極端自信的陳先生，出于對佛經的熟知，便把所見的文獻皆拿來與佛經相比附，以至于連七賢所居的“竹林”也為中原所無，乃從印度“進口”而來。其他如“巨象非中原當日之獸”之類的辯駁，固然不錯，但對于“挾天子以令諸侯”曹操而言，難道就不曾收到南方諸越的貢品嗎？　　

   《華佗傳》中存瑕疵　　

    其后，又有“反偽斗士”司馬南先生，為了扳倒“殺人神醫”胡萬林，使用了陳先生的考據再次論證了華佗的“醫學神跡”乃偽造，其原因不過是有人送給胡萬林一塊“華佗再世”的牌匾。不過，在這個論證中，我很不明白司馬南先生的邏輯，難道證明了華佗醫技的荒誕，就能夠說明胡萬林的無稽？華佗若地下有知，恐怕也會憤怒于這種莫須有的“連坐”之法的。　　

    但司馬南也并非只用陳先生的考據來論證，他還提出了自己的懷疑，歸結起來有如下幾點：１．華佗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實在可疑；２．李將軍妻子腹中掏出的那個死胎一尺來長，婦人居然自己無覺，別人也看不出肚子之大，只有華佗一人可以根據“脈象”而得知，這真是天底下的笑話；３．廣陵太守陳登肚子里能有“幾升”“紅頭生魚片”的蟲，這種病我們至今不知道是什么東西；４．華佗對患者之生死預見，連生死在何年何月都能夠計算得完全精確，這不僅在古代不可能，就是現代也不可能。　　
      
    對于華佗的年齡，史書所言確實有虛夸之處。從曹沖死時（公元２０８年）算起，華佗應死于此前數年。以此時華佗壽近百歲計算，太尉黃琬（公元１８９年任太尉，公元１９０年死于獄中）辟華佗之時，華佗已是８０歲左右的老翁，這是很難讓人相信的，漢代征辟，未見有超過４０歲者。結合他死的時候有少子、妻健在的情況，判斷他大致與曹操（公元１５５年～２２０年）年歲相近或稍大（估計生于公元１５０年左右），是比較可信的。　　

    這種虛夸，實際上是時人對方士的一種公開“宣傳”。華佗在《三國志·方技傳》被列為第一位，因此也被當時的人認為是一位方士醫生。在世俗人的眼里，這種人修道煉丹，都可以長生不老，像曹植在《辯道論》中說“世有方士，吾王（指曹操）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甘始能行氣導引，左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谷，悉號三百歲”。這些方士都自號三百歲，流風所及，陳壽對華佗的記載失實便不難理解。　　

    對于死胎的事，則只能說司馬南先生孤陋寡聞了。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８日，德新社報道了越南一名７５歲的老太太因腹部疼痛去醫院檢查，結果令所有人目瞪口呆——老太太的肚子里竟然懷著一個８個月大的已鈣化死胎！令人驚訝的是，老太太早在５０年前就已經懷上了這個胎兒，但她本人竟一無所知。除此之外，還有奇形怪狀、可能出現在身體各個部位的寄生胎等，則不是醫學專業人士之外的人所能了解的。　　

    說到寄生蟲，現代人可能已經很陌生了，但在衛生條件很差的古代，確實是一種很常見，也很令人討厭的疾病，華佗是治蟲的高手，他的漆葉青黏散就是一服藥性相對平和的殺蟲方劑。中醫中有“九蟲”的說法，什么伏蟲、蛔蟲、寸白蟲、肉蟲、赤蟲等，不一而足，到底太守陳登感染的是什么，由于行文過簡不易判斷，但我認為，他很可能同時感染了數種寄生蟲。　　

    至于對預后的把握，正是顯示醫生水平的最好標準，就連我這個沒上過幾天臨床的人，對病人用藥以后的情況也有個大致把握，更不要說像華佗這樣的高手了。　　
       
    漢末為何多神醫　　

    東漢末年，雖然兵火交爭，動蕩不安，卻是名醫輩出，僅建安年間，就同時擁有三位歷史上極為杰出的醫學家，史稱“建安三神醫”。其中，董奉隱居廬山，留下了膾炙人口的“杏林”佳話；張仲景撰寫《傷寒雜病論》，理法謹嚴，被后世譽為“醫圣”；而華佗則深入民間，足跡遍于中原大地和江淮平原，在內、外、婦、兒各科的診治中，曾創造了許多醫學奇跡，尤其以創麻沸散（臨床麻醉藥）、行剖腹術聞名于世。　　

    亂世出豪雄，時勢育英才。我很驚奇于漢末醫學人才的濟濟一堂，當然也希望能夠探查一下背后的原因：大兵之后，必有大疫，疫病蜂起，凸顯出醫生的重要作用，足夠多的醫學素材與醫療實踐，讓名醫們積累了寶貴的實踐經驗，經過總結和升華，就成為流傳后世的經典。像《神農本草經》與《傷寒雜病論》等，都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可以說沒有這大兵之后的大疫，就不會有“建安三神醫”。　　
         
    但漢末一次又一次的大疫是如何產生的呢？查證之后，我驚奇地發現，它居然與世界上最早的“生物戰”有關。據《漢武大帝》的導演胡玫及編輯江奇濤考證，世界上最早的“生物戰”起源于漢武帝后期的漢匈之戰，由匈奴人最早使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對中國乃至世界造成了嚴重的禍害，影響甚為深遠。　　

    征和四年漢武帝著名的“輪臺詔”中說：幾年前匈奴將戰馬捆縛前腿送放到長城之下，對漢軍說：“秦（即ｃｈｉｎａ，中國）人你們要馬，我送你們戰馬。”而所捆縛的這些戰馬，是被胡巫施過“法術”的馬匹，實際就是染上草原所特有、漢地所沒有的細菌、病毒的帶疫馬匹。漢人將此馬引入關后，遂致人染病。匈奴胡巫通過疫馬和疫畜所施放的瘟疫，當時人稱為“傷寒”。這種“傷寒”有兩個病征，一是因發高熱而苦寒，一是患者體有淤斑，死亡率很高。　　
       
    在漢武帝時代漢匈戰爭后期，由于漢軍攻勢猛烈，“匈奴聞漢軍來，使巫埋羊牛于漢軍所出諸道及水源上，以阻（詛）漢軍”。漢軍觸及或食用或飲用過設置牛羊尸體的水源，就會大染疾疫，使軍隊喪失戰斗力。顯然，這些牛羊是被胡巫做過特殊毒化處理的“生化武器”，這是人類歷史上見諸記載的第一代生化武器。　　

    漢武帝時代的名將霍去病，遠征匈奴歸后，年僅２４歲就病死了，使他早夭致死的病因在歷史上始終是一個謎。但是《漢書》本傳記：“驃騎將軍登臨瀚海，取食于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他的部隊不帶糧草，完全依靠掠食匈奴牛羊，在胡巫施術后，部屬必多染疫疾。這位年輕將領一向體魄健壯，驍勇過人。遠征歸來后，暴病而夭折。現在看來，很可能與匈奴的“生物戰”有關。　　

    由于缺乏有效的抗疫手段，自漢武帝后期開始，從西漢中期直到三國、魏晉的二百余年間，這種流行惡疫呈１０～２０年的周期反復發作，頻頻不已，綿延不斷。靈帝光和五年春（公元１８２年）的大疫最為迅猛。靈帝中平元年（公元１８４年），張氏三兄弟（張角、張寶、張梁）趁民間大疫流行，“以妖術教授，立‘太平道’，咒符水以為人療病，民眾神信之。十余年間，徒眾數十萬”，史稱“黃巾起義”。　　
         
    戰亂與疾疫，導致這一時期中國人口銳減。漢桓帝永壽三年（公元１５７年）統計全國人口５６５０萬。僅百余年后，晉武帝太康元年（公元２８０年）統計，全國人口僅有１６００余萬。據推斷，當時流行的這種“傷寒”病癥可能是兩種與嚙齒類動物有關的烈性傳染病：一是鼠疫，二是流行性出血熱。北中國流行的主要應該是后者，因此病基本未過長江，也許是大江阻隔了老鼠。匈奴本是這場“生物戰”的最初發動者，但本族后來也成為嚴重的受害者。史載，自漢武帝征和年之后，匈奴部亦屢遭大疫，導致人口銳減。在漢軍的打擊下，勢力急劇衰落。隨著北匈奴的西進，公元２世紀后，這種瘟疫暴發于中亞，２～３世紀流行到羅馬。公元６世紀中亞、南亞、阿拉伯半島、北非，傳布到幾乎整個歐洲。其間反復發作，對中古歐亞歷史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中世紀晚期著名的文學作品《十日談》，就與當時在意大利流行的“黑死病（鼠疫）”及出血熱有關。　　

    大疫的流行，還與整個氣候的變化有關，從八千年前直到春秋時期，大概屬于冰川末期，整個地球氣候都比較溫暖，黃河中下游一帶還是亞熱帶至暖溫帶氣候，中原地區仍有大象出沒。隨天體運行及地球內部變化，進入后冰川時代，地球氣候逐漸變冷（因此才會傷于寒邪），再加上漢初休養生息、輕武尚文的習氣，導致漢人的體質迅速下降（想想游牧民族如契丹人被漢化以后的情況就知道了），又有了“生物戰”這樣的疫源，怎會不大疫頻發，名醫輩出呢？　　
      
    名醫輩出的原因，還得益于漢代政府對醫學的重視與提倡。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官方整理醫籍，就發生在漢代，而據考證中醫學的理論奠基之作——《黃帝內經》，也是在劉向與劉歆父子校書的過程中成書的。正是在《黃帝內經》中陰陽五行理論的指導下，漢末的名醫們才陸續整理出《傷寒雜病論》和《神農本草經》，從而完成了中醫學理、法、方、藥四大基石的構建工程，使中醫學的發展行進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原標題：“許都之畔華佗墓”系列 之三神醫之術真或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