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羽千里走單騎，雖義薄云天，豪氣萬丈，但實際上是一個莫名其妙的兜圈運動。他從許昌出發，本該直接向北過今鄭州等地北渡黃河，但他卻西走禹州，到洛陽，又向東輾轉到滎陽地界，然后渡河，可謂史上最牛的“兜圈運動”了。

    關羽此舉，是羅貫中的失誤，還是另有原因？我們循著關羽千里走單騎的腳印，去感觸歷史文獻與民間演義中的關羽此行。

    我們的第一站，就是許昌灞陵橋，這里是關羽千里走單騎的起點，關羽在此挑袍辭別曹操，開始了其一生中最輝煌的時刻。

    關羽千里走單騎似乎在兜圈

    許昌城西八里處，寬闊的石梁河在陽光下泛起漣漪，橫跨兩岸的灞陵橋靜臥水上，倒影重重。這里就是傳說中的關羽千里走單騎的起點。

    在三國時代，這里是許昌西到洛陽、南到宛襄的著名官道所經之地；如今，一堵圍墻，將游船、飯店、卡拉OK廳、跑馬場、迷魂陣，連同灞陵橋一起，圍成許昌最著名的三國文化遺址公園。而官道，則杳然不可尋。

    能尋找到的，只是關羽橫馬立橋的雕像。這是身在曹營的關羽，知道劉備下落后，掛印封金準備離開許都時，被曹操追趕上的地方。

    他謝絕曹操贈送的盤纏，用刀挑起曹操贈送的錦袍，揚馬而去，開始了自己詭異的行程：一路向西過東嶺關、洛陽，再東轉汜水關、滎陽和黃河渡口，然后北渡黃河。

    之所以說這著名的“過五關”是一段詭異的行程，是因為當時劉備正在河北（黃河以北）袁紹的帳中，關羽完全可以從許都（今許昌）直接向北出發，不必向西到洛陽兜那么大的一個圈子后再渡河。

    他為何要兜這么大的一個圈子，給我們留下這段可謂史上最牛的“兜圈運動”呢？

    羅貫中將西安灞橋“搬”到許昌

    這并非羅貫中的地理失誤。羅貫中雖然沒有實地考察這段路線，但在關羽辭別曹操尋找兄長的情節上，他還是沿用了早期說書人的說法，并將之略有改動，才造成如此的局面。

    實際上，早期的說書人，并沒有弄清楚關羽辭別曹操時，曹操已經定許昌為都，他們還以為曹操仍在長安。

    所以在元代的《三國志評話》里，仍將關羽辭曹的地點定為長安，并按照長安城外的灞陵橋，虛構了“灞陵挑袍”這樣一個故事情節。

    灞陵橋本為灞橋，在今西安市東灞水之上，漢唐人常常在此折柳送別，有“年年柳色，灞橋傷別”之說，故為后人所熟知。說書人將灞橋虛構入關羽辭曹情節，原本自然。

    這樣，按照說書人的故事，關羽便從長安出發，一路東行，過洛陽、汜水關、滎陽、黃河渡口，完全正常，并沒有任何地理上的繞圈失誤。

    很顯然，羅貫中折服于說書人“灞陵挑袍”的精彩故事，將之完整保留，但在寫《三國演義》的時候，卻發現關羽從長安出發，是一個明顯的低級失誤，因而就按照歷史，將關羽辭曹的起點從長安改為許昌。
    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是，羅貫中雖然改變了出發地點，卻無法改變關羽的出行路線，所以他仍然保留了洛陽、汜水關、黃河渡口，并在洛陽之前虛構了個東嶺關。

    而灞陵橋，也只好從長安搬遷到許昌，成為這次莫名其妙的“兜圈運動”的起點。

    關羽許昌辭曹歸劉實有其事

    關羽許昌辭曹歸劉，并非小說家言，乃實有其事。

    據《三國志·蜀書·關羽傳》記載：“初，曹公壯羽為仁，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及羽殺顏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于袁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

    至于關羽如何“奔先主于袁軍”，《三國志》并沒有記載，從史籍資料中也難以發現端倪，只有民間歷史演義而已。

    只是在羅貫中的演義中，雖然將首都由長安改正為許昌，卻忘記了許昌并沒有灞陵橋。清人毛宗崗父子點評《三國演義》時，大概就發覺了這個錯誤，干脆將“灞陵”二字去掉，以為糾正。

    許昌現在的灞陵橋其實原名八里橋。明嘉靖《許州志》記載：“八里橋在州西八里，相傳為曹操送關羽之所。”八里橋之所以改名為灞陵橋，大概受早期《三國演義》版本的影響，將錯就錯借以附會而已。

    八里橋最早建造于什么年代，已不可考。原橋1969年被洪水沖毀，只留下橋基淹沒在水面以下；1990年謀劃重修時，設想恢復為漢代的風格，但苦于沒有可供參照的模樣；后來根據新野出土的漢代畫像磚——“泗水撈鼎”的記載，恢復為現今的模樣。

    這座新修的灞陵橋全長121米，主跨57米，寬6.2米，單拱雙柱，兩側青石欄板上刻著148幅浮雕；橋的東西拱端各筑有高3米、長11米的閱臺。其中在東閱臺正中入口處，有一座七八米高的關羽雕像，手提青龍偃月刀，身騎赤兔馬，迎風勒馬，美髯飄飄。

    在橋的兩側，各嵌有石碣一通，一通刻有關羽“挑袍圖”，傳為吳道子遺墨；一通刻有“辭曹書”，為清康熙年間許州書法家滕之瑚所書；橋旁還有“漢關帝挑袍處”石碑，為明末總兵左良玉所題。

    灞陵橋文管所工作人員文靜說，在重修河道的時候，曾從橋下河道的淤泥中清理出原橋上的石獅子、雕像和雕欄構件，后來在關帝廟后院的水系之上，用它們復原了一座小得多的小橋。

    關羽為何在許昌變成財神爺？

    灞陵橋西，紅墻飛檐，依河而立者，為灞陵橋關帝廟。

    在全國近萬座關帝廟中，這座三進院落的關帝廟，是較為獨特的一個。

    說其獨特，是因為在其正殿中，不但供奉著關羽的塑像，而且還供奉著曹操的塑像：能將關羽與曹操一同供奉者，天下關帝廟中，灞陵橋關帝廟恐怕是少數幾個。

    比較耐人尋味的是，關曹的塑像，并非是尋常廟宇中正襟危坐或英武挺立的那種，而是兩人騎在馬上，在灞陵橋送別的情形。

    時近中午，人們三三兩兩地來到正殿門外的香爐前焚香拜祈，不知他們心中拜的是關羽，還是一向被人們懷有偏見的曹操？

    灞陵橋文管會的工作人員文靜說，此廟修建于清朝康熙年間，雍正、乾隆年間都曾進行過維修，被毀后1984年又進行了重修。

    這期間雖然屢經修毀，但供奉的塑像從清朝起就沒有改變，都是關曹共存的灞陵橋相送場面。

    許昌人對此已經習以為常，并不覺得兩人的共存會帶來拜祈時的尷尬。

    幾乎所有的關帝廟都在貶曹，為何唯獨許昌的關帝廟依舊保留了曹操的塑像？

    灞陵橋關帝廟為何供奉曹操？

    這恐怕與許昌人對待曹操的態度有關。許昌人對關羽十分尊崇，但同樣對曹操也相當尊敬。

    曹操將許昌定為都城，并在此經營了25年，成為許昌光輝歲月中繁榮穩定的一段歷史記憶。曹操的這段功勞，恐怕許昌人是十分感念的，所以供奉曹操，是可以理解的。但在關帝廟中供奉曹操，似乎具有更特殊的含義。

    事實上，關羽一生最大聲譽的起點，就是在灞陵橋，這也完全是曹操所造就的。

    在辭別曹操之前，關羽在虎牢關溫酒斬華雄時，不過是個馬弓手；白馬之圍斬顏良時，也不過是個小有名氣的戰將；只是在歸附曹操之后，曹操極盡禮遇，“上馬金，下馬銀”，還送赤兔馬，上表漢獻帝封關羽為“漢壽亭侯”；關羽不辭而別，曹操還追送到灞陵橋，贈送路費與錦袍留念：這種天下罕聞的禮遇讓關羽聲譽達到了極致。

    文靜說，灞陵橋一別無論對關羽還是曹操來說，都是一個雙贏的局面：關羽從灞陵橋離開時，意味著他找到了人生輝煌的起點，而這個起點是曹操的大度給予他的，成就了他過五關斬六將千里尋兄的千古美名；曹操雖然失去了關羽，但他追趕到灞陵橋，不但不進行加害，還送盤纏和錦袍，顯示了他的大度和誠信天下的胸懷，更體現了一個管理者的才能。這成了曹操招攬賢才的典型，雖然失去了一個關羽，卻贏得了天下人的心。這也為他以后的事業奠定了招攬人才的基礎。

    關羽許昌搖身變為財神爺

    在關帝廟東偏殿，供奉的是關羽的武財神像。這尊像同樣是右手捻長髯的經典坐姿，但頭頂的帽子卻發生了變化，由威風凜凜的戰盔變成了宋代的雙翅冠；左手中的《春秋》，也變成了金光燦燦的元寶。

    關羽為何搖身變為財神爺？文靜說，這是關羽在商業和精神方面的影響所造成的。

    從商業方面的影響來說，傳說關羽“博學經書，擅長算學”，在離開許昌前掛印封金時，把曹操賜予的金銀財寶一一寫明在賬冊上，向曹操詳細交代了自己的開銷。這種方法對商業的發展（尤其是規范地記賬）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更像現在干部離職前的財務審計。”文靜開玩笑地說。

    文靜說，從精神層面來說，關羽代表了誠信、公正、仁義和出入平安（千里走單騎）等傳統的價值取向，特別是誠信公正，是商人最看重的。

    除了許昌人的說法之外，還有一種比較有趣的說法：關羽自隋唐時代開始被神話，一直到清代商業繁榮時，才轉而兼職做了財神爺。

    關羽成為財神爺，與兩種說法有關：一種說法是關羽年輕時，曾在家鄉販賣布匹，最擅長算數記賬，并發明了日清簿，為后人所效仿，更因其青龍偃月刀十分鋒“利”，與生意人最講究的“利”相通，自然成為商業上的保護神。

    另一種說法是關公成為財神與山西商人有關。山西商人把關公作為出門在外的保護神，在他們遍布全國的會館里建筑關廟。因為游走天下闖蕩江湖也需要彼此照應，所以，他們就經常效仿“桃園結義”結成異姓兄弟聯盟。（今報記者 李長需/文 張曉冬/圖）【原標題：三國地理之許昌灞陵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