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關帝廟的碑記記載,關帝廟進行的一次大修,是清道光十六年至十八年,碑文還詳細記載了此次修建的募銀數額、商號、個人、消耗等內容。據記載,此次大修前,已進行了長達九年的募銀。從道光六年到道光十五年,共募銀2.6萬余兩,抽厘10290兩,其中坐賈捐銀16270兩。捐銀是“量本金之大小為捐數之重輕”,一般情況下,商人捐贈的比例為千分之一,以此來算,可以看出周口在當時河南城鎮中的經濟地位。史書上稱,周口地處“燕趙江楚之沖,秦晉淮泗之道”,為“水陸交會之鄉,財貨堆積之藪”,位居河南“四大名鎮”之列。
應該說關帝廟的興建與周口當時的經濟狀況密不可分,若沒有周口當時的商業就沒有今日的關帝廟,而若沒有今日的關帝廟,人們也很難想象周口當時的繁榮程度。“周口當時商業發達情況,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周口文史專家王羨榮先生說,“一是出現了十多個巨商,年經營額在5萬兩以上;二是商家眾多,星羅棋布,僅商號就有1500~2000家。”周口是個地地道道的“商城”。這自然吸引了各省逐利的商人。清康熙以降,周口陸續建成了十余處會館,其中山陜會館有兩座,一座在沙河北,就是今天人們所說的關帝廟。在所有的會館中,沙河北的山陜會館也就是關帝廟最大,也是保存最好的。清咸豐年間,周口屢遭戰亂,“三次焚毀,幾至于盡”,十多個會館多有損毀,關帝廟所幸未受太大沖擊。
2008年歲末,沙河看上去頗有些冷寂和蕭條,一葉輕舟,無奈地泊在岸邊。冬季枯水,河難行船,自然難有帆影,但清淺的河面卻隱潛著歷史的影子。
“三魚共一頭”折射周口的地望
關帝廟鐵旗桿底座上,有一“三魚共一頭”圖案,它是周口地域的形象描繪,喻指了周口是沙河、潁河、賈魯河三河交匯之地。
周口這一地名,是由周家埠口、周家口簡化而來。實際上,若嚴格劃分,他們并不相同。600年前的周家埠口,僅指子午街(現在的周口老街)一片集市及附近渡口河岸。它和先它而存的現在賈魯河西岸的永寧集,還是兩個地名。明成化年間(公元1465~1487年),賈魯河通達周口,隨著淮潁漕運的發展,周口遂形成兩河三岸的通商碼頭,從那時起周口漸成為三河的總稱。明朝中后期,靠三河之便的周家口,商貿日漸繁榮。
據王羨榮介紹,作為豫東商埠重鎮的周口,興于明后期,盛于清前期,衰于清末民國初年軍閥混戰時期,周口商貿繁盛400余年。其間,這里先后出現22個渡口、115條街巷,10處會館,8座清真寺、41座寨門、50余處廟宇,商貿之繁榮可見一斑。
有專家認為,周口的價值還在于它曾經在中國運河史上的地位。按史料記載,歷史上最早連接黃河的人工河是鴻溝,而周口境內沙潁河以北的賈魯河、蔡河、渦河、新運河,都是從古鴻溝演變過來的。
周口境內,多有與運河有關的河道,其中蔡河西漢時叫浪蕩渠,魏晉時為蔡水,唐五代為沙水,為南北水運要道。《史記·河渠書》中記載:“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水經注》記載:“沙水東經長平縣故城北,又東南經陳城北,故陳國也。又東而南曲,經陳城東謂之百尺溝,又陳南流注于潁。”
蔡河有兩個特點:一是開發早。隋煬帝開鑿大運河前,蔡河已經是連通黃淮的人工運河了,其歷史比隋運河至少要早900年。隋運河建成后,蔡河仍發揮著重要的漕運和灌溉作用。二是利用時間長。《陳州縣志》載:“五代后周顯德六年(959年)引河入蔡,以通陳潁之漕,明初置七閘以通舟楫。”
賈魯河是周口境內的另一重要河流,據《西華縣志》記載:賈魯河漢為浪蕩渠,魏名沙水,唐五代為蔡河,北宋時叫惠民河。元至正四年(1344年),黃河在山東曹縣白茅堤決河改道,淹沒了河南、山東、安徽、江蘇等地的十多個州縣。此后幾年間又多次決口,黃泛區人民深受黃水之害,生活苦不堪言。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55歲的賈魯受命于危難之時,出任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開始了浩大的治河工程。他采取了疏浚和堵塞并舉的方法,即在疏通黃河故道和支流河道并不鑿新的河道的同時,堵塞缺口豁口,修筑堤壩,將水重新逼入故道,至十一月,所有土木工程完畢,大功告成,多年的水患被平息。這是我國治黃史上著名的“賈魯治河”,賈魯河的名字也由此而得。
《周口市志》記載:明成化年間,賈魯河始通周口,與沙潁河匯通。
周口境內的渦河,也為古鴻溝的一支。據《中國歷史地圖集》載,渦河始于西漢,源出扶溝東浪蕩渠,古稱泊水。”
與河相應,周口的航運早在兩千多年前就開始了。據記載,早在兩千多年前就有利用鴻溝(浪蕩渠)進行舟船運輸的記載。周赧王三年(公元前312年),越王贈魏惠王300只船旅軍資,由淮經項(今沈丘縣槐店)入鴻溝,抵達大梁。后歷兩漢,至三國魏黃初五年(224年),魏文帝御舟東巡伐吳,水軍循潁浮淮入壽春到揚州。三國魏正始四年(243年),鄧艾在陳、項屯田,開鄧艾溝引水灌溉,大積軍糧,鑿廣漕渠,通舟運糧。唐大歷十二年(777年),陳州刺史開陳、潁運路以通漕運。唐建中三年(782年),李勉疏治蔡水,潁河水運亦隨之興旺。五代后周顯德元年(954年)四月,宰臣李谷疏導蔡河,以通陳、潁水運之路。顯德六年(959年),在汴口設斗門,導汴水入蔡水,以通陳、潁之漕。此后,汴蔡漕運成了宋王朝的生命線。北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許州知州石普在逍遙大流堰穿渠開二斗門引沙河入蔡,以漕京師。
明朝時期,運河漕運大振。據《海河史簡編》記載:“永樂成祖徙都燕京,漕運之局勢又變。永樂元年漕運始用淮船,受300石以上由淮安入淮河、沙河,經太和至陳州潁歧口跌坡下,用線船可載200石以上運至跌坡上,分別以大船入黃河,至陽武(今原陽)、新鄉、八柳樹等處,陸續運入衛河,轉運北京。”明永樂六年(1408年),明成祖采納戶部郁新奏言,開辟淮、潁、沙三河漕運,周家口為漕運要道。明萬歷年間,航運又有所發展,埠口逐漸增多,商賈云集,桅檣林立,周口成為淮河流域的物資集散中心之一。當時翰林學士熊廷弼曾過周口題詩曰:“萬家燈火侔江浦,千帆云集似漢皋。”
清順治年間(1644年~1661年),社會秩序稍安,市場相應繁榮,外省商賈競來周口經營,附近農產品,糧、棉、麻及皮毛等聚此成交。市場擴大,行業增多,貨物吞吐量指日而上,原有埠口不能滿足物資轉運及過往商旅之需要,先后又開辟了大渡口、小渡口、新渡口、上下齊埠口等多處渡口。沿河兩岸,街坊連接,永寧集東西長達十余華里。康熙初年,周口有1919戶。陳州管糧州判原在州治(今淮陽縣城)內,康熙九年(1670年)移設周口,統管全鎮市面,周口遂成為繁榮市鎮。至乾隆年間,周口商務臻于鼎盛。
周口逐漸形成了東南西北水上運輸網,成為江淮流域北航商運的咽喉要道,北通燕趙,南達江楚,西控秦晉,東臨淮泗,成為直、魯、豫、皖、蘇等省的物資集散地,旺季日吞吐量四萬噸左右。其時,從界首至襄縣各碼頭,擁有貨船一萬多艘,周口三岸的船戶六百余家,大小船近千只。河面上千帆競發,晝夜兼程,鏢頭喝號開道,威武壯觀。同時,周口碼頭經常停泊大小船只五六百艘,過往船只川流不息,周口碼頭常年桅檣如林。
捐資者名單透出晉商在周口的地位
發達的漕運,使周口在清朝前期進入工商貿易鼎盛時代。其時,“人煙叢雜,街道縱橫”,“車舟輻輳,煙火萬家”,被稱為“水陸交會之鄉,財貨堆積之藪”。十四省行商巨賈,紛至沓來,力謀發展,共同演繹了周口六百年之輝煌歷史。其時的最主要內容,就是商會的林立,商會中又以山西、陜西、安徽、湖北、懷慶等外籍商幫為主。其中,又以周家口的山西幫商人為盛。
山西幫商人(包括部分陜西人)進入周口時間較早,經濟實力雄厚,對周口商貿開發貢獻也最大。現存的關帝廟碑文記載,周口南寨關帝廟山陜會館,始建于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北寨關帝廟(現存博物館)則建立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從這些資料中可知:一是耗巨資修建會館,必是在山西幫大批進入周口,并逐步站穩腳跟、基業穩定、團體實力強大之后才能辦到的事,這要有一個不短的過程。據此我們可以斷知,山西幫大批入周口之年代,最遲也要在康熙之前。二是,從康熙二十年到三十二年,前后僅十二年,山陜籍商界能連續建起如此規模巨大、富麗堂皇的兩處宮殿式寺廟會館,充分顯示出遠在清代康熙年間,山西幫商界在周口的雄厚經濟實力。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重修關帝廟的石碑上,記載有捐資者的名單,這些名單中,從一個側面可看到當時周口的商業情況。重修關帝廟碑記上計有雜貨行189戶、麻行21戶、油行16戶、絲行9戶、布行13戶、京貨15戶、煙行14戶、米行13戶、果行12戶、山貨11戶、牛行7戶、魚米行3戶、竹木行3戶,藥材行1戶、皮行2戶,連同八大董事共十六行業300余戶。這十六行300余戶,不但行業廣泛,戶數也很可觀,其中尤以雜貨行為最。碑上所列八大董事董合盛、李源發、李玉成、王恒吉、路成盛、劉興盛、牛公盛、李玉盛,都是其時山西幫之頭面人物。其中牛公盛一戶,自清初以絲織為業,屬200余年老字號,直到民國初年才被徽商收購,改稱永盛昶機坊。其他在周口的晉商,還有太原張氏在北永興街開設的義盛承錢莊、晉城人開設的日升昌分號,均以匯兌業務為主,并可發行銀票。但山西幫之經營,一直以雜貨居多。民初以來有泰興盛、聚豐厚、天奎等號,專營湖(北)廣(州)糖類業務,銷量很大,為湖廣糖類在豫東的重要轉口基地。
關帝廟有關捐資者的情況,實際上成為晉商在周口歷史上的重要一頁,也敘寫著晉商在周口的傳奇。
據史載,其時晉商天順恒,有資金10萬銀元以上,專營自購自銷批發業務。他們深入湖、廣大批收購糖、紙、漆、雜,由漯河船運到周口,一撥十幾船,要連卸幾天才能盤凈進店。其時,周口有二十多戶本地人開設的行店,都聘山西人代任經理,皆因晉商經營有道,且極重信譽之故。抗戰前,周口雜貨行首推公和西。該號由陜西喬汝璋、晉人李型卿和長葛趙殿臣三人合股,設于南寨北永興街,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開業。其時,周口日泊船只數百艘,連同潁上、亳州、壽縣諸港,桐油皆賴周家口供應。一年春天,因市場銀根吃緊,桐油行情大跌,大量庫存積壓,無人問津。唯李型卿審時度勢,毅然高息貸款,大量收購。是年夏季修船季節,桐油價反彈暴漲,供不應求。公和西庫存豐盈,幾呈壟斷之勢,獲利空前。稍后,公和西由喬汝璋領銜,業務系同李、趙主持,更名恒興利。抗戰勝利之后,恒興利始改號“同和成”。從公和西到同和成,晉商雜貨經營頗知與時俱進,已逐步采納了一些近代資本主義管理模式,其資產負債與損益計算,采取新式簿記運行,并先后為周家口商界培養了一批人才。晉商焦長發自營雜貨,卻讓其子焦學理進入公和西學徒。焦某深知,只有送入別家學徒,才能毫無遷就地接受摔打磨練,最終學成經商之道,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晉商從業理念的高人一籌之處。
周口固然有懷慶、安徽、湖北、河北、兩廣、浙贛等外籍商人,但難有超越晉商者。而這樣的實力,也決定了關帝廟的“實力”。
周口關帝廟鐵旗桿底座上的“三魚共一頭”圖案,喻指著周口是沙河、潁河、賈魯河三河交匯之地。圖為周口關帝廟鐵旗桿。(李紅軍 劉濤)【原標題:周口關帝廟:一座城市的文化坐標】